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探析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有三：一为注重字训考据,在注经风气较为随意的明代,《老子通义》是一部难得的字训与义理并重的老学著作;二为以自然为宗,朱氏以“自然”作为《老子》思想之核心,认为万事万物皆不能外于“自然”,展现出不同以往的诠释路径;三为会通儒道,朱得之为阳明之弟子,受王学“三教合一”思想之影响,其在《老子通义》中也力图突破儒道对立论,从而会通儒道之学。     

论《老子》哲学思想诠释的基础——从《周秦道论发微》出发的考察

“道”是老子哲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但是,由于“道”在老子哲学思想中的多义性,使得《老子》之学异见叠出,众说纷纭。因此,本文试从《周秦道论发微》一书引起的诠释问题来说明认识《老子》思想诠释基础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巫史文化的演进及先秦儒道的渊源来探讨道家这一思想基础的来源。这可以有助于在不同的状况下（如传统文献诠释的差异,以及新文本的出现时等）有一基本的思路来理解道家学说。     

从《周易》视角看儒道会通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道两系均以《周易》为经典。《周易》以自身的特质和内蕴包含儒道发展的种子,含有容纳儒道的基因。《周易》古经是儒道同源的思想文本,《周易》传文使儒道会通真正实现,《周易》成为儒道共同的言说框架和思想场域,《周易》中奇偶符号、阴阳之道、天人合一等都为儒道会通提供了方法、载体、根据和视域,实现了儒道的兼收并蓄和圆融会通。     

竹林名士儒道会通思想探析

儒道两家从创始之初就建立在同一个文本《易》基础之上,魏晋时期,儒道会通成为思想领域的主要课题。魏晋禅代之际,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越名任心""任情越礼",表面言行彰显出"崇道反儒"的特性,但内在思想却潜在着儒道会通的本质,尤其是向秀的"儒道为一",则更加丰富了魏晋玄学儒道会通的思想体系。     

从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看庄子对儒家之“礼”的解构

用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审视先秦儒道之争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庄子对儒家思想持反动态度的深层心理原因及文化内涵。儒道之争是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是对社会无意识控制权的争夺。     

从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看庄子对儒家之"礼"的解构

用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审视先秦儒道之争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庄子对儒家思想持反动态度的深层心理原因及文化内涵.儒道之争是对人性的不同理解,是对社会无意识控制权的争夺.     

《庄子》内篇中的本体辩证哲学

本文是对庄子内篇的一个本体性的哲学诠释。彰显七篇包含的辩证发展的前提:宏观超融的道的观点引发了齐差异万物于一同的论述。过去对齐物论的说明争论可以由《逍遥游》作为起点来加以解决:齐物论者,非齐天下的物论也,而为齐天下之物之论;此处应显示出本体诠释的整全性而不必陷入个别经典诠释的质碍之中。齐物之论有其前提,也有其后果,如此方能说明齐物论后五篇的辩证发展,形成了对庄子内篇的整体的本体辩证的深入理解,为庄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对汉学家或汉学派A.C.Graham等对庄子文本的某些看法进行了批判的回应。为了论证此观点,本文先从庄子其人处入手,进而分析了《庄子》与《老子》、易学、禅学的思想异同。《老子》以简易的方式发挥了有无变易之"道",而《庄子》则运用"寓言""重言""卮言"以更细致地、更扩大地强调了"道"的曲折变化;仍能统一宇宙变化的真实感与无常感,导向禅学中变中见常、常中见变的智悟。从以上的比较之中,可以凸显《庄子》既出且入的本体辩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贯通对《庄子》内篇七篇的整体理解:《逍遥游》与《齐物论》作为七篇中的本体思想原理,从整体与个体的层面上发挥了本体之知,之用,之行。本文因而彰明了内篇七篇中道与人的本体之知见与用行之合一,形成了《庄子》的本体辩证哲学。     

浅论《庄子》中异化的孔子形象

《庄子》在阐明其思想时不是通过逻辑论证,而是将其思想蕴涵在寓言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逐步展示,其理论概念与范畴往往以某种具有代表性的形象化人物来体现。由于儒道同源共生性,孔子形象就成了《庄子》中主要的人物形象。儒道学派的冲突,又使孔子形象在《庄子》中亦正亦反,异化为三种:道家的代言人形象、道家的对立者形象、道家高人或隐士的陪衬形象。     

从《庄子》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方特色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不同的地域环境会造就不同的文学思想与文学风格。《庄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体现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庄子在所处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文学作品自然显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内容、风格和地域文化。由此,也可以从《庄子》的地域特色表现来归纳出能够代表中国古代文学地方特色的几点特征。     

《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及其意义

儒道两家思想基本理念不同,但有趣的是,以儒家圣贤著称的孔子却是道家经典《庄子》中出现频率最高、最活跃的人物形象之一。对于《庄子》一书中出现的孔子形象,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从对《庄子》中孔子形象的几种形态分析入手,通过揭示孔子形象的性质及其异化的成因,从而进一步挖掘《庄子》中所体现出的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思想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先秦诸子寓言的一面旗帜——庄子寓言与其他诸子寓言的异同

先秦诸子寓言一般是为给各自观点及哲学思想做佐注,但就其讽刺现实这一客观效果来看是一致的,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庄子》的批判性寓言讽刺尖锐犀利,严峭峻刻,风格独特,这一点为其他诸子寓言所不及。就其文学性来看,《庄子》寓言构图宏伟奇幻,汪洋恣肆、恢弘诡谲,在先秦诸子寓言中独树一帜。     

残忍的力量--对《罪与罚》和《活着》中"死亡"主题的比较

《罪与罚》和《活着》分别通过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和福贵的视野表达了对死亡所具有的残忍力量的认识。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决定了他们对死亡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也决定了“活着”对他们不同的意义。     

庄子“鼓盆而歌”新解

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向来被认为是庄子表现自己对死采取的一种旷达的态度。本根据献中对南方少数民族民间习俗“娱死”丧葬仪式的大量记载,探明庄子承受的化渊源,而认为他的“鼓盆而歌”,只不过是当时民间习俗“唱斋”“娱死”这种丧葬仪式的表现。     

国际友人在中国抗日宣传中的作用和贡献

大约在1931年～1945年期间,有相当一批外国知识分子奔赴中国各抗日战场.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精神传统,以独特的视角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的来访活动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展现在世界人民的眼中,他们用手中的笔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他们为此而写作的报道和文章架起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的桥梁.     

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数学教育东西方比较研究——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ICMI)研究动态介绍

教育的宗旨与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使得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数学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成为必然。面对以中国、日本等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与西方发达 国家之间在学生成绩与教学方法上的冲突，督促我们要进行超出课堂教学之外的深层研究，即从文化传统与教育传统的角度剖析。从而逐步开展对已有的传统方式进行反思，加深对数学教育的深层理解，并从彼此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与借鉴，以此确立需要改进的目标，促进数学教育健康、科学地发展。     

审丑近乎勇

《庄子》大量写“丑”。庄子美丑兼审,其审丑有勇而知耻。审丑既是庄子对华夏文化感性学特点的传承,也是他力图扭转被儒墨异化的人性的尝试,同时是对战国现实的真实反映。庄子之丑发展于老子之丑,庄子之丑不等同于恶,庄子之丑学与其美学一样,是庄子研究中不可偏废的重要领域。     

孔子、庄子幸福观比较研究

中国儒道两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庄子的幸福观各有特色,本文从幸福的物质维度、精神维度角度出发进行比较。孔子、庄子都热爱生命,对物质需求不高,注重精神方面的追求,孔子追求的是道德理性的内在满足,强调共乐;庄子追求的是单个人的心灵自由,精神逍遥。文章从孔、庄的生活背景、各自生活经历和理想人格观角度分析孔、庄幸福观的差异性原因。两者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司马彪〈庄子〉注》考论

今存魏晋时代的《庄子》注本中,《司马彪〈庄子〉注》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种。《司马彪〈庄子〉注》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它保存有《庄子》异文、佚文,这有助于《庄子》的文字校勘和训诂;它还存有今已不传的古书名及与他书相异的注释,为研究《庄子》及相关文献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中美教学文化的比较分析

为什么不同国家地区的教学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形式,笔者认为除了一些浅层次的因素外,最根本的是文化传统的差异。本文将从文化传统与教学文化的关系、中关文化各自的特征以及中关文化传统影响下的教学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等方面去揭示中关教学文化的根本性差异,以便对中关教学文化有一个本质性的了解。     

焦循《孟子正义》的疏证特色

焦循的《孟子正义》是清代第一部用一家之注的新疏，也是清代本赵注《孟子》仅存的一部新疏。于赵注，申、补、正、存，实事求是，不墨守唐宋旧疏“疏不破注”的成法，“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尽显清学特色。广考博征，融会贯通，精审独到，乃清代“新疏家模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