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孔教观的嬗变

康有为孔教观的嬗变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改革了传统儒学,融摄佛、耶二教,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孔教体系,同时他亦提出了孔教建构的举措;第二期为戊戌变法后至辛亥革命前夕,康有为发展了三世理论,弘扬孔教的宗教性,使得孔教在宗教判释与融合中获得新的发展,其复兴举措开启了海外孔教复兴活动;第三期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了三世说,指出了孔教的圆融至上性,并提出了系统的复兴孔教的方案,使孔教在复兴的实践中获得了新的生机。     

严复的宗教观与孔教观

作为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介绍了西方的宗教思想,并在对世界宗教的介绍中突出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的历史。为了以教治教,严复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彰显孔教与基督教的相同性,而是从不同角度突出中西之教的差异。严复还从教学相混、政教合一的角度剖析中国社会与西方的不同。通过对中国社会宗教状况的分析和保教与保种、保国关系的厘清,他寄希望于"自强保种"。     

陈独秀的孔教观

欲了解陈独秀的孔教观,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即：孔教的反动性;尊孔的荒唐性;反孔的必要性。孔教的反动性主要体现在其以教孝教忠为核心的三纲说即其伦理政治学说或曰礼教当中;尊孔的荒唐性则因为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其核心价值体系已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反孔的必要性之根本点即因为孔教与专制及国民劣根性有脱不开的关系。陈独秀之大力反孔的总出发点,是在于必欲坚持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一整套西方现代文化的价值体系,从而通过思想启蒙唤醒国人并走向新生。     

试论吴宓的孤独意识

吴宓在本世纪初年，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深谙西方现代学术思想、极力推崇中西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代学人代表。吴宓的主张在当时就难免孤独，但他的忧患意识多贯穿着希望祖国自立、民族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探索人生道路的艰辛。     

《学衡》杂志与人文主义精神——贺《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

1920年东南大学教授胡步曾写了一篇长文批评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长期没有一家刊物愿意登载。胡步曾是哈佛大学植物分类学博士，因此。他与哈佛校友梅光迪商量，决定自己创办刊物。这个意见得到刘伯明的支持，随后吴宓加盟，并被推为总编辑。梅、刘、吴也都是东南大学教授，刘伯明还兼校长室副主任。实际上是副校长的职务。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胡步曾写的《评尝试集》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连载。     

试论新感觉派的都市观

新感觉派的作品多描写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和都市人五光十色的生活状态.深入分析新感觉派代表人物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的创作,会发现都市在他们眼里既是繁华的象征也是罪恶的渊薮,并不是像以前研究者的观点,认为他们持的是享乐观、纵欲观.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昊宓等留关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恩、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学衡派文学观的影响与自我调整

秉承古典主义文学观,学衡派强调文学的道德内涵和精神价值,与倡导个性解放、信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新文学运动相左,为正在建构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系统,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深入,学衡派的文学观在不断调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新文学主流的关系也由对峙、抗衡逐渐走向同情、对话。     

重新认识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孔教的态度是批孔而非铲孔 ,他批判孔教的主要矛头是指向三纲学说而并不完全否认孔教的合理价值 ,主张依现代人生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对孔教的内容加以取舍。     

试论吴宓诗话中的文艺美学思想

本文对吴宓的文艺美学思想从自然与人工、创新与摹仿、内容与形式、诗性与社会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吴宓的诗

吴宓的诗歌创作选择的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道路,“新材料”即“一时一地之生活感想”,反映了他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旧格律”则为其诗歌的表现形式,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因才力所限与炼意炼字功夫的欠缺,颇多不足,吴宓诗歌的特征与研究价值,主要在于思想内容而非其艺术性。     

简谈吴宓的翻译思想与实践

吴宓先生一生从事翻译事业。他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在翻译时要注意选材，明确目的，并应坚持“首贵明显，再求典雅”的翻译原则。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先生的翻译实践中，使其在中国翻译界享有其特殊的地位。     

论吴宓《文学与人生》及其他

吴宓是五四时期“学衡派”的领军人物,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一直与新文化运动保持相当的距离。吴宓所激赏的是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开始的一条新人文主义的线索。他对儒家文化缺少精进的把握,个体经验性的阅读和缺少学术史的支撑,使得他的论述在公共领域显得幼稚浅显,吴宓回国之初的学术思路一直延续到他 1930年开始写作的《文学与人生》之中。他的学术思路受益于阿诺德,他的兴趣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而更倾向于现实人生中个人和社会伦理的重构。但他在对人生的分析中,隐含着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他没有关注充满多辨的学术史问题,往往以新人文主义的眼光来阅读作品,这使得他的作品难以进入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中。《文学与人生》预示着他在学术上无法进展,但对于他的则是个人人生的“圣经”,他把注意力过多地放置于具体的人生关怀上,加上与儒家理想相结合和表述不严密,当然受到主流话语的压抑,他所推崇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未能流行,他的学术著作也少有精彩之处,这与他归国时的抱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关于吴宓著译情况的系统分析

吴宓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宽阔，涉及范围很广，在诸如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译介、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外国诗学与诗歌翻译等多个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对吴宓的学术性文章概况、文学创作概况、出版的专著概况及未刊文章等方面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述评，无论对于吴宓学术还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都是一项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胡适的儒学观

胡适的儒学观相当复杂.当他作为一位学问家时,他对儒学作出了自己的历史判断,肯定了儒学中的积极价值;当他作为一位思想家时,他对儒学作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发出了激进的批孔呐喊.而且胡适一生对儒学的看法前后也存在很大差异.但不论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时间对儒学进行的研究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论吴宓留学前的文化经历与其文化取向的关系

吴宓家族与近世三原大儒刘古愚关系密切。在清华求学近6年，吴宓与汤用彤、吴芳吉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而且饶麓樵、J．Pickett等老师对他的诗歌赏鉴观和文化价值观倾向都有一定影响。同时，对儒家原典的熟读精思和对卡莱尔、爱默生、华兹华斯等人著述的阅读，也为他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分析吴宓当时的言论可知，是赴关留学以前的本土微观文化环境和经历促使吴宓主动选择了拜白壁德为师，并进而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勾勒吴宓学术人生的轨迹--《吴宓著译系年目录辑要》评介

《吴宓译系年目录辑要》一书是一部资料性很强的工具书。其将吴宓的译目录逐年逐月进行排列，给研究吴宓的人按图索骥、查阅相关资料以极大方便。其以史实为笔，以时间为序，精浅条地勾勒出吴宓学术人生的轨迹，向读再现了吴宓的主要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     

先秦儒家智德观述评

文章认为,先秦儒家智德观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一种人事之智或知人之明;从地位上看,智从于德,智是一种达仁、成就德行的手段;从智与德的关系上看,主张仁智合一,建立“仁且智”的道德理想人格;从目的上看,主张成圣成贤,用知识、智慧治理天下。文章在对先秦儒家智德观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基础上,进行了简短的总体评价。     

史铁生的幸福观

灾难深重的命运迫使史铁生苦苦思索什么是幸福 ,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结果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幸福观。主要内容包括 :幸福是主体的一种精神体验 ;幸福与痛苦相互依存 ,以痛苦为衬照 ;幸福在不断超越与追求的人生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