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中两类女性形象的再审视--在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之间

在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之间,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模式化地呈现出“两极化”的性格特征：“追问生命”的女性形象,承载的是剧作家回归自我的生命体验;“追问爱情”的女性形象,承载的却是剧作家逃避自我的生活体验。两类女性形象都逃脱不了失去自我的人生命运。     

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身份认同

王安忆在其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塑造了一类“不自觉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都具有写实的特征。她在中短篇小说《妙妙》《米尼》《我爱比尔》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精神成长的缩影,王安忆笔下这类“不自觉的”的女性分别在经历了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后,终于在自我和社会的挣扎中,在城市与现代化的冲击下,经历了由迷惘到堕落再到觉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她们重新认识了自我,获得了成长。     

现代女性离家书写的文学启示

本文从文学史的角度反思现代小说中“家”外生存的女性形象,拟从女性生存的社会氛围象征、“家”对女性出走的归宿与起点的双重意味、为女性之“我”而选择出走的审关内涵和文化意义这三个角度．分析女性出走这一文学主题对当下文学研究和写作的建设性意义：深刻认识女性生存状态．深入认识女性所负载的特殊审美文化象征,全面认识女性自我的社会角色、性别角色意识,从而深入思考这些女性形象对于现代女性走向独立解放之路的启示。     

女性写作中的自我意识

女性“自我”意识虽然是女作家以个的名义进行的故事叙述（即第一人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武断地将作品中的“我”等同于作本人。当然，这并不排队这个艺术形象上所呈现出的作本人的经验（他人的或个人的）特征，同时，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女生“自我”形象与其它类别的女性形象的区别。它是关于“自我”的言说（第一人称叙事并且这个“自我”必然地折射出女性作家的心灵特征。     

繁华落尽 何处是归处？——《重返巴比伦》中男权价值观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文章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菲茨杰拉德的著名短篇小说《重返巴比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发现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男权中心价值观下的产物。这些女性形象,无论是“强势”型,还是“受害者”型、“天使”型、“堕落”型,都是男权文化下的消费品形象,与此同时,这些女性形象模式也表现了社会对于女性的矛盾心理。     

日本文学中的男女交锋——男性自我与女性自我反吸收

自古文学作品中不乏女性形象,可在这些作品,特别是男性作品中,缺乏极具女性自我的形象。女性当然也有自我。男性自我与女性反吸收自我,这个原理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以至作家心中无处不在,理解了它,就能揭开矛盾戏剧冲突的源头。     

冰心诗歌中母亲形象及其文化含义探寻

在中国化中,“母亲”是一个特别的化符号，它的含义的演变一次次成为遮蔽女性自我的“迷思”。冰心诗歌中的母亲形象虽然完成了从古代“道德圣母”到现代“人性圣母”的超越与转变，却没有真正颠覆母亲神话模式，而是重塑了新一轮意义上的母亲神话。由此而生的母亲化含义，也是探寻“五四”化及其背景下女性追求自我的一个特别视角。     

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教育意义——以高教版中职语文（基础模块）教材为例

中职语文教材中共收录课文四十八篇，其中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品十三篇，这些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血肉丰满、经久不衰，她们或可亲可敬，或可怜可爱……她们的美好品质，对于中职女生“三观”的形成、心理品质的养成等，有着很强的“榜样”引领、行为“指导”、精神“熏陶”和心理“暗示”等作用。文章在详细分析中职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特征及类别的同时，着重探讨了这些女性形象对中职女生诸多的积极教育作用，其真正目的是想借此制订行之有效的语文教学策略，真正落实“与时俱进、立德树人、成人成才”的中职语文培养目标。     

媒介形象与父权规制——论青春家庭剧中都市女性形象的父权制内涵

青春家庭剧中的都市女性类型多样,大致有“他者型女性”、“自我型女性”、“依附型女性”三类,每一类女性形象背后都潜藏着“父权制”隐秘而强大的宰制力量。对“他者型女性”的规训体现了父权对女性社会价值的界定权力;对“自我型女性”的惩诫体现了父权话语对女性行动意义的言说权力;对“依附型女性”的矛盾心态体现了父权制既压迫女性也束缚男性的特点。现代女性在电视剧中鲜少被描绘为果敢、独立、专业、自由、智慧的女性形象,这与现实生活中广大女性对社会的承担背道而驰。这一方面显现了传统父权文化对女性价值低定位的强大意识形态影响;另一方面也显现了当代媒介文化对女性主体性价值缺乏认同与倡导。     

论秘书形象的塑造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21世纪秘书人才是复合型的人才，它要求秘书人员是多技能、高素质的人才。这就自然而然地要求秘书不仅有内在“美”，更要求秘书人员有外在的“美”。不管是内在美还是外在的美，它都是从秘书人员的自我形象中体现出来的。秘书人员良好形象的塑造，首先要求他／她确立自我形象的标准，其次依据这些标准来对自身的形象进行塑造。秘书人员自我形象的塑造不仅要从内在入手而且也要从外在入手，正是所谓的社会对秘书人员素质的三要求：好使好听还要好看。     

女性形象的类型与空洞--现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分析

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五类：受难型、理想型、畸变型、叛逆型、社会解放型。这些女性形象在带有遮蔽性的男性话语权威的挤压下,同时代主流话语相呼应,加上女性作家自我的隐匿和回避,造成了女性形象的空洞化。     

站立起来的“夏娃”——浅析90年代女作家女性意识的高扬

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是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女性的不懈探索中逐步发展成熟的，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已达到了完全自觉和成熟。本文从其解构传统男权审美规范、塑造女性作为“人”的形象和解构传统性别秩序。抒写女性自我生命体验两方面来深入阐释其女性意识的高扬。     

从日剧《月之恋人》解读中国人形象

运用形象学相关理论对日剧《月之恋人》中的中国人形象进行了解读,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了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中国社会中的民众群体形象、中国女性形象、在日中国人的形象;同时对注视者日本的“自我”形象也进行了阐释。认为该剧较为客观理性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形象,辩证地处理了“他者”与“自我”的关系。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玩偶之家》

易卜生创作的“娜拉”形象一直深入人心,该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娜拉”从依附到觉醒的心理转变过程,强调女性只有获得自我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从根本地作为“人”的意义上意识到自我价值,才能获得真正彻底地解放。     

走出“死亡”——《金瓶梅》女性出路新探

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作为一种固定化符号，在文学创作领域内被以“物”的形态书写了几千年。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这种状况也潜移默化地变化着。《金瓶梅》作为这种“社会存在”的真实反映，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即以此为切入口，借鉴西方理论对其折射出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界定，以期勾勒出女性在寻求自我出路过程中所展现的意义。     

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本文从女性视角出发，通过对男性文学文本中的“天使”和“妖妇”两种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出男性作家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塑造这两种虚假的女性形象以左右和警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从而达到控制和支配女性的目，这正是性政治策略在男性文本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丁玲早期创作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有着种种精神依附的痕迹,她们大多自恋于自己的弱者地位,对于丑恶的现实不是勇敢地正视而是进行种种消极的逃避,不少人物形象成为一组情绪或者一种观念的化身。丁玲在“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步入创作的沉寂期以后崛起于文坛。早期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追求自我独立人格,大胆直面人生的种种逆境,大胆的逼视自我的内心矛盾,充分展现了一代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且丁玲擅长于女性形象复杂的心理冲突和错综的心理变化的描写,所写人物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比较显得丰富而独具个性。     

犀利的剖白 多彩的描绘——浅谈郭沫若小说中的“自我”形象的塑造

从1919年春到1947年春,郭沫若断断续续地创作了近40篇中短篇小说,其中约有30篇属于自叙小说。这些自叙小说,虽然有的以第一人称“我”出现,有的以第三人称“他”、“爱牟”,或者其他什么名字出现,人物称谓不尽相同,但都塑造了以作者的生活经历为参照座标的“自我”形象。而且这些“自我”形象,描写得很真实、很深刻,很有生活色彩。这个“自我”形象就其思想内涵说,是多层次、多趋向、多角度的,是极其复杂、     

沉默与言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地位

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社会文化历史的边缘，她们具有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而丧失了文化性别和精神性别。女性主义兴起后，觉醒的女性向男权社会挑战，她们以行动颠覆女性的社会边缘性。女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文学描写中女性形象的地位。鲁迅、茅盾等以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提出了女性面临的问题，但女性是沉默的；庐隐、冰心、丁玲等以日记体、书信体的形式，让女性以“我”、以“妇女”的名义和身体去讲述、去言说，从而确立了女性自我言说的地位。     

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以网名为例

研究以网名为例，调查409名大、中学生在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特征，结果发现：1)通过网名呈现出来的自我，较少表现为与现实生活中一致，而多为“表达理想的自我形象”、“表达另一个真实的自我”、“表达内心的真实欲求”；2)人们视互动的具体情境使用相应的网名，以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该情境的特点；3)在网络空间中，男性较女性更希望通过新奇的网名来吸引网友，获得对方好感，而女性的网名较男性更多地表达和呈现其现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