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白文学思想的现实功利性及其诗化形态

唐中期的贞元、元和年间,随着传统儒学的全面复兴,以儒家政教文学观为内核的文学复古运动亦蓬勃展开。对此,向来论者皆以建立儒家道统学说的韩愈为此一思潮的最高体现。然而,以韩愈为核心分别形成各以诗、文为创作重点的两个文人群,古文创作主张“文以明道”,诗歌创作则注重“不平则鸣”,儒学观念与法则并未完全规范其诗、文创作。与之相比,在元稹、白居易的诗、文创作中,则不仅体现出儒家文学思想的全面影响与支配,而且在诗歌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论赵湘的散文创作理论

赵湘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致力于复兴儒学,其散文创作博采众长,并深刻地阐释了"道"的概念,强调"道"的功用;与前人比较,他主张为文要有强烈的自信心和使命感,要有广阔的视野,具有复古却不薄今的时代精神;文学理念上宗法韩柳,将创作和修养加以综合。这些都对宋初文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苏轼“诗书一体”观：内涵、机理与成因

苏轼将诗书画引向深度结合,“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是苏轼“诗书一体”观的核心表达,其内涵是以“德”为灵魂,以诗意为统领的综合艺术论。破体为文、体兼众妙、形式相连、书卷气息构成了苏轼不同文体、书体之间以及文学与书法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机理,“书卷气”是苏轼书法人文化、文学化的典型表现。苏轼的“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以及“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等文艺思想和哲学观念,乃是形成其“诗书一体”观以及文学与书法在求道之途上存在统一性、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主要缘由。     

文统、道统与政统——康雍乾时期的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论韩愈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韩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其平生行事,概而言之：日古文运动,日反佛老,日尊儒学。古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革新运动,而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反佛老是为了生道统,尊儒学,所以前二者是手段,尊儒学才是韩愈的真正目的。韩愈之道主要是通过阐发《孟子》的思想而显出来的,孟子其书在唐宋以前的地位至低,一直被列入子部,是经过韩愈及其后人的张扬才得以挤入经部,因此韩愈的发动作用不可低估。韩愈道论主要包括：明道、原道、道德三个方面的内容。何谓“明道”,就是明孔孟之道。孔子的思想在优语》一书中得…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古道、古文、古式：宋代文学复古的方式

宋代的文学复古和儒学复兴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都是以恢复和绍述儒家文化为明确的主题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宋代文人的理论和创作的实际情况尽管复杂，但从复古的方式上看，主要就是内容上对“道”的极端强调、语言形式上崇尚质朴平淡、体裁上重视散体文和古体诗等。     

论魏禧策论文对苏轼的继承与发展

纵观苏轼和魏禧的策论文,魏禧的策论深受苏轼影响,魏禧继承与发展了苏轼的策论特色。苏轼身处宋朝危机四伏之际,魏禧则身陷国亡之期,他们的策论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魏禧继承了苏轼策论"文以贯道,经世致用"之目的,据史立论,随机生发,翻新出奇,文笔纵横恣肆的风格特点。魏禧强调为文要"自成一家"、"识力超越",其爱国感情直露,更富战斗性,而且纵横捭阖,恣肆无忌,句法多奇拗曲折。     

范仲淹的仁义之道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仁义"是儒家圣人之道的核心,仁义之道也构成了中国道统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范仲淹的仁义之道是宗奉六经的圣人之道,是天道与人道统一的经世致用之道,是顺民养民育民的民本之道。儒学在宋代重振,出现理学之盛,范仲淹有开创之功;兴学立师,成就天下之士,"开万世道统之传"。范仲淹的思想对胡瑗、孙复、张载、李觏、周敦颐、二程等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论宋代理学对儒家诗教的发展

程朱理学的理论是以原儒为本色,吸收佛、道的合理内核,将儒学教化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儒家诗教在宋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经过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和二程"作文害道"说的发展,到了朱熹"文从道中流"的观点明确了文与道的辩证关系.道学和文学实现了自然而非勉强的融合,文学从里到外成了道化的文学,标志着道家文学理论的成熟.     

重估“道统”:儒学之当代使命

儒学在当前如何定位自身以及如何发挥自身的作用,已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儒家传统"道统"的确立一方面通过自我认同的方式,保持了儒学思想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偏颇之处,阻碍了儒学自身的发展。重估儒家之"道统",目的就是解决当代儒学如何与其他不同文化共处的问题。儒学应该勇敢地破除"道统"观念偏颇性的一面,以泽及"天下"的胸怀积极地与各种不同文化进行沟通,承担其应有的使命。     

宋初三先生诗歌研究

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被学界公认为是宋代理学的开山人物。在理学的初创期,他们以复兴儒学、兴盛道统为己任。在文道关系上,他们非文而强调道统;他们身体力行,以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道观,为宋代重要的诗派——理学诗派的发生、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宋诗及后世诗歌,使其带上＂尚理＂的色彩。     

儒家"文以载道"文学观对古代小说总体构思的影响

儒学对中国古代小说有多方面的影响,而最能体现儒家文学观念的"文以载道"思想,对古代小说的总体构思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与"道"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从文论的角度看,"文"一般指文学,"道"一般指儒家之道,即儒家的政治教化、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等。儒家"文以载道"观念,对古代小说的创作意图、人物形象设计、情节构筑、审美追求等影响颇深。     

石介与宋代儒学复兴

石介生活在儒家思想日渐式微的北宋时期,他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宣传儒家道统,积极从事儒学教育实践,为北宋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时于程朱理学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     

试论朱熹的文道观

朱熹在其理气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文道合一"的文道观.他主张文与道是不可分割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来.但他认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道比文更为重要,道是决定的因素.他的这一主张给予文学以一定的地位,从而完善并修正了此前理学家的文道观,显得更为通达和精致;但他过于偏重道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伦理道德作为评价文章成就高低的唯一标准,这表明了朱熹的文道观仍然是一种理学家的文道观.这一文道观对后世文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限制了朱熹自身的文学成就.尽管如此,朱熹仍然是理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作家.     

韩愈教育思想的儒学基础

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儒学思想包括道统观与心性观两个部分,并是其教育思想的来源和基础。在道统观的基础上,韩愈作《师说》,大力倡导师道尊严;在心性观的基础上,韩愈提出了以教传道、育才兴国、因材施教、兼采众家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主张。     

试论郑善夫乐府诗的儒学品格

作为明代"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阵营的重要组成成员,作为明中叶闽地阳明心学的主要代表,郑善夫是福建文学发展史上较早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名诗人。通过分析其乐府诗创作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美学追求,不仅可以认识诗人乐府诗创作的儒学品格,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诗歌创作与儒学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创造性转化:牟宗三与朱熹道统论的异同

朱熹的道统论代表了传统儒学道统论的高峰,而牟宗三的道统论则代表了现代新儒学道统论的高峰。二者的相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种意识:均对儒家圣人传道的认同意识,均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均视自己为接续儒家道统论之正宗的正统意识。二者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道统观方面、对待经典方面、心性关系方面和工夫论方面。客观把握和认识二者之异同,对于研究者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神化儒学

汉武帝登位之初是怀疑天命的,也不知如何实现天下大治,多次征集贤良文学问以治国之道.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吸收诸子百家思想,特别是天命观及阴阳五行学说,从而使儒学神学化.汉武帝肯定天命、大一统观,部分地吸收了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理论、现实与修史实践——欧阳修的排佛理论及在《新五代史》撰写中的应用

唐宋之际,儒道佛三教渐趋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容佛道思想的理学。在这一漫长的融合过程中,作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之一,欧阳修在继承韩愈古文运动成就的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韩愈排佛的思想。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反对佛教,也在最能代表其政治、史学思想的《新五代史》中,再次表明了其捍卫儒家道统的排佛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