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信先生

我和黎信先生只见过一面,但他严谨深邃而又循循善诱的学者风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十几年来,我都是把他奉为师辈尊仰的。 说起来话长,那是《新闻爱好者》初创时候,设立了一个问题讨论的栏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新闻中应不应有议论”。初次发表的文章有钱枫的《消息中不应有外加的议论》和吕子明的《新闻议论并不都是“蛇足”》两篇。我虽然1985年底就开始参与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我介入之前,前三期的稿子已经编定了。那时我年轻自信,又有强烈的表现欲和发表欲,于是看了上述讨论文章后,也写了一篇凑趣,题目是《使人惊不如人使人思——也谈消息中的议论》。黎信先生看到以后不以为然,专门写了一篇《消息中不应有议论》的文章寄来,主张“把记者自己的意见、看法等等毫不可惜地全部排除在消息之外”。而我的文章虽然也强调“最好是避免在消息中发议论”,但又说“如果既没有背景材料可介绍,又没有‘他人酒杯’     

胡真先生

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要为他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他是领导,而是因为编《书屋》时常常接到他的电话,表达他读《书屋》的看法（有的时候甚至是写信放到我的信箱）,虽然他的那些看法并非是我能同意的‘（我认为他有点左,思想也是比较旧）,虽然那个时候的他已是一个退休很久早已不在位的局长。     

邂逅张中行先生

被称为未名湖畔三雅士、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已驾鹤西去。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无论对先生有无亲炙之人,都敬佩先生厚德之风、雅致之文。随着先生的远去,“五四”最后的遗韵也渐行渐远,令人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晚辈如我者,与先生素昧平生,我是看了《读书》杂志的介绍,才知道有这么一位大师的。但1994年2月5日,一次偶然的机会,竟使我有幸见到了张中行先生,并蒙他厚爱,亲笔题字送我一本他的新作《顺生论》。说起那次机遇,还是《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陈复尘给我提供的。彼时我还在报社供职,复尘兄告诉我说,北师大出版社有一个启功先生著作的…     

答余杰先生

余杰先生:您好!我还在“千禧之旅”途中。回国后接到的电话多数都提到大作《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今天又有一位记者远道送来了复印件,拜读了。大作的标题是第二人称的问句,我理应作个回答,也感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细读大作,您要我忏悔的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石一歌”,二是《胡适传》,然后归结到整体表现。略作说明如下:一、把“石一歌”说成是我,搞错了。     

吴丈蜀先生

吴丈蜀老人对我初无太多的印象。因为他得大名时,我尚未出道。说起来,我与他是前后的同事,因为我们曾经先后供职于同一家出版社。而那一段光阴对他来说,并不是愉快的回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1957年起我被剥夺工作权利22年;而在我则是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我与他的最初交往是因为他的一部书。他在我所在的编辑室里有一部《中国历史三字经》。自然这不是90年代的     

李二我先生

李二我先生李建永上午刚为我三岁半的女儿李雨书草成一篇《雨书先生》的小文，接着又写这篇《李二我先生》的大文。李二我先生尝自称“李二我先生”。作家张承志在《致先生书》中说：“我遵循中国人称‘主席，则不言而喻即专指毛泽东，称‘总理’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来之用...     

痛悼于鸣镝先生

收到《河北科技图苑》2007年第1期后,我含着热泪看完《图苑人物——悼念于鸣镝专页》的全部文章。于鸣镝先生的事迹十分感人,令我十分敬佩,于先生的精神永垂不朽!我完全同意《图苑》总编辑杨华同志“要自己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的世界并不缺少好人好事,而是缺少对好人好     

悼念安春根先生

安春根先生是韩国著名出版家、学者,创立韩国出版学会,井任首届会长。1991年改任名誉会长。他著作甚多,并在大学任兼职教授。生前与日本出版学会积极联合筹办出版国际论坛年会,卓有成效。在中韩两国建交以前,1990年,他曾和韩国出版学会会长尹炯斗先生一起专程来沪盛情邀请赵斌先生和我于1991年出席在汉城召开的第五届出版国际年会。他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古书研究》第七号,这是他担任顾问的韩国古书研究会主办的期刊。内有他写的《新罗时代印刷出版问题》一文。原来,1989年我在出席东京出版国际会议期间,曾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即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內发现《陀罗尼经咒》的印刷覆代问题,据专家考订是公元704—751(新罗圣德王三年—景德五十年),那末比敦煌莫高窟发现的868年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早一百几十年,成为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制品。我问他个人的看法,他用谨慎的口吻回答了我的问題。《古书研究》送我,大概是对我一年前提问的郑重的书面答复,衷心很为感动。1991年汉城的出版国际会议我终于未能成行,没有能同朋友们再次见面,丧失一次学习的机会。可是,1992年春节前,我接到他一封从汉城寄来的热情洋溢的祝贺信,那是他收到我与人合著《中国出版史》一书后的来信。在和安春根先生不多的接触中,他对中韩两国出版友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对出版事业以及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本刊发表安春根先生生前为《杂志出版论》的中文版的序言和我国著名编辑家戴文葆先生的悼念文章,表示我们对安春根先生的深切的怀念! 一九九三年五月于上海     

戴文葆先生

那天,钟叔河告诉我,他写了篇纪念老戴的文章。我问他是哪个老戴,他说戴文葆,我才知道他去世了,而且已经三年多。我自交出《书屋》之后就没和他再有联系,也曾想过给他写信,但想想,何必呢,他的年纪那么大了,身体又不好,想做的事也很多,     

钟叔河先生

萧乾老人写过一篇文章,题作《长沙出版四骑土》,称钟叔河是长沙出版界四骑士之一,且居首。依此想来,我也就大可不必再写此一篇,何况钟先生高名,也用不着我来佛头淋油和磨光。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对于这位同行前辈,既是本省同乡又为邻省同行的我,对他编辑方面的关注,可能比萧乾先生要具体得多,也要琐碎得多的。不贤识其小,也是古人的遗教。我也就写一些细而微的事吧,也就不管它“画眉深浅入时乎”。我与钟先生最初的认识,时在1984年。那是通信。我冒昧地给他去了一信,很快得到他的回复。复信人很有些客气     

胡序介先生来信

《回忆伯父在出版署的工作》一文发表后,认识我的同志曾写信询问我文章最后引用的胡愈之的话的出处。那是他1984年应中央党史办要求所写回忆录中的一段,由他口述,胡序文笔录整理,他本人过目后写成,原文现存中央党史办处。另外由于我的原稿字迹过于潦草,有两处错字,请予勘误:     

忆于鸣镝先生

2006年下学期,我为博士生开设了“当代图书馆学前沿理论与实践”一门课程。在10月末的一次讨论课上,要求学生检索近期有关学者的论著并进行评价。一位同学谈到于鸣镝先生在《重庆图情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图书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的文章,她评论后说于先生不久前去世了。我听后大为吃惊,急忙问“哪来的消息”?答曰“网上”。我知道于先生是1939年出生的,年纪并不是很老,近来时常见到他的大作,我以为他的身体应该不错。我半信半疑,准备下课上网查实,正好接到江乃武先生的来信,信中证实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呜呼,我说不出话!我又一次感到…     

章济塘先生致本刊函

《档案春秋》： 今年是我祖父诞辰110周年,我的纪念拙文得以在贵刊第三期刊出,甚感欣慰。     

金岳霖先生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牛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岳霖先生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初交邵华泽先生

他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位大人物,肩佩中将双星,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现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席。他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和书法家,素以位高不自居,权重不自恃,谦谦以待人而广受好评。 2000年春,我的第二部作品集《风雨长安情》准备出版。由于邵华泽先生的书法作品我见的不少,特别是     

重视批评意见 登门求教先生

《出版工作》和《读书》上发表了吕叔湘先生批评古籍整理中存在的问题的文章以后,我局领导非常重视。5月3日,我局副总编辑傅璇琮和我为此专门走访了吕先生。对他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就如何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向他请教。吕先生说:“我在《出版工作》第四期写的《整理古籍的第一关》里提的意见,不是只针对中华书局的。中华书局的书,一般都还比较认真,注意质量。近来,不少地方出版社纷纷搞起古籍整理来,这当然也是好事,但这项工作不是轻而易举可     

难忘周振甫先生

结识周振甫先生还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事，记不得当时为什么去中国青年出版社访他，只记得他文质彬彬、不善言谈、一副书生气很浓的样子.1963年我进中华书局，在审阅陆侃如、牟世金介绍《文心雕龙））的知识读物时，突然想到周振甫已做了《文心雕龙》选注，就对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同志建议，何不出个选注本，更便于读者阅读原著，调孚同志有同感，便派我去了解进展情况并酌情约稿。于是我第二次拜访周先生，并向他约了稿。而这桩事正式提上日程已是1975年我从干校回京恢复工作以后，读者看到这个选本已进入80年代了。     

替编辑先生捏把汗

巩俐是演艺界的“大腕”,不消说也是报刊影视栏目争相追逐的对象。我本俗人,在翻看报纸时,报道巩俐的消息,只要能跳入我的眼帘,我还是会颇有兴致地浏览一遍的。特别是有的文章,标题出语惊人,由不得你不看。但是有几次读完了,才知上了一当,却悔之晚矣。一篇是《巩俐的“丈夫”咋这“深沉》。在我有限的了解中,不知巩俐何时有了“丈夫”,自然这是“最新消息”了。我赶紧往下读,原来“丈夫”是指《画魂》中出演男主角潘赞化的香港演员尔冬升,通篇讲的是他的生活琐事。标题作“巩俐的‘丈夫’”,当然是因为巩俐的知名度更高,更能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不过这么一来,把我这样的人给涮了——活该,没瞧见“丈夫”带引号了么? 可是有一个标题却是一个引号也没带,还是把我给涮了。某报头版打出一个大标题《巩俐改名巩艺谋》。组成标题的7个字,不管是哪派语法学家都只有一种解释:巩俐不叫巩俐了,她现在叫巩艺谋了。     

曹靖华先生的谆谆教言

曹靖华是我中学时代就十分敬仰的大作家。1976年春,我去北京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有幸见到了曹老。那时,曹老注释的《鲁迅书简——致曹靖华》和散文集《飞花集》正交上海出版。上海出版社对注释稿和散文集的一些文字有修改意见,由余仁凯同志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我去向曹老当面请教。这样,我几次到曹老家里。文稿改动的事,每次都是几分钟就解决了。接着曹老就同我随便聊天。他经西伯利亚大铁道去莫斯科的惊险故事,他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当年未名社的事情,曹老每次都兴致勃勃地谈上一二小时。这真是我受教育和长知识的好机会。在曹老家里还认识了他的女儿苏玲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