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顾炎武的“天下”之意

严中润、陈德运老师《对顾炎武“天下”之意的误解》（《中学历史教学》2011年第3期）一文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分析后认为。“顾炎武所谓‘保天下者’应为保卫儒家纲常伦理，     

论李斯之过

司马迁作《李斯传》，以“竟并天下”，“竟亡天下”为前后关锁，认为李斯于秦之功过正好两相抵销。但是，考清史实，李斯之过量罪不可恕，而把案亡天下的责任全部倭之于李斯，又欠公允。历史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既不能以一人兴邦，亦不能以一人亡国。     

匹夫无责论

顾炎武是一个明朝的亡国遗民。明朝之亡国，没有人要顾炎武负责。可是他却心血来潮，说了一句替昏君、暴君脱罪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百年来，有不少“匹夫”，把这句话奉为座右铭，俨然把“天下兴亡”的责任放在自己肩膀上，人人自以为“天下兴亡”的负责人。     

论亡国之君朱由检

明毅宗朱由检在明朝灭亡前夕曾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矣。”把亡国的责任全部都推到了诸臣的身上。本文用翔实的史料,论证了这一说法的错误。认为明朝的灭亡,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朱由检的举措乖张,致使人心尽丧,统治阶级更加分崩离析,则是明朝终于灭亡的决定性因素。朱由检本想求治,而结果却愈乱;本不想亡国,但结果却亡了国。这是朱由检自己导演的一出悲剧。     

霸道、王道与新王道——中国发展战略思考

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秦国采用法家“霸道”策略取得成功,鲁国沿用儒家“王道”策略惨遭失败;转型完成之后,秦帝国沿用法家“霸道”亡家亡国,汉武帝重新采用儒家“王道”天下晏安.历史经验表明,“霸道”、“王道”各有利弊,因时而用.在当前国内国际宏观形势下,中国应该实施“新王道”:一方面,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凝聚人心整合社会.     

向《陈情表》学点写作技巧

《陈情表》是李密写给晋武帝司马炎的一篇公文，作者提出了辞(不就职)的请求。这个请求在当时要冒很大的风险。试想，西蜀灭亡，西晋建立，正是许多人谋求上进的好机会，而李密作为“亡国贱俘”对武帝“诏书切峻”征召他为太子洗马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却提出辞谢，能不引起武帝的猜疑?李密是怎样使天下至尊收回成命，给以恩准?这对我们的写作有何启迪?这值得我们在学习本文时认真地作一番探讨。     

顾炎武“理学，经学也”新释

顾炎武“理学,经学也”这一著名命题,是试图对“理学”概念作一种历史释解,并表明了他所提倡的社会改造理论的一种致思趋向。现代著名学者侯外庐先生批评了全祖望的说法,以为全氏之说缩小了顾炎武“经学”所涵盖的内容,而认为顾炎武此论主要是区别古今思想的异同离合和批判理学－禅学式脱离现实的空谈。宋人所论“理学”,即顾炎武所述的“今之所谓‘理学’,已非孔子儒学;其专论“心”、“性”,空谈义理,故顾炎武斥之为“禅学”。     

试评隋炀帝

号称“甲兵强盛”的隋王朝为什么二世而亡?如何全面地评价“亡国之君”隋炀帝?要弄清这些问题,须要从隋炀帝一生、特别是他即位以后所做的几件主要事情谈起。一、营建东都、广筑宫室     

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上)

东晋一朝,不仅出现过“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现象,实际上还形成过“庾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王与马共天下”这句风谣,一方面反映了东晋君主制下权贵合议的政治特征,另一方面显示了琅邪王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政治地位和赫赫声威。那么,庾氏家族何以异军突起,出将入相,侯爵辈出,与司马氏共坐江山呢?一般说来,经济实力和援玄入儒是六朝时期大家族振兴的物质、文化条件,但具体到每个家族的历史而     

朱熹史学三题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演变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他对史学的发展也有其独到的贡献,下面就此作一简单论述。 一、“君心”史观 朱熹的历史观是一种“君心” 史观,他把“君心”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认为“天下万事本于一心”,帝王之心决定历史的治乱兴衰,帝王的“心术”是天下万事的根本,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社会的强弱和盛衰,历史的发展变化,都取决于帝王的“心术”。他说:“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此自然之理也”。天下之事的正与邪都取决于皇帝的“心术”,“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把某个君主或皇帝的“心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显然是英雄、帝王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这和朱熹以“理”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相始终的。 在朱熹看来,既然“君主之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也只能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君心正,便能“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这样才能使天理流行,达到光明的王道政治,而君心不正,则是人欲横流,必然导致黑暗的霸道政治。 那么,“君心”正的客观标准是     

也论孟昶及其对花问词人的影响

学界多以后蜀孟昶与前蜀王衍并为耽于声乐的亡国之君,指其对花间词人、花间词风有决定性影响。在重新探讨了孟昶生平种种、考索孟昶与花间词人关系的基础上,可发现传统观点有悖于历史事实,其立论忽视了蜀中地域文化这一社会因素,更囿于对“后主”一词的思维定势,而忽视了历史事物本身的鲜活个性。     

“施米特效应”与中学教育

一、什么是“施米特”效应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便是我国妇孺皆知的陈涉起义.有趣的是,起义首领陈涉并非开始就打出“陈王”大旗以号令天下,而是“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陈涉为什么要这样作呢?以今天的观点来说,陈涉虽没有心理学博士之名,但他却深谙世人崇拜名人相信名人听从名人的心理.他所诈称的“公子扶     

《哲学原理》学习与复习纲要(2)

1.什么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其辩证关系怎样?2.“人类社会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注意理解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共同点和区别。     

杨素功过辨正

杨素是一位对隋朝兴亡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一生战绩辉煌,为隋的建立及其政权的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是开国功臣,但称不上功臣之首。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营私易储,助广夺嫡,杨广即位后施虐政而乱天下,隋因之而亡,但杨素不是隋亡国元凶,只是帮凶。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略论顾炎武的修辞观

顾炎武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考察了《日知录》、《亭林诗文集》等有关材料,认为顾炎武的修辞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善于修辞”、贵在创新,繁简得当,慎于用典和切忌求古。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至于重文言、轻白话,重书面语、轻口语,则是其历史局限。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王夫之天下观和夷夏观

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王夫之面对明亡清兴的易代鼎革巨变,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夷夏观进行了重新解析和阐释。在王夫之看来,天下姓“公”不姓“私”,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公天下”,而不是一姓之私的“私天下”。在夷夏关系问题上,王夫之认为,各民族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所禀受的天地之气也不同,因此民族习惯、民族文化也不同。他反对民族间互相侵扰,主张各安其所。在明清鼎革之际,王夫之继承了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强调保族固类,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反思和剖析王夫之的天下观和夷夏观,对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伦理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以历史认识社会 从社会了解国情——关于历史课国情教育的实践和体会

中国近、现代史是进行国情教育的“主渠道”。怎样发挥好这一“主渠道”的作用,更好地体现历史课的德育功能?我认为,在充分重视课堂教育的同时,有必要为学生创造一些社会实践的环境,提供一些更具体生动的学习条件。譬如,开展历史知识或历史观点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课堂教育的延伸和补充,能帮助学生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一些基本观点通过实践活动得到验证,还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     

浅谈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谚语流传着“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当时“百工居肆,以成期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明这时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然而它是如何发展的,它对整个社会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呢?把这些问题探讨一下,对我们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益处的。 社会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转变。促成这一变化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当时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人们“点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     

论两汉之际的陇隗嚣集团

王莽末年，天下群雄并起。在这一历史浪潮的推动之下，天水人隗嚣乘时而起，以“复汉”为旗号，先后略有凉州全境与陇右之地，对当时的皇权政治产生了极其浣的历史影响，然而，最后竟以失败而告终。     

从顾炎武的风俗观看其“民本”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是“礼”，而“礼”的实现又离不开移风易俗。顾炎武对于这个问题有着相同的观点。但引入注目的是，顾炎武实现移风易俗的中心思想是以士绅为核心，发挥士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一直被认为是顾炎武的重要思想。但从其有关“礼”以及风俗的观点来看，似乎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本主义”有一定距离。为此，有必要对顾炎武的“民本主义”思想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