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

学者们多将新记《大公报》视为“文人办报”的典型,将其性质概括为“文人论政”。“文人论政”传统确实对新记《大公报》有深远影响,但作为一份现代报纸,它的性质已经超越了文人论政这个话语体系,迈进到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范畴。从新记《大公报》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和报纸功能定位两个方面来看新记《大公报》人论政而不参政,不与实际政治发生分外联系,不是启蒙者或政治家,而是职业报人;新记《大公报》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原则,以新闻为本位,言论公正,意见多元,其功能定位为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这正是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试析新记《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

新记《大公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独具风格的民营报纸。以张季鸾、胡政之等为杰出代表的新记大公报人所不懈追求的报纸的独立、自由精神以及职业化的办报理念，铸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营报业的辉煌，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自由职业报刊探求的道路，而且他们的报刊思想已经包含不少西方现代报刊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因素，其思想的精神内涵对我国当前报业的改革与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谈新记《大公报》的办报艺术

作为中国报业史上寿命最长的一张报纸——《大公报》创造了诸多辉煌。在办报理念、人才培养、经营管理等方面显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新记《大公报》阶段更是大公报历史上大放光彩的时期。     

《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当代现实意义

在中国新闻史上,《大公报》是创办比较早且较为重要的报纸之一。创始人英敛之在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的第一号“大公报序”里,即为大公报开宗明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大公报创刊之初即定下了敢言、不畏强权的调子。三位具有留洋学子背景的“文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1926年9月1日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刊《大公报》一举成功,不仅使一张关闭了的报纸起死回生,而且很快使其成为中国北方的舆论重镇。新记《大公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因为其资金、组织、文章以外,还因为《大公报》提出的独特的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     

从专业主义视角看新记《大公报》的成功之道

对新记《大公报》的经营策略、人才培养和业务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新记《大公报》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新闻改革可资借鉴之处。     

试论新记《大公报》的人才经营战略

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至今已逾百年,在当时,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商业大报,真正让其发展、繁荣起来却是1926年9月1日续刊的新记《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新记《大公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代表了当时中国报业的最高水平。其经营管理模式有着独到之处,特别是在人才经营战略上大公报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通过实施一系列用人策略,为报社集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创刊后的短短几年,就让新记《大公报》迅速成长为一份全国性大报,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新记《大公报》成功的人才经营战略对于当前传媒集团的经营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浅谈《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文人论政”思想

提起近代中国的民营大报，有一张报纸不能不提，它便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驾三人续办的新记公司《大公报》。提起这张“新记”《大公报》，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便是该报主笔张季写。他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张季鸟语，引自徐铸成著《报海旧闻》）。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选为最佳外国报纸，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与“充实而精粹之报道’们获好评。同年9月6日，张季写逝世，重庆新闻界和各界人上隆重举行追悼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发出唁电：“李骛先生，文坛巨率，报界宗师，…     

论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文学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之久,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救国启蒙为己任,这一新闻特色也影响到其文学风貌。《大公报》诗歌不仅改变了诗歌传统的传播方式,其文风也明显受到诗界革命的影响,有了新的视野新的境界;《大公报》小说讽时讥世,发挥着报刊谴责小说的功能;《大公报》积极倡导女学,鼓舞和催生了女性写作群体。《大公报》以文学表达改良社会的愿望,表现出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新质和特色。     

论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文学简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之久,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救国启蒙为己任,这一新闻特色也影响到其文学风貌。《大公报》诗歌不仅改变了诗歌传统的传播方式,其文风也明显受到诗界革命的影响,有了新的视野新的境界;《大公报》小说讽时讥世,发挥着报刊谴责小说的功能;《大公报》积极倡导女学,鼓舞和催生了女性写作群体。《大公报》以文学表达改良社会的愿望,表现出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新质和特色。     

新记《大公报》报业理念浅析

1926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共同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使得《大公报》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熠熠生辉的一份报纸。在张季鸾的主导下,《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奠定了独特的报格,承传了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传统,将中国现代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民本与民主的两难选择——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

《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近年来,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的资料选编、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任桐著《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一书,在内容和结构上,新意迭出,卓见纷呈。该书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利用多种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了1927年到1937年《大公报》诸多政治改良思潮,对《大公报》的政治言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它的问世,推动了《大公报》的研究。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比较文学初兴期的文学翻译理论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十分重视文学翻译理论。文章主要从译者、译作与文学翻译的标准等方面展开论述,以《大公报·文学副刊》这一探讨文学翻译问题的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译者自身素养与态度、译作的选择、文学翻译的规范性等问题。     

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的立场矛盾与时局关系

《大公报》这份民办报纸自办报伊始素来以坚持爱国为公、民族正义占有一席之地。在对重庆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与报导上,《大公报》重庆版却显现出显有的立场矛盾。针对这一事件,国共两党机关报均从各自立场出发,进行舆论宣传。然而,《大公报》却表现出特殊的立场——既大呼盼和平、免内战,又鲜明地站在拥蒋立场。这一特征既是中国文人传统的反映,也是重庆谈判时局下其＂国家中心论＂情结,国民党的间接压制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其接触不足等综合影响的结果。     

《大公报·文学副刊》:关于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十分重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相关介绍和研讨。它立足于文学批评,从传记文学的创作技巧、现代转型,以及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等方面进行阐述,探讨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论电影《刘三姐》在香港三次公映及其影响

20世纪,国产影片《刘三姐》曾先后在世界50多个国家上映,被周恩来总理认为是一部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作出大贡献的电影.香港是电影《刘三姐》走出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第一站.以香港《大公报》有关报道为资料基础,探讨1962、1964、1978年《刘三姐》在香港三次公映的盛况可知:电影在香港取得的巨大成功,对广西三大名片(桂林山水、刘三姐、壮族文化)在香港乃至海外的推广产生了积极作用.     

论书评写作的公正性

在书评创作很是繁荣的当下,如何写出有质量的书评值得每位书评家的思考。书评写作力求其客观、公正性,以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份重要文学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为例,沈从文及朱光潜十分重视和强调书评写作的公正性,是当下书评写作的有益借鉴。     

论《万国公报》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影响

《万国公报》是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综合刊物。《万国公报》不是一份教育专业期刊,但他却是晚清来华传教士介绍西学的重要媒介。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教育作为宣传的重点,介绍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大力宣传女子教育和社会教育,《万国公报》中关于社会教育的文章不多,但当近代中国新型社会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它关于社会教育的宣传和介绍对社会教育在中国的推广具有积极意义。     

从湖南《大公报》看民初长沙拆城事件

1917年长沙以拆除古城墙为标志,开始了现代市政建设。通过湖南《大公报》这个当时的舆论窗口,考察主张拆城与反对拆城的各种理由,以及拆城前后对城砖用途的种种意见,反映拆城事件的过程和背后各方势力的利益纷争,并进而揭示当时湖南的社会政治情况。     

“官与私”记录视角下北洋政府修约外交再考

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政府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在一战后新的国际秩序构建过程中,试图以外交活动修改不平等条约。其外交部门所辖刊物《外交公报》与社会名报《大公报》进行互动,缔造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与政府立场共同作用于国家政治的显著影响阶段。从两者的记录视角出发,再考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活动,从“官与私”之间的话语碰撞中分析北洋政府修约外交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