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

教授治校,对于高等教育工作人员来说早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大学经久不衰,肯定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什么在我国不能得到顺利推行,层层受阻,且被"教授治学"所取代?要想知道原因,我们首先要分析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内涵是什么?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仅一字之差,二者有何区别?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从大学的学术机构属性及管理制度需求出发,"教授治校"应成为中国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西方大学史上"教授治校"理念与管理模式的长期延续和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本土案例,均表明这一大学理念与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恰恰源于该制度的价值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积极尝试"教授治校"的制度方案,对中国大学行政化弊病的革除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推进而言应当大有裨益。     

从权力主体角度看“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的权力主体当然是"教授","教授"是大学权力主体的表征。"教授治校"制度是对大学学术机构本质的认同,"教授治校"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于它客观地反映了大学作为特殊学术机构的性质和特点。"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权力主体的归位,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大学普遍实施的"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真正赋予教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和地位。     

“教授治校”的历史考查

"教授治校"是一种传统的大学内部管理模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西方大学理念的精髓,本文通过对教授治校的历史源流的追溯及在我国的推行情况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评析了教授治校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教授治校”的现代变革——以德、法、美为例

20世纪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大学传统的"教授治校"管理模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逐渐朝向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校的航向演进。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介入到大学的运营,"专业管理者"管理大学的模式开始盛行,以及社会参与型文化氛围日趋浓厚。尽管学者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深度和广度都有所降低,但"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位移,仍然适应现代大学的管理。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辨

教授治校的实质是创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大学组织结构与权力架构,而教授治学仅指教授在大学学术事务的管理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二者具有本质区别。教授治学仅仅是教授治校的一个枝节部分,教授治校则是教授治学的必要前提。以教授治学代替教授治校,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民主化改革的倒退。     

“教授治校”的现代变革——以德、法、美为例

20世纪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大学传统的＂教授治校＂管理模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逐渐朝向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校的航向演进。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介入到大学的运营,＂专业管理者＂管理大学的模式开始盛行,以及社会参与型文化氛围日趋浓厚。尽管学者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深度和广度都有所降低,但＂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位移,仍然适应现代大学的管理。     

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实现因素

在我国教育民主化过程中,高校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是形殊质同的统一体。教育民主化视野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是:教授治校是"体",而非"用";教授治校亦是教师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理想是学术自治,行政其中。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学术法制化;学校构建以院系级决策为主体的权力体系;营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围。     

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演进及其评价

中国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孕育于清末民初,成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普遍推行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不断修正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中国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虽然有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局限性,但它有助于确立教授在大学里的主人翁地位,实现治校民主,维持学校正常秩序,卫护大学的自治和独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守与维护:中国现代大学之"教授治校"原则

中国在移植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时,注重引入"教授治校"原则,并通过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在制度上给予保障。大学评议会及各科教授会亦为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精神之制度性保障。教授治校使大学免受教育行政部门的过分干涉,堪称中国现代大学独立之重要标志。但国民政府以提高中国大学学术水平为借口,不断将政治势力渗入现代大学之中,破坏"教授治校"原则,强化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这样一来,中国现代大学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精神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方针及行政干涉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如何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棘手问题。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辨——论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路径选择

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在内涵上有重要区别。教授治学从属于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的前提与基础,并且裹挟着强烈的价值诉求,更有利于推动变革。当前我国大学内部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表现为权力配置失衡,学术权力缺乏实质性的话语权,改革的关键在于确立教师在学校管理与决策中的权威地位,构建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实施教授治校。     

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再思考——与赵蒙成教授商榷

高校到底应该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现实中存在颇多论争。事实上,教授治学是教授本质内涵的合理延伸,教授治校超越了教授的本质规定;"教授治校"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现实中不宜机械照搬。教育家治校、教授委员会治学、行政管理者精于治事,是我国高校有效建立教授治学制度的内部条件,同时,还需要政府简政放权,为教授治学创造适宜的外部条件。     

为“教授治学”辩护——兼与赵蒙成教授商榷

教授治学还是教授治校历来争议不断,但从现阶段的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教授治校明显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的发展,教授治校被逐渐削弱在所难免,教授回归学术本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由“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是教授参与高校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这不仅符合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和必然的选择。     

坚守与革新——梅贻琦“教授治校”理念之于现代大学

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先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的"教授治校"理念以学术自由为根基,发扬"吾从众"的民主作风,很好地维护了大学的学术权力,使当时的清华大学名誉天下。职能日趋复杂的现代大学在坚守"教授治校"内涵与精神的同时,更应该结合现代大学的特点,赋予新的内容,以期这一管理模式能够提高决策的民主化水平,形成现代大学治理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学术权力及其限度——关于“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争论的述评

就目前学界呈现的学术观点而言,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争,实则是关于学术权力的主张及其限度之辨。二者在肯定教授治理权、彰显学术权力等方面具有互通关联之处,但对学术权力限度的认识上却存有较大分歧。教授治校理念固然有益,但就实践而言却存在诸多困难;教授治学不啻为务实之举,但亦需避免沦为"仪式",或因过度张扬而遭遇既有权力遏制,更不能走向"学霸治学"的极端。如何在厘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关系基础上,在大学章程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学术委员会制度建设,为学术权力的正当发挥提供必要舞台,将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耶鲁大学教授治校的成因浅析

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是西方诸多高校管理的核心,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实力大小。耶鲁大学作为美国最早实施教授治校的大学,引领了美国大学教授治校模式的开展,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先驱。这样一所名校的"教授治校"是在哪些因素下完成这一对模式的建立的,值得思考。文章从教授治校的概念入手,结合耶鲁大学教授治校的发展历程,从德国影响、美国本土文化积淀及耶鲁自身原因三个方面分析耶鲁大学教授治校形成的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制度及其文化意蕴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师生通过不懈努力,逐渐建立起"教授治校"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形成的方式是经由"自下而上"的斗争;二是制度设计上采取代议制,并且实现了既包括学术事务又包括非学术事务的完全的"治校"权。清华大学"教授治校"是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大学民主管理方式本土化的产物,其最大价值在制度文化方面。"教授治校"体现了以学术为本的大学组织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学者为本的民主管理的组织文化,体现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大学精神。     

“教授治校”的实质与边界——与杨兴林教授再商榷

大学到底应该追求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这一争论关涉到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基本取向.教授治校所蕴涵的旨趣是对大学民主管理的诉求,它要求给予普通教师群体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的权力与机会,但不企图独霸权力,也不追求对具体事务的直接管理.教授治校是教授治学重要、但非唯一的前提,若不具备这一条件,教授治学难免受到侵蚀.推行教授治校必定会遭遇重重阻力,但它作为我国大学管理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应动摇.     

教授"治校":大学校长民主管理学校的理念与意义

教授"治校"是大学管理的传统,也是大学校长必须依靠的管理大学的力量.本文回顾了教授"治校"传统的形成以及教授"治校"的理论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教授"治校"的基本内涵以及教授"治校"理念对校长治校的影响.     

论教授主导治学与参与治校的统一

在现代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组织中,教授需要治学,也需要治校,主导治学与参与治校是统一的。从大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整体趋势是教授参与治校,也主导治学,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从现代大学实际运行看,治学与治校主体通常交叉,绝非某一主体独享某一专有领地;从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内在逻辑看,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并非截然对立。当今中国要切实建立教授主导治学、参与治校的大学治理结构,在理性层面上应着力认识其深刻的内在缘由;在实践层面上应努力探寻其适宜的相应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