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民社会的建构和培育

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来推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其市民社会的培育既要不断改革作为公共权威的国家权力及其运作的制度体系，又要加强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以民主法治建设，创造市民社会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各种经济政治条件。     

当今政治哲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公共领域论》评介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政治文明的显著进步,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问题,"公共领域"逐渐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凸显出来,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社会生活领域。独立的市民社会是法治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促进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发展,并孕育社会普遍的法治理念。市民社会权利以各种形式制约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社会条件。中国在探求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市民社会的基础作用与决定作用,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富有价值的借鉴意义。同时,有必要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做出正确的鉴别、吸收。     

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论拉克劳、墨菲的微观政治建构

"领导权"和"我们"这两个核心概念蕴含了拉克劳和墨菲后现代政治建构的一种特殊逻辑:在市民社会中重建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逻辑不曾也不可能出现在传统社会及其政治理论之中;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或者说发达的市民社会的产物;它意味着市民社会被建构为"领导权"和"我们"在其中运作的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公共领域。其中某些观点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建设具有前瞻性意义。     

市民社会自治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市民社会自治。市民社会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社会类型的多元化、自主性的社会,具有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理性和契约性的政治文化等特征和社会基础。这不仅能促进中介组织、非盈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的发展,而且是促进民主政治成长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

20世纪以来，市民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近代主要从经济角度规定市民社会，转变为当代主要从社会联系和化的角度规定市民社会；由近代把市民社会看作主要是物质交往领域，转变为当代把它主要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种转变扩大了市民社会的外延，使得人们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市民社会是不可超越的。这种误解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主义及各种腐败现象提供了舆论环境，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混乱和无序。实际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关于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学说。他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科学的区分了它们各自产生的基础。     

阿伦特的社会三分理论模式及其学术意义

阿伦特建立的对社会进行"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三元相分的理论分析框架,既与传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不同,也与哈贝马斯等人的三分模式有异。它的提出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哲学概念——公共领域的诞生,而且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理论分析话语——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浮出水面。因此,研究阿伦特的社会三分理论模式具有多重政治哲学意义。     

论公共领域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结及其辩证机制

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结。市场经济一方面孕育和造就着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又以公共领域作为自己坚实的社会基础;公共领域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生存、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维护、规制着市场经济并以自己的形式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社会动力。因此,深入探讨这一辩证机制既具理论价值又具现实意义。     

论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必然结果,市场经济的内在本性要求市民社会应该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市场经济为市民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建制,是其根本性动力。同时新社会阶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了现实性动力。在当代研究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构建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现代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次生性层级

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而是一个包含着复杂交往关系的多层级社会体,现代性的公共领域就是它的一个层级.公共领域是在市场交换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对于市民社会的原生性层级来说是次生的.然而,这一领域虽属次生却对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生产社会共识和创制社会规范的社会空间.它所创造的公共精神超越了契约原则的局限性,使市民社会产生出自我救治的能力.     

公共领域与小康社会

健康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主动培育和发展公共领域,以加速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一)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公共领域属于现代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由各种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我们知道,任何人类社会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系统的有机统一体,文化在社会整体中有着不可取代的职能。这些职能主要表现为:在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公共领域问题研究——杨仁忠新著《公共领域论》评介

<正>伴随着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杨仁忠教授撰著的《公共领域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就是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     

中国市民社会在当代现代化建设中的推动作用

从理论和实践角度上看．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深入发展。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产生和壮大起来。由于历史和化的原因。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可以保持天然的良好关系，这使得市民社会可以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表现在：第一，市民社会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动力；第二，市民社会在促进经济市场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三，市民社会可以更好地保障个体利益，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西方公共领域的伦理功能

作为市民社会的产物和表达个体意见的重要载体,西方公共领域通过对讨论内容、交往实践和讨论原则的规制,从三个方面发挥着伦理功能:政治事务的意见表达提升人们的民主意识;公共领域的交往实践校正人们的交往偏差;公共领域的讨论规则滋养人们的道德宽容精神。     

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国家——重新认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词和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含义完全不同,应该翻译为"公民社会".它介于私人生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之间.他所提出的国家是一种广义的国家即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结合体.这种广义的国家概念把文化公共领域作为国家行政控制的一个领域.按照这种国家观,文化领域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而与理性共识无关.他对于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这种理解适用于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而不适用于民主地管理国家.     

论市民社会的现代形态——从文化角度看市民社会

就其历史形态而言,市民社会已经历和正在经历三种形态：文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而市民社会之历史演进的过程恰是人类不断争取生活资料、生活空间和生活意义的过程。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标志着人们开始过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但它是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和民主的政治运作机制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文化形态市民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与我国民主政治的成长

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又是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如同市场经济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不可或缺．公民社会相对于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市场经济日渐走向成熟．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并且也已经成为一支政党政府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公民社会强有力的政治要求将会使政治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向纵深推进。     

论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由来、逻辑定位和基本结构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绝对精神实现自我意识的客观性伦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客观伦理精神的发展是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而展开的。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中首次实现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和论述,打破了以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于政治国家的做法,展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内在趋势。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需要和热情的分析,对于劳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突出,以及对法和国家的伦理本性的分析相对于前人都有很大的突破。这些要素对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出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法治社会基础的培育和完善

完善的法治制度必须植根于法治良性运行机制生成的社会环境。我国的法治社会基础受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合一的社会结构模式的消极影响,导致公权力运行空间过大;并且社会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及公民的公民意识淡薄,妨碍了健全法治社会基础的建构。因此,国家应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着手,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培育多元利益集团,健全公共领域、规范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强化教育学习机制、提高公民意识,实现法治良性机制生成。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探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描绘为与政治系统、生活世界和市民社会依次对应的"共振板"、"交往网络"和"围墙内空间"。公共领域发生作用的基本方式是察觉和影响。在一定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公共领域与政治系统处于静止的(相对的)平衡状态;相反,当宪法和法律出现危机时,公共领域中的权威性结构便被激发、震荡起来,于是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的平衡被打破,它在同政治系统的斗争中捍卫、扩张自己的权益,并且开始对平时习焉不察的宪法体系进行重新诠释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