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师范大学明代刻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记者昨天从海南师范大学获悉．经国务院批准,该校图书馆藏书——明代徐氏东雅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一卷》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是目前海南省上报“名录”中惟一入选的一部古籍善本     

杨慎诗论著述考(下)

七、《禅林钩玄》 《禅林钩玄》七卷题杨慎选,辑录诸经佛书、翻译名义、禅髓幽旨、禅诗偈颂的专门著述,其中包含着一些研究禅学、佛教史的珍贵资料。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刘大昌梁奕校刻本,一册。著录者谓只存六卷(一至二,四至七),实则     

试论《三国志演义》建阳刻本的分化——兼论其与江南刻本的关系

在明代《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中,福建建阳刻本呈现出多种面貌,版本数量多,文本风格各异。成为明代《三国志演义》版本中独具特色的一枝。本文试图分析这些建阳刻本的文本特点,从文本比较中看出刻本之间的分化,并试图探索《三国志演义》的早期文本面貌。     

方弘静生平及其诗学思想略论

刘跃进先生之<玉台新咏研究>中提到方弘静曾为<玉台新咏>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做序一篇.方弘静在明代诗学上也颇有贡献.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略作论述:一、方宏静生平及世系;二、方宏静之交游;三、方宏静作品简析;四、方宏静诗学思想受到明代复古思潮影响,但他与前后七子思想也略有不同,在唐诗学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浅析明朝中后期江浙一带民间印刷业兴盛之因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朝中后期,而这一现象在江浙尤盛,其中民间印刷业的繁荣就是一个方面的印证.明代的刻本沿袭宋元印刷业之制,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三类.其中属于民间印刷业的有家刻本与坊刻本.明代的民间印刷业相对集中于江浙一带,这与其经济文化发展的领先优势是分不开的.这里汇集了许多刻工娴熟的匠人,具备一流的印刷技术,为行业兴盛提供了可靠保障.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专业访谈法、对比法,拟从印刷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形成两方面对明中后期民间印刷业兴盛进行分析.     

明成化刻本《程氏贻范集》探析

《程氏贻范集》是明代著名文学家程敏政编纂的新安程氏宗族文献汇编,仅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明成化刻本存世。该书以其独特的编纂体例和丰富的内容,在明代徽州家谱中独树一帜。书中保存了不少与新安程氏宗族历史和历代杰出人物事迹有关的稀见文献,记录了新安程氏的迁徙源流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为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和宗法制度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对考证宋、元、明三代史实也颇有帮助,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略论明代版本学成就

明代版本学研究呈现出兴盛局面,其成就首先体现在对各类版本起源的探讨;其次是对版本风格特征的研究,包括综论宋元刻本的风格特征、探讨宋元刻本的字体、描述说明宋元刻本的纸墨、论述宋刻本的装订,以及论析明刻本的风格特征等;三是评论历代刻本、鉴定与辨别版本,评各地历代印书纸的优劣及特征。     

毕节雁塔科举题名碑考

毕节市东郊嵩山有一座明代建造的七级石塔,上镌毕节明清时期进士、举人中式名单,文革中被拆除。2001年因修房掘出部分碑记,字迹可识。乃研究毕节明清科举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刘体仁窃书辨诬兼及其它

传世宋蜀刻本唐人诗文集中有一部分书上钤着清初著名诗人、收藏家刘体仁的印章,有研究者即据此认为是刘体仁借入宫阅书之便窃出而占为已有的.其实,有充分证据显示,早在明代后期,宋蜀刻本唐人诗文集就从明皇宫藏书的文渊阁中散出,而后才被刘体仁收藏了若干种.     

明《蜀都赋》考论

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蜀都赋》作者目前有三种说法:范槲明、阙名、范檞。这三种说法值得商榷。明代《蜀都赋》作者应是安徽休宁林塘人范槲。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范槲随其父范涞去四川任参政,临行时,程涓有赠言,范槲感动且盟誓,故后有此作。此赋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有两篇序,一为余寅作,一为程涓作。范槲《蜀都赋》有范槲自作的注,明代江鎏作了详细的注释。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自清迄今的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是南宋中期刻本。根据宋人的各种文献记载考察入手,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所使用的避讳等方法,进行多重论证得出宋蜀刻本的刻印时间应该在北宋中叶即宋英宗时期。唐代王士源编定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本是宋蜀刻本的祖本,但它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王士源本的原来面目。宋人刘辰翁对宋蜀刻本进行批点后,在明代广为流传,先后有顾道洪、李梦阳、袁宏道、毛晋等人批评、参校的多种刻本出现,显示出宋蜀刻本的版本价值。     

李侗著作版本考述

李侗著作的版本,大致可分为《延平答问》版本、《李延平先生文集》版本和拾遗三个系统。基于《延平答问》的宋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和朝鲜、日本刻本,以及《延平文集》的版本,以及后人所编拾遗部分,通过前人的著录、史志以及罕见的李氏家谱的珍贵史料,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元来”不能判定《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根据“元来”一词的使用情况,判定《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明初除了官刻本多讳“元来”为“原来”以外,其他刻本仍有很多使用“元来”,由刻本中是否出现“原来”一词,大致可以推断该书是否为明代以前的刻本,而无法推断该书是刻印于明初还是明中后期,更无法推断其成书的年代.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原著使用的应当是“元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所以将“元来”全改成“原来”,主要是因为它是官刻本,认为有避讳之必要.     

宋叶采《近思录集解》版本源流考

叶采<近思录集解>自南宋至清代中叶盛行于世.现存有元代与明前期的各种仿宋刻本或重刻本.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主要刻本为周公恕分类改编本.自明代崇祯至清乾隆,各种仿刻、重刻、合刻等形式的叶采集解本盛行一时.本文就种种版本逐一梳理,注其存佚,考其源流.     

郑州图书馆藏宝卷版本述略

中原地区现存大量宝卷,尚未得到关注、整理与研究。郑州图书馆藏宝卷86种,内容丰富,包括“神卷”“小卷”“科仪卷”三大类;版本珍贵,有刻本2种,抄本84种;其中新发现的宝卷7种,异名宝卷17种,现存最早宝卷抄本7种。这批宝卷抄本的题记信息保存了关于抄写人、宣卷人的珍贵史料,从中可以考察宝卷的抄写、流传和收藏情况。     

崔与之著述版本源流及其价值

宋代存有崔与之文集刻印本,后已不传。元人李肖龙编有崔与之《言行录》三卷,流传至今。现能看到的崔与之文集最早是明代刻本,分为二种系统：一种是崔？系统,一种是唐胄系统,两种系统内容大体相同,均为《言行录》、奏议、诗文及诸家题咏,明以后各种版本均源于此两大系统。     

范浚文集版本考述

范浚《香溪集》,宋、元、明、清均有刊刻。南宋本为初刊本,后世刻本大多源于此本,惜今不存。元刻本由宋残本拼合而成,基本保留了宋本原貌。明成化唐韶刻本在元刻本基础上递修而成,万历本沿袭成化本刊刻。清乾隆七年范文焕刻本为另一系统。《四库全书》本、《金华丛书》本源于成化本,阙佚、讹误较多。民国《四部丛刊》本翻刻范文焕本,存世较多,较为精善。     

《隐秀》释义

一诠释《隐秀》篇,免不了要涉及“补文”的真伪问题.对这个问题,当今学者颇有争议,这里谈谈我的理解. 《文心雕龙》一书,今天能见到的刻本,以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嘉兴郡学本为最古(今上海图书馆藏,有影印本行世),其中《隐秀》一篇有缺文.明代自弘治、嘉靖至万历间,有五种刻本,其中《隐秀》篇,皆一如元至正本,有缺文.可是到了万     

凌濛初刻本《西厢记》及其深远影响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至少有六十种以上,但是由于这些刊本刊印的数量都不是很多,而且均自诩为最可靠的“元本”“古本”,而贬低其他刊本,认为是伪托的“赝本”,只有龙洞山农、王骥德两人曾推崇金白屿、顾玄纬、徐士范三种不同的刊本,此为罕见的例证。 凌濛初刻本的问世大致在明代天启年间,下距明代之亡大约是二十年左右。在众多明刊本之中,凌刻是唯一的完全按照一本四折的结构、每一本均有题目、正名四句的版本,并以第四句名题。按凌濛初刻本之体例,剧有五本,称《西剧五剧》。 诚然《西厢记》是“天下夺魁”的名剧,但是藏晋叔《…     

关于“江永《近思录集注》乾隆七年原刻本”的正误

南京图书馆所藏（清）江永《近思录集注》＂清乾隆刻本＂的著录,《江永〈近思录集注〉版本源流考》一文关于＂清乾隆七年江永《近思录集注》原刻本＂考订有误,此刻本与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嘉庆十二年刻本江永《近思录集注》,应是同一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