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晋升、管理者权力与国有企业创新投资

国有企业高管具备“经理人”“政治人”双重身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探讨国有企业创新投资问题,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不容忽视.文章利用2007—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数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国有企业政治晋升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从管理者权力的视角分析不同管理者权力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治晋升对创新投资有抑制作用,并且管理者权力越大时,这种抑制作用越明显.     

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管理者权力理论,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司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经理控制型公司,经理控制型公司中高管的权力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经理控制型公司,高管可以通过权力影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将减少研发投资的力度,即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越小.研究结论为公司有效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也为深入探究公司治理和管理者权力效应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金融民主化、公司管理者权力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的非效率投资假说和管理者权力假说,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财务数据,并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金融数据构建金融民主化发展指数,实证考察金融民主化发展水平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金融民主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民主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非效率投资现象更严重,即更高的过度投资及投资不足。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民主化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仅局限于管理者权力相对较弱的治理环境,当管理者权力较强时,金融民主化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完全消失。     

终极控制、公司治理与地方国有公司过度投资

以2005~2008年中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视角出发,研究地方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时,其持有的现金流权以及"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所内涵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只有当地方政府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大时,现金流权的"激励效应"才会显现,能够抑制公司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当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小时,不足以发挥激励作用。(2)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表现出"堑壕效应",但是当地方政府持有的现金流权较大时,以过度投资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加大,这种"堑壕效应"会有所收敛。本研究有助于理解转轨经济时期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丰富了关于政府控制下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实证文献。     

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偏好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深沪两市2009—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行为金融学、代理经济学理论,实证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偏好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管理者偏好与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影响,相比于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能够明显地抑制管理者偏好,拥有更高的技术创新水平;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中,管理者偏好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对提升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管理者权力和内部控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在研究管理者权力、内部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时,文中在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过度投资模型,以我国2009—2014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者权力与制造业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内部控制与制造业企业过度投资负相关;内部控制可以弱化管理者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研究为解决制造业企业"高投资-低效率"的问题具有一定探索性。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资:创新导向与激励机制的交互作用

利用2009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结合企业行为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创新导向和管理层激励对研发投资的交互作用。同时检验管理层激励与研发投资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薪酬激励与创新导向对研发投资存在替代效应,而问题导向越明显,长期股权激励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金字塔控制、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究了金字塔控制结构对管理层持股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使用中国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估计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现金流权越高,终极控制股东监督管理层的动机越强,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越大;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越小,终极控制股东越倾向获取现金流权收益,对管理层的监督也越强,增大了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研究证明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改变终极控制股东的监督动机,从而影响管理层持股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推行必须与严格的监管相结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正向激励效应,降低其负向影响.     

市场化水平、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激励

实证研究在高管薪酬激励过度和激励不足两种不同情形下,市场化水平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激励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高管薪酬激励不足时,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激励不足的现象会有所改善;在高管薪酬激励过度时,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激励过度的现象会更严重。不管在激励不足时,还是激励过度时,自利的高管都是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提高自身薪酬,即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薪酬水平越高。     

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投资者情绪与企业研发投资

本文在投资者非理性、管理者理性框架下探讨投资者情绪能否通过理性迎合渠道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影响,以及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能否对这种迎合效应起到抑制作用,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规模、盈利能力和管理层持股企业间迎合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投资者情绪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支持了迎合假说;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能够抑制企业研发投资对投资者情绪的迎合程度;而以上效应只存在于小规模、低盈利能力以及管理层高持股的企业,说明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管理层持股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情绪和维护资本市场形象动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分析师以及市场监管部门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政府干预、预算软约束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证据

作为公司最重要的财务决策,投资过度或者不足都有损公司价值实现。来自政府、银行及公司内部的预算软约束都可能造成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研究结果显示:直接的政府干预及"内部人控制"产生的预算软约束都是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直接成因。另一方面,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直接的政府补助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均不显著。     

高管特征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基于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对比

结合我国主要存在的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两种制度,以上市公司2009年年报数据为样本,对学历、薪酬和持股比例等高管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学历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为显著;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亦显著正相关,但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为明显。相对而言,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呈现弱的正相关性,但在两类公司中表现不同。证实了产权性质不同的两类公司其高管学历、薪酬与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方向相同但程度上存在差异。     

投资者保护能否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基于融投资关系的研究

通过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投资者保护能否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并影响企业融投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水平与融资规模显著正相关;而地区的投资者保护水平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融资规模的正向关系显著下降。     

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基于高管持股的门槛效应研究

以488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高管持股影响下企业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对就业效应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并根据高管持股比例的变化表现出区间效应。不同行业、性质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国有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表现为破坏效应,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破坏效应逐渐减弱,其他企业技术创新的就业效应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表现为先创造后破坏;股权集中度的提升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就业水平,却对民营企业的就业产生破坏;股权制衡度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制造企业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两权分离度的提高对国有制造企业的就业产生破坏效应,而在民营制造企业则表现出创造效应。     

集团现金分布、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

既有企业持现文献主要关注企业整体的现金持有水平,忽视了现金在企业控制链上下游分布状况的重要影响。以2009-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考察现金在母子公司间的分布与集团整体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在集团整体持现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现金在母子公司间分布越分散（子公司持现比率越高）,集团整体创新绩效越差。相对非国有产权,国有产权会加剧集团现金分散配置对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集团母公司股权适度集中、股权制衡、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等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能够减轻集团现金分散配置对创新绩效的不利影响,但这些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集团中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结论对集团现金资源配置和创新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股票期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决策

最优契约理论与管理者权力理论是解释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差异的两种重要理论。本文基于资本结构决策视角,从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以及最优资本结构的偏离度两方面讨论了以上两种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研究发现,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相比,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有着更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且其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度也更小,支持最优契约理论。在控制了遗漏变量、样本自选择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样本中的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决策并不存在上述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优化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以及完善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变动关系研究——基于管理防御的视角

在管理防御假说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高管变更对资本结构变动的影响,并以2007²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变更使继任者面临再次变更的威胁,降低了其管理防御程度,强化了公司的财务杠杆的作用,但这一关系仅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存在,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这一效应可能被高管行政选拔机制和负债软约束等因素所削弱而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变更与资本结构调整的正相关关系仅在负债不足子样本中显著,表明高管变更具有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功能。     

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因子分析法,本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科技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构建了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指标,研究不同终极控股股东特征环境中的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股权激励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权激励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强;而且,国有控股股东与企业家型的民营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与企业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相比,资本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对股权激励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剧作用更大。     

控股股东动机、股权激励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以2009~2014年已实施股权激励的非国有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了控股股东动机、股权激励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结果表明:监督型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侵占型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虽能抑制公司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公司的过度投资。股票期权激励方式提供的风险激励对投资不足的抑制更强,但在终极控股股东掏空环境下对过度投资的加剧也更高。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自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上市公司股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之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政策日渐成熟,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本文通过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力图研究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从而探讨股权激励中高管持股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对公司业绩整体上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在不同范围内作用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