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与稀释:国会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2008年美国大选进一步确立了民主党在新一届国会中多数党的优势地位,这使得研究国会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关系的必要性提高.本文通过学理与实证的视角分析了这一问题.研究表明,国会只是通过国会政治结构放大了公众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制造了国会山上浓郁的保护主义氛围,但鲜有实质性的保护主义法案出笼,这主要是因为其先天具有的否决票制和后天自创的快车道授权.通过考察102届至110届国会对华贸易提案,笔者亦可得出上述研究结果.     

论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样式.改革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文学创作来验证尚未在社会实践中充分展开其结局并适应"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情境之下的主导性社会政治话语.这当中既有工业题材、政治题材的小说创作,也有相当规模的报告文学传世.一些"改革者"、"政治家"、先进的"科学工作者"呼之欲出,给文坛带来了一片生机.     

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解读习近平主席在墨西哥国会的演讲

政治演讲是政治家表达国家立场、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从系统功能语法中语言元功能的相关理论对习近平主席在墨西哥国会的演讲进行分析.笔者发现习近平主席通过及物性、情态以及人称代词的灵活搭配使用,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构建良好的形象,成功引起了拉美地区的巨大反响.     

孔子与中国政治

将孔子当成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是以其一生的行为和思想为依据的.在此基础上,孔子所创立的伦理学即政治伦理学,通常称之为"德政";他培育的"英才"即是以政治家为标准的,其教育是一种特殊教育,而不能将其看成是普通教育.孔子将人生的全部心血倾注于政治或"天下",创立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他的生命是完整而灿烂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政治家用理论掌握群众的一种政治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原本是指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政治活动,它符合政治活动的根本特征,本质上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政治活动。政治家是思想政治教育真正的具体主体,思想政治教育是政治家用理论掌握群众的一种政治活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本质。在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成长为政治家,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才能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国会请愿与国人参政意识的觉醒

清末出现了国会请愿高潮。学界对1909年10月至1910年10月的三次国会请愿热潮较为关注．而对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和1910年末奉天、直隶两省的国会请愿重视不够。本重在探讨这两次请愿活动，并揭示其与国人参政意识觉醒的内在联系。     

我国古代十大圣人

至圣孔子。名孔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号称"至圣先师"。亚圣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国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与孔子并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选择继续留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不过,国民党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也使得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制衡作用不断消解。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止其政治生命,民初议会政治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第一届国会的最后一幕--1924年北京政变后的国会非常会议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拒贿议员"成立国会非常会议,以期维持"法统",继续作为立法机关、民意机关,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民国第一届国会既久为人民所厌恶,非常会议也未能取得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权的段祺瑞更是极力反对,加之内部的分歧与涣散,非常会议的目标终未能实现.虽如此,拒贿议员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对于制约段祺瑞执政府的军阀政治,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民主共和思想观念的宣扬也有积极的意义.     

国民会议运动

一“国民会议”的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从1920年直皖军阀掌握北京政权后,将黎元洪驱走。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当了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揭露军阀统治的反动性,指出无论“拥黎、拥段、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及联省自治、借助列强等解决时局”的观点及希望都是错误的。并指出“在北京之国会已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够建新政府     

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博弈——民初《顺直临时省议会法》之争述评

《顺直临时省议会法》是顺直临时省议会于1912年7月议决通过的直隶地方议会法,该法采用了立法权高于行政权的分权模式。但直隶都督认为议会权力过大,拒不公布施行。议会与都督围绕《顺直法》展开了较量。1913年4月,北京政府公布了全国统一的《省议会暂行法》,大大削减了议会的权力。《顺直临时省议会法》之争表面上是法律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法律化的体现,是民初由集权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新生的利益集团与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中的政治博弈。     

由乱而治的俄罗斯政治转轨--从叶利钦到普京

1991年底,俄罗斯正式独立,如愿执政的“民主派”选择以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目标取向,全面启动了俄罗斯的政治转轨进程。十余年过去了,在经历了首任总统叶利钦时期长达8年的政治风暴后,新的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基本得到确立。世纪之交,俄罗斯在动荡中进入了由乱而治的普京时期,政治状况正在趋于稳定。     

论贵州新一代政治阶层的产生

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急剧的中心事件是社会政治变革。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变革,都要破旧立新,依赖传统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它必须由新型的政治家和积极分子去完成,因此,新的政治阶层的出现是这一变革时期的主要特征。清末以来主张变法的维新派,推行“新政”中出现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及各种政治组织成员,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它的各种政治派别,其成员都可视为在现代变革社会中逐渐形成起来的新型政治阶层群体。全国如此,贵州也不例外。     

论东南亚七国的立法权、司法权及其与行政权之关系

东南亚七国议会体制之组成、权力重心的配置和议员的产生以及与行政权的关系各异,其中一院制已全部或部分实现普选,由其他政治力量对其制衡;二院制以众议院（下院）为优,与参议院（上院）互有制衡.以委任议员使立法结合经验与民主、融合代表性与理性,为基本权利提供双重保障;议会与政府之间以倒阁权、解散权和否决权相互抗衡.各国司法体系均按审级制设立法院,但审理特殊案件的宗教法院和苏丹法庭的作用因国而异.各国之宪法或政治现实均确立司法独立的宪制地位,提供法官身份保障和法院经济保障.法院与政府之间的制衡不仅仅体现在司法审查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在组织方面政府或专门机关对司法的任命权能够割断它与其他政治力量的联系并抵御议会和政府的侵蚀.通过内部性和具体性的解构分析,表明除文莱外,为避免再现威权主义国家危机,立宪主义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已经深入其余六国权力组织和配置体系中.     

2O世纪80年代以来“民初政党政治史”研究述评

“民初政党政治史”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热点。20多年来，其研究从对民初政党的个体组织的考察及其深化细化，党魁与政党的关系及其政党思想，政党与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到整体上探讨民初政党政治在短暂的试行后即走向失败的原因，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法国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历史与现实

法国政坛的左右翼之分起源于1789年大革命,传统右翼势力是法国现代政治演进的主流。从19世纪起,出现了极右翼政治势力,其基本特征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对议会民主制度。以勒潘领导的“国民阵线”为代表的当代极右翼势力通过煽动反移民情绪和利用传统左右翼力量的浅退,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率,但不可能改变法国政坛的基本格局。     

政党执政后的存在形式

政党执政后有两种存在形式——国家政权体制内的政党和国家政权体制外的政党。在政权体制内党最活跃的地方是议会;在政府中有的政府与政党重合（两党制）,有的由数党代表政府（多党制）;党对司法的影响具有分散性和间接性。在政权体制外,党组织有自己的组织和工作,在合法的前提下可依党章活动。政权体制内、外的政党间的组织关系有三种：体制外党组织领导体制内党组织;体制内党组织领导体制外党组织;体制内、外基本不存在领导关系。     

民主政治决策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治人的理论预设有助于政治决策领域的分析,如同经济人一样,政治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也会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治收益大于政治成本是政治人的理性预期和根本目标。然而,在民主政治中,政治人的这种预期容易滋生滥用权力的倾向,阻碍民主政治的实现。     

地方层级议会与政府的政治博弈--以民初奉天临时省议会弹劾周肇祥案为例

民国初年,奉天临时省议会进行政府部门财政核查时,发现盐运使周肇祥冒支公款问题,引出周挪用公款、私设账目、僭越司法、强占民妇、贿买差缺等一系列违法逾规行径。围绕周肇祥案,奉天临时省议会展开了一场控诉与反控诉的博弈。在奉天临时省议会力争之下,周肇祥最终被迫引退并离开奉天。这场议员与官僚的政治冲突中,民主派获得政治胜利,上演了民初地方议员与官员政治博弈中罕见一幕。奉天临时省议会弹劾周肇祥案是研究民初议会与政府关系在地方层级运作一个重要案例,揭示了民初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真实一面。     

民初国会与外债问题

外债问题是民初国会议事的重要问题之一。得到国会批准是民初外债合同有效的基本保证,外债合法与否在一定程度决定了民初举借外债的最终结局。同时,民初国会是各种利益集团冲突、妥协的主要场所,外债在国会中的命运实际上是民初政局变化最为直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