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使命所向与危机消解

"孙杨案"的沸沸扬扬、俄罗斯系统性使用兴奋剂事件的诡谲波澜,都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角色加以凸显。Palgrave Macmillan集团即将出版的预印本著作《公共价值的捍卫者》中,Maarten van Bottenburg等对WADA进行了深入系统探究,为认识全球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及洞悉WADA的组织使命、改革发展等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Maarten等认为,WADA能够践行其全球反兴奋剂的使命,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其作为混合型组织,其可以协调多方利益、最大化地保持组织的动态平衡性。其次,依靠精准的活动抓手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WADA树立了在全球反兴奋剂工作中的权威性。再次,其具有强大的组织领导力、乐于奉献的组织文化和精干的人力资源架构。     

北京2022年冬奥会药检阳性报道中外源性蛋白同化雄性类固醇检测分析的研究进展

目前,蛋白同化雄性类固醇是运动员滥用最多的一类兴奋剂,对其进行有效地控制和检测是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任务,而该类物质及代谢产物的检测分析一直是兴奋剂检测领域的热点和难点。据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公开发表的独立观察员报告显示,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有WADA资质认可的北京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共报告了4例外源性蛋白同化雄性类固醇的不良结果。通过综述外源性蛋白同化雄性类固醇的检测方法研究进展,结合北京冬奥会期间药检阳性的外源性蛋白同化类固醇近些年的检出情况,总结和梳理各自有效代谢物的研究发展,为反兴奋剂机构更好地开展有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依据。     

反兴奋剂检测的挑战与未来

根据2012年国际体育科学、教育、医学大会(ICSEMIS,简称奥科会)主题报告的内容,并结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科学部主任Olivier Rabin博士(加拿大)近期发表的重要观点,就WADA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反兴奋剂检测的特殊环境与专门规则、分析方法的发展与困难的经济现状,以及挑战与未来等几方面的议题展开讨论。多角度诠释了反兴奋剂检测所面临的挑战,并展望反兴奋剂检测科学面向的2012年以及更远的未来。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某和国际泳联案”述评

2020年12月22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基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孙某&国际泳联(FINA)案CAS仲裁庭的一名仲裁员存在中立性问题,撤销了该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庭就该案此前作出的裁决,使得该案再次引发了广泛关注。该案涉及到反兴奋剂中的样本采集程序、运动员权利保护、反兴奋剂纠纷解决等诸多方面。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和案例分析法等,首先对"WADA诉孙某&FINA案"的事实和各裁决机构的裁决结果进行了梳理;其次,从该案CAS仲裁庭的裁决思路、法律适用、遵循先例、对等原则、DCO公正性、制裁强度6个方面对该案进行了评析;最后,对"WADA诉孙某&FINA案"给中国体育法治建设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     

基本权利与体育诚信的较量:反兴奋剂“行踪报告制度”还能走多远?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反兴奋剂条例》实施后,其中的运动员行踪报告制度引起了体育界的高度争议.许多运动员、体育组织指责其侵犯了运动员的隐私权、休息权、人格尊严和行动自由等,而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则坚决捍卫该规则的客观需要和正当性.就司法判例来看,行踪规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得到了承认,但体现出衡量当事人过错和程序正当性的因素,反兴奋剂机构也在作出回应并表现出完善其保护运动员隐私权的趋势.     

竞技体育中兴奋剂使用的伦理危害及其化解*

竞技体育中兴奋剂使用不仅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而且践踏了体育伦理道德,引起系列社会问题。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自1968年以来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竞技体育中兴奋剂使用带来的伦理危害违背了“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公正”原则、“行善”原则;体育价值观念的扭曲、利益因素的驱使、竞技体育竞争的残酷性和体育赋予政治化影响、高科技成果的隐蔽性和检测方法的滞后性、社会评价的偏失是竞技体育中兴奋剂使用产生的社会根源;构筑了竞技体育中兴奋剂使用伦理困境的化解途径：加强反兴奋剂宣传力度;加强竞技体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有效监督与管理;加强反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注重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理性取舍“义和利”关系。     

论基因兴奋剂的类型和预防

当前的世界反兴奋剂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传统的兴奋剂,如刺激剂、合成代谢类激素内固醇等都逃不出被检测出来的命运,也正是因为这些传统的兴奋剂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些运动员转而寻求其他方法来提高运动成绩,基因兴奋剂就是其中可能的选择之一。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定义基因兴奋剂为非治疗目的使用提高运动能力的基因、遗传构件和（或）细胞。近年来,基因疗法取得长足的发展,如用来治疗贫血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基因（EPO）,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基因等,这些技术同样可能被作为基因兴奋剂而滥用。因此,尽快制定法律法规、研究检测基因兴奋剂的方法、保护运动员的健康和比赛的公正性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就兴奋剂的发展史、可能的几种基因兴奋剂、防止滥用等进行了阐述。     

困境与应对:聚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体育事业的影响

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回应了俄罗斯集体兴奋剂事件，加大了对兴奋剂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了对运动员权利的保护程度，适应了反兴奋剂技术手段的科学发展。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新增“阻挠、报复兴奋剂举报”这一类违规行为、增设“受保护的人员”与“业余运动员”新型主体类型、为社会毒品设置单独条款等方面的修订显著成功，但也存在着相关条款之间协调不够、反兴奋剂机构与运动员之间程序权利不平衡等不足。研究分析了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修订条款的主要内容，并考察了修订的主要原因     

中国反兴奋剂法律规范体系：立法进展、主要问题及完善重点

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反兴奋剂法律规范体系。近几年,反兴奋剂立法取得了突出进展：立法体系更完备、立法层次更高、立法与国际接轨、立法更加细化、立法治理手段更加综合化。同时,反兴奋剂立法面临业余体育兴奋剂问题挑战、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立法尚不完善、相关立法“权利—义务”结构失衡等主要问题。下一步立法重点是借《反兴奋剂条例》修订契机,完善以《体育法》为基本法,以《反兴奋剂条例》为引领的法律规范体系,明确各部门反兴奋剂职责,加强反兴奋剂综合治理,加强业余运动员管控与教育,加强运动员权利保护,从而构建符合国际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中国反兴奋剂治理水平,为世界反兴奋剂治理提供可供参考的“中国模式”。     

《反兴奋剂工作发展规划（2018—2022）》实施成果和经验

《反兴奋剂工作发展规划（2018—2022）》实施近5年来,我国反兴奋剂工作取得了卓越成就。通过全面总结“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长效治理体系建设、各子体系建设以及目标任务实施的具体成果,归纳出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此外,分析认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还存在组织体系仍需巩固完善、查处能力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一步提升、反兴奋剂教育从“育”到“防”仍存在差距、科研工作能力仍需不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持续加强等方面的不足。未来,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将在：1）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建设;2）做好新修订《体育法》的贯彻实施;3）进一步提高反兴奋剂工作质量;4）落实两个奥运兴奋剂问题“零出现”,扩大反兴奋剂工作覆盖面;5）不断提升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持续发力,进而不断提升我国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我国反兴奋剂工作高质量发展。     

美国反兴奋剂领域的域外管辖：国际体育自治的挑战与应对

2020年,美国通过了《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首次在国际体育反兴奋剂领域创设了域外管辖权,授予联邦司法部门对发生在域外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的兴奋剂违法行为以刑事追诉权。域外管辖以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为适用范围,以除运动员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为适用对象,以重大国际兴奋剂欺诈阴谋为规制目标行为;对行为人可采取监禁、罚款、没收财产或收益以及强制赔偿的刑罚方法或刑事制裁措施,采10年的追诉时效但同时适用时效中止规定。该法的实施或给国际体育自治带来一些现实或可能的危害。面对其域外管辖,各国和国际体育组织将面临着一系列无以预估的风险和危机。对此,应当从加强国内兴奋剂管控治理,国家实施阻断立法和反制执法,国际体育组织设置“参赛礼让”声明、承诺制度和一定条件下的决议制度以及当事人在兴奋剂诉讼中援引相关原则予以抗辩等方面进行预防和应对。     

反兴奋剂公共利益的学理探析及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体育蓬勃发展,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反兴奋剂斗争从未停下迈向协调和统一的脚步。与此同时,反兴奋剂的公共利益属性也逐步获得广泛认同,但关于这一主题的学理思考依然缺位。以兴奋剂的危害性为逻辑起点,结合公共利益含义和特点的相关理论进行考察,能够对反兴奋剂公共利益形成更为全面和立体的认识。基于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可以认为反兴奋剂公共利益是一种全球公共利益。反兴奋剂是公私合作关系在体育语境下最主要的应用领域,应当予以坚持,通过优势互补推动反兴奋剂斗争的发展。因我国体育协会性质特殊,为更好地推动反兴奋剂斗争的前进与体育行业的发展,我国应当尽快建立仲裁机制。     

兴奋剂在校园——校园反兴奋剂使用的教育学视角

采用文献资料法,发现学生使用兴奋剂现象比较严重。指出学校反兴奋剂教育的必要性。深入探讨了在学校反兴奋剂教育中“从学生实际出发”、“个体教育和集体教育相结合”、“严格要求与尊重、信任学生相结合”、“注意教育影响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策略。     

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的司法适用

刑事制裁涉兴奋剂犯罪第一案判决的作出,标志着《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成为兴奋剂犯罪案件的审理依据。但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在补强反兴奋剂规则治理效果、衔接反兴奋剂规则处罚规定的同时,也存在致使兴奋剂犯罪处理结果失当的风险。如何规范适用该解释中的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成为后续审理兴奋剂犯罪案件的关注重点。为避免兴奋剂犯罪行为处置陷入规范冲突,在适用兴奋剂犯罪拟制规定时,应遵循兴奋剂违规处理程序的前置适用,并保持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体系协调。     

“俄罗斯兴奋剂事件”的法律争议研究

俄罗斯的竞技体育运动员因兴奋剂违规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到2016年里约夏奥会,再到2018年平昌冬奥会,直至2019年末被全面禁赛,俄罗斯的竞技体育遭受了重创。纵观“俄罗斯兴奋剂事件”,俄罗斯运动员兴奋剂违规行为呈现的特点有:兴奋剂违规主体与违规行为的广泛性及有组织性;兴奋剂违规处罚的全面性与例外性;兴奋剂违规行为调查方式的针对性。结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分析“俄罗斯兴奋剂事件”,归纳了该事件存在的法律争议,分析了“俄罗斯兴奋剂事件”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影响,提出:反兴奋剂机构亟待进一步加强指导;竞技运动员个人兴奋剂违规行为的例外认定规则须进一步明确;对有组织性地使用兴奋剂的制裁方式有待细化。基于以上分析,对中国反兴奋剂工作得出了启示。     

竞技体育中兴奋剂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与反兴奋剂的制度设计

运用经济学有关理论,揭示了竞技体育中兴奋剂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巨大的成本—收益反差,是造成兴奋剂泛滥的深刻根源;极低的兴奋剂检测率和检出率促使运动员成为风险爱好者,进而做出服用兴奋剂行为决策;在“怕吃亏”心理的作用下,个体项目运动员之间博弈的结果是服用兴奋剂对自己是较好的策略,集体项目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明显少于个体项目也是运动员之间博弈的结果。最后,进行了一些反兴奋剂工作的制度设计,以期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和决策依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体育赛事发展的影响研究

《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规则》是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下属的运动员委员会制定，执行委员会批准通过的首个明确规定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活动中权利的文件。作为运动员参与反兴奋剂活动的基础，该文件的制定与修订争议不断，多集中于文件名称、法律地位及其内容中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部分。在体育组织的干预下，起草者修改了文件的名称并澄清“这不是一份法律文件”，使该文件的意义与价值存疑。建议在日后的修订中慎重考虑文件名称的匹配性，在厘清该文件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国际标准关系的基础上，赋予其法律效力或给予象征性法律规则的地位，完善对受侵犯权利救济的指引，加快建立申诉处理机制。     

反兴奋剂工作中运动员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协调研究

在反兴奋剂工作中运动员(即竞技体育运动的参与者)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协调是反兴奋剂规则制定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反兴奋剂工作中对运动员权利进行干预的合法目的是:保护运动员的健康权;维护体育赛事中的公平竞争;以最小程度干预运动员权利来实现反兴奋剂工作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新修订条款加强了对运动员个人权利的保护:一是将健康促进与运动员权利保护列入了体育功能;二是新修订条款对"受保护人员"的界定体现了对未成年运动员在反兴奋剂工作中的特殊对待;三是新修订条款更强调兴奋剂违规纠纷案的听证程序和审判的公正性;四是新修订条款使兴奋剂违规处罚与兴奋剂违规行为更符合相称性原则;五是新修订条款确保了运动员权利在反兴奋剂工作中受到同等保护。由此,中国政府应当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兴奋剂检查程序;与世界反兴奋剂工作接轨,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兴奋剂违规处罚规定;对中国运动员加强反兴奋剂教育,深化其对反兴奋剂工作的认识;要加强保护未成年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检查中的权利并要进行特别规制。     

体育法治全球化的典型例证与实现路径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案例分析法,对体育法治全球化问题进行研究.在简要介绍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反兴奋剂全球化和国际体育仲裁是体育法治全球化的工作重心;为适应全球化形势,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针对自身问题不断改革、探索与自我完善,有力推动了体育法治全球化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认为,欲实现体育法治全球化,需要进一步完善国际体育领域法律,逐步形成“全球体育法”;各相关机构加强合作,优化结构,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国际体育领域主体与法律相互促进,共同优化;注重发挥教育等其他辅助方法的作用.我国也应在积极配合国际体育仲裁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先进经验,推动我国体育法治事业蓬勃发展.     

我国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研究——基于新修订《体育法》的思考

新修订《体育法》的颁布为我国反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阐述了我国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对新修订《体育法》为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提供的法律基础,以及反兴奋剂的国际法基础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新修订《体育法》颁布背景下我国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核心任务。研究认为：我国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以运动员权利保护为中心的公平、公正、高效的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为此,应协调好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听证制度与体育仲裁制度;考虑好是否在中国体育仲裁机构中建立专门的反兴奋剂部门或专门的反兴奋剂纠纷解决程序;配备专业的兴奋剂纠纷仲裁员队伍;在兴奋剂纠纷仲裁中,保障相关当事方的权利;加强法院的司法监督。此外,为解决兴奋剂纠纷解决的高昂救济成本,我国体育仲裁机构还应建立兴奋剂纠纷仲裁法律援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