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龙”地名的文化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龙”地名是我国地名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龙”地名数量众多,分布也很广。从其呈现形态看,有的因自然山水形势而命名,有的因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而命名。究其原因,“龙”地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土壤。研究“龙”地名文化内涵,并深入挖掘其现代价值,不仅能够弘扬地名文化,而且有助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文化认同,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     

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学校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根”

“文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高频词。中国的学校无论进行怎样的文化建设,都不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无论进行怎样的文化叙事,都需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文化建设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一种“理解”的方式进行：解释与阐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溯源中形成学校文化认同;应用与洞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照中演绎学校文化叙事;神入与自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持中实现学校文化的传承与超越。只有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根”的作用,学校才能准确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中华龙文化传承建构的契机、挑战及对策

中华传统龙文化在每一时代的传承状况,既决定于自身文化内涵的丰度,同时也是一代代的信仰者不断调整建构策略,使其适应不同时代新情况的结果。中华传统龙文化当代建构的契机具体体现在君权皇权背景的剥离、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崛起以及认知范畴的广域化与再定义。同时也面临大众文化的泛滥对传统龙文化建构空间的挤压、建构主体的"缺席"对传统龙文化建构能力的弱化以及认知表达的差异化对传统龙文化建构统一性的破坏等挑战。要进一步推进龙文化的传承建构,就要推动中华传统龙文化文化类型的现代化、文化内涵意蕴的现代化以及文化内容呈现方式的转变。     

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徽州人与“龙文化”

“龙文化”在徽州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传说方面,“龙”信仰是重要的传承形式,传承过程中突出了徽州的地域特征;在生态方面,重视“龙脉”的理念体现了生态保护意识;在空间地名方面,以“龙”为名的现象自唐宋时期已有,至明清时逐渐增多,这也是“龙文化”在徽州民间加速传播的重要阶段;在民俗方面,舞龙、闹龙灯、赛龙舟等活动中的仪式反映了徽州人对地方“龙文化”的记忆和传承。     

从语用学角度看汉英语言中龙文化的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造成了词汇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动物词汇“龙”在东西方文化中内涵的差异,并对“龙”在汉语和英语中的用法进行了一番比较。     

用传统文化课程渗透侵染——关于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牢固根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从不同层面同时建构富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国家、地方与校本三级课程体系;并以“传统文化专修课”、“传统文化主题活动课”与“渗透性活动课”等方式,在不同学段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学生通过“渗透”“浸染”,获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洗礼,从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牢固的站稳脚跟。     

传统龙文化的当代境遇及返本开新

中华龙文化具有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世代相传、民族特色鲜明等特点,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面对工业文明下"去魅"、去国家机器保护、西方文明制约等因素,中华龙文化正面临严重的文化传播窘境。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一系列策略实现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中华龙文化才能进一步获得鲜活的生命力。     

中华第一龙与父系制度的出现

“中华第一龙”处于仰韶时代的早期，M45的墓主是一位既掌管人权又掌管神权的具有部落老酋长和巫师双重身份的中年男子。应正确认识“中华第一龙”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数学与美育的融合——以“剪窗花”的教学为例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小学数学课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教师以“剪窗花”的教学为例,通过实施“欣赏剪窗花艺术,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趣味性”“实操剪窗花过程,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性”“追溯剪窗花历史,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等教学策略,探索小学数学中融入传统文化的育人策略。     

中国龙在西方的形象：夺回话语权，拒绝“被塑造”

戴维撰文《民族图腾与国家标志：龙与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就中国龙在西方文化中建构的文化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就中国龙文化的国际传播实践来看,中国龙形象多由西方主导构建,中方往往以“沉默的对话者”的身份出现。自我发出的声音很小。与中国的国家形象传播类似,中国龙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长期处于“被塑造”的地位,甚至沦为西方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工具。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对“有效教学反思”之“有效”的思考

虽然有效教学反思已倡导多时,但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它,要在对它本身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指导自己的教学。因此,对其概念的梳理和思考是必需的。本文认为有效教学反思是有着多方面涵义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其"有效"所言传的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具体来说,有效教学反思体现为一种教学反思形态、思维形式、理想和境界以及多指向的动态过程。     

由"地方经济史"与"地方民族史"看"时代"、"地区"与"民族"性类目的归类问题

“时代”、“地区”和“民族”性类目常常并列列出,归类时可以从有关相近相邻类目的内容划分中找出划分标准;分析主表中注释隐含的划分标准;分析类目包含的主要内容成分判断或参考一些相关类目规定的划分标准,来寻找到合理的归类方法。     

从史诗《伊利亚特》到电影《特洛伊》

由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电影《特洛伊》取材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它以直观的音像形式重现了古希腊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商业因素.影片在故事的基本情节、人物的塑造及文化的内涵上,对原作既遵从、又疏离,使得作品从一部反映部落英雄战争的史诗,转向更为深邃的人性拷问,更契合现代人的审美趋向;但如果仅凭影片去理解史诗,则会有失偏颇.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到灯塔去》的"非个人化"

<到灯塔去>(To the Light house)是一部经典的意识流小说,它以完美与和谐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非凡的艺术功力.本文以<到灯塔去>为文本,提出了对"非个人化"手法在两个层次上的理解并探讨了伍尔夫如何娴熟的使用这一手法来揭示人物变化多端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本质.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忽视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思想观点和文艺观点,仅仅一般地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来解释阿Q的“革命”问题。事实上,阿Q的“革命”,不过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另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     

解读《西游记》之“游”

《西游记》中的“游”作为希望的载体,对于游者本身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师徒们提供了新生的机会,由此引起了师徒们身份的重构,并使他们融为一体。游的“流动性”与“滞”的因素相对举,以及作者对结局的淡化处理,揭示了“游”这个行动所产生的永恒意义。     

"败"、"好"、"恶"的语音演变窥探

《颜氏家训·音辞》中"败"、"好"、"恶"三个字的语音在汉语史中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词性、语义也有着相应的变化。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败"、"好"、"恶"语音声、韵、调的发展和更替具有规律性;词性、词义的演变和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上古到中古和从中古到现代,语音演变趋势呈现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