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受命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于《春秋》之义多有发挥,最显著的便是将其导向谶纬。受《春秋繁露》影响极深的《春秋纬》,于其中的受命改制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其继承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以《春秋》为改制思想的发起点,皆为先言受命,后言改制;其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以灾异为天命之征象、多言圣人受命、将三统说与新五德终始学说杂糅等诸多方面。     

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

自宋人真德秀倡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本文从司马迁博引古籍，不一定接闻于董生、《史记》《汉书》不载司马迁师承董仲舒之事、司马迁与董仲舒同居茂陵说不可靠、《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远不及《汉书》、司马迁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兼采《春秋》三传而不主公羊一家、司马迁与董仲舒相同是因为两人有相同的文化渊源等九个方面，说明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不能成立。     

董仲舒“三统说”与西汉大一统王朝的构建

"三统说"是董仲舒在借鉴五德终始说以及其他历史观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规律、动力、法则等问题所进行的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其立足于西汉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不仅对历史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还以"白统""赤统""黑统"的相关度制作为标准,对王朝的更化与改制问题进行了规范,意在摒弃西周末年以来社会发展所积累下来的诸多弊病,为汉武帝的诸多改革举措提供理论上的保障,进而维护西汉王朝的大一统。     

五伦五德源流

五伦五德源远流长,经历了三代春秋源起、战国秦汉之际初形、两汉完型和立法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五伦五常、三纲五常两个思想体系。这一过程是五伦五德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漫长的理论演变过程中,孔子是理论奠基的代表,孟子是理论伦常化的代表,董仲舒是理论纲常化的代表,《白虎通德论》是理论完型和立法的标识。     

行权与死义:董仲舒“国灭君死”说考辨——以齐顷公和纪侯为例

“国灭君死之,正也”最早见于《公羊传》,董仲舒对其进行了重新建构。与《公羊传》“君获”而“绝之”的阐释不同,董仲舒认为,“君获”等同于“国灭”,“佚获”较“君获”罪更甚之,“国灭”则君应死之。《公羊传》对逢丑父代君而斮本无褒贬,意在批评齐顷公“佚获”,董仲舒则以齐顷公无耻和纪侯死国阐发“贤死义”之义理,且将其纳入经权讨论,认为只有臣子在危亡之际可行权,国君则不能。董仲舒将纪季在纪国灭亡之际以酅入于齐的行为,解读为纪侯命其弟所为,纪侯的存社稷是以纪季代为行权实现的,变《公羊传》的“贤纪季”为“贤纪侯”。董仲舒“国灭君死”说虽与《公羊传》有所差异,但其与公羊义理一脉相承,因而可以说是对公羊义理的完善和发展。     

《文心雕龙·诔碑》探析

《文献雕龙》是中国古代比较系统化的博大精深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历来学者们都对其十分重视,过去学者们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论"、"创作论"和"批评论"部分,而"文体论"部分却较少人研究,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文体论"都属无关紧要之作,没有多少理论价值,不值得花力气去探讨。"又说"诔文和碑文(文体论"诔碑篇")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应用文,一般和文学的关系不大",这些说法值得进一步探讨。《文心雕龙·诔碑》中含有很丰富的历史信息,且颇具有文学性和莫大的史料价值,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史奠定了基础。     

《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作者综论——兼与惠康祐同志商榷

自从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之后,疑者渐众,一般有三种怀疑:岳飞说,王越说和于谦说。此文通过考证史料,结合岳飞、王越、于谦的自身经历,认为此词的作者应为岳飞无疑。在论析过程中,进一步指出了其他观点的论证不周和失之严谨,以期与持"王越说"和"于谦说"者商榷。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

对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是否为董仲舒所著,台湾和海外学者早有怀疑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大陆学者至今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后七篇有大量文字和《汉书·五行志》、《说苑》相似,并且只用《尚书》而非《春秋》说灾异,说明这七篇不是董仲舒而是刘向的作品.另外两篇则为董仲舒的作品.     

司马迁的历史循环论与变化发展观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循环论与变化发展观的二元统一.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发展的外在形态是循环的,而每一个循环阶段又是变化发展的.这一思想的形成是受《周易》、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及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综合影响的结果.五德终始说与三统循环论作为汉王朝为自身立法的理论依据,已成为汉人的思维模式,司马迁借用了这两种思想的现成模式构建了自己的循环理论.《周易》给司马迁提供了通变思想,“变”的眼光成了司马迁解读历史的武器.司马迁着重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并试图通过对“变”的过程、“变”条件以及各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考察来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于是又形成了其历史循环论大框架下的变化发展观.     

论楚简道家四篇的宇宙论

在出土楚简文献中,《老子》《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四篇是战国时期楚国道家的重要文献。楚简道家四篇的宇宙本原论和宇宙生成论学说具有鲜明的楚地特色。楚简道家四篇中,都以道为宇宙的本原,而对道的称谓,又有"恒"、"太","一"、"太一"等不同的说法。楚简道家四篇的宇宙生成论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以《恒先》为代表的"概略的宇宙生成论",其二是以《太一生水》为代表的"精致的宇宙生成论"。     

董仲舒“仁学”思想浅析

仁、义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儒家德治思想主张的核心问题。在董仲舒之前,对仁和义的论述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仁、义往往内容交叉。董仲舒系统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仁义思想资料,对仁、义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明于仁义之分的“新仁学”思想。     

异曲同工 互文演绎--杨绛《璐璐，不用愁!》与钱锺书《纪念》互读

钱锺书杨绛夫妇共同的人生经历与理念使其小说颇具互文性。对应《璐璐,不用愁!》,《纪念》作为相隔十年的回应,创作上别有指归。两文呈现了两种婚恋生活的形态与结果,而后者在思想意蕴、故事情节与人物构设上与前者交错呼应。互文关联使得前者的故事在后者中创造性地得到了延续和新的探索与演绎。     

李贽《童心说》的写作缘起与年代考

本文提出李贽的<童心说>是一篇不指名的"明真揭假"而带有论战性的理论文章,是为回答耿定向"以妄乱真"的指责而写的.其写作时间,据耿定向<与周柳塘>第十八书"顷有诗讽耳顺"一语以及杨起元<柳师中秋寿诞>诗中"重来花甲倍寻常"一句,可以推定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丙戌八月中秋之前.     

高校音乐欣赏教学“五段论”

"五段式"音乐欣赏教学是按照学生认知形成的规律为主线来安排教学内容,把音乐欣赏的过程划分为几个逐步递进的子阶段,即"鉴"、"赏"、"析"、"议"、"创"五段,每一阶段所提出的欣赏要求和欣赏重点不同。"五段式"音乐欣赏教学具有渐进性、创造性、灵活性的特点。     

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塑造的启发

汉代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道德教育成为正统,其道德教育体系中所要求的遵纪守法、廉洁刚正、以身作则和言行一致与我国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具有一致性。我国社会职业道德教育可以充分借鉴,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武当《步虚词》作者考辨

宋代诗话中抄录的《步虚词》(仙女侍、董双成)应为中唐李德裕的作品。李德裕崇尚道教,支持唐武宗会昌的抑佛兴道,并且常将诗刻石。武当山道众为感其恩,投其所好,因而有将李作刻石之举。     

董仲舒“性三品”的人性论及神学化的思想倾向

董仲舒针对先秦儒家解决人性问题而提出的“性近论”“性善论”“性恶论”的理论缺憾,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人性论。在继承孟荀的基础上,他将善、恶纳入阴阳两分的天人哲学体系之中,并明确地提出了“性善情恶”的二元论、“性三品”的人性论,从而既从“天意”的高度肯定了统治者的善性,又为礼仪法度道德教化和皇权至上套上了合理的“外衣”。这篇论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和方法论,阐释了其理论思想体系与教育、政治的关系,分析了经过神学化的“性三品”的实质,及其对教育对象、教育功能的积极影响与消极作用。     

沈德潜与乾嘉词坛

沈德潜是清代中期的诗论大家,其"格调"说曾引起词学家的注意。论文对沈德潜的词学观及词体创作进行辨析,梳理其与乾嘉词坛的关系,并以王昶词论为例探讨了沈德潜诗论在词学史上的影响。     

汉代《郊祀歌》的历史文化价值

汉武帝时期,为巩固当时政权树立皇帝权威,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理论。为适应当时需求,汉武帝组织创作了《郊祀歌》,这组祭歌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儒学神学化过程中的社会风貌,而且在艺术上有灵动飘逸的特点,显示了独特的文学价值。     

"文艺学"学科性质再辨

“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其核心就是文学理论的研究。然而在学术话语中“文艺学”等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这不利于学术规范和学科建设。实际上,“文艺学”、“文艺理论”、“文学理论”与“诗学”等几个概念是同一的,而文艺学、文艺美学与艺术学则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在“文艺学”合法性遭遇质疑的今天,更有必要厘定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