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为挽救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提出政治善与道德善两分,使君权摆脱神学,面向真实的人性,为现代政治学诞生奠定基础。此外,马基雅维利还从法律和军队是保障、人民是君主权力后盾、加强君主自身修养、以非道德手段对待非道德现实等方面,分析其对君主统治权术的构想。以上思想都暗含马基雅维利对近代政治思想实证主义的认知方式,从而首次将政治还原于现实生活。     

论《钦定宪法大纲》对君权的限制及其被误读

《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集限制君权与保障君权于一身的矛盾体,限制君权是其主要方面,君主立法权力受到议会的限制,行政权力受到责任内阁的限制,司法权力受到独立司法机关的限制,君权整体受宪法、法律限制.《钦定宪法大纲》虽限制君权,但其所设计政体与立宪派期望相去甚远,加之表面上对君权保留过多,强调过甚,使得原本就对清政府缺乏信任的立宪派对《钦定宪法大纲》产生误读,以《钦定宪法大纲》为守卫专制之堡垒,而非通往宪政之起点.尽管如此,《钦定宪法大纲》仍成为立宪派推动立宪运动的法理依据,对清末立宪仍具正面效应.     

董仲舒自然哲学的四重维度及其对天人感应论的调适

董仲舒自然哲学可以划分为自然论、天论、天人感应论、十端论四重维度。“自然”标志事物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逻辑性。天论则存在着自然之天与神明之天的二重性。神明之天通过自然之天显示出“天意”“天命”。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自然哲学的核心内容。董仲舒尽管认为绝大部分自然现象出于自然界本身,但是更看重灾异与祥瑞等反映神明意志的特别现象。君主的作为构成了感应的逻辑起点,进而被神明遣告,并反映为灾异与祥瑞两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天人感应的内在机理就在于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十端之间的同类相动。而儒家通过分析灾异的阴阳五行属性,进而劝谏君主、改制更张。讨论董仲舒自然哲学有助于实现对其天人感应论的内在机制问题进行调适,实现自然论、天论、天人感应论、十端论的统一。     

浅析董仲舒的政治和文化主张

<正> 一、董仲舒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最主要的政治思想是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人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同时,天又是至高无上的,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君主代表天来行使他的权力。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尊也。”君主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他也必须服从天的意志。而所谓天的意志,也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共同意志,也就是以符合统治集团的共同利益和维护封建国家这部机器正常运转为主要内容的意志。     

人的社会关系变化与西欧封建领主政制的形成

领主政制同君主政制、共和政制一样，是一种国家权力形式。其特征是土地所有权与国家权力相统一，即土地所有者封建领主有权对生活在其领地上的全体居民行使行政、司法、军事等国家权力。在这种政权体制下，领主之间虽然按复杂的宗主与藩属的等级关系联接在一起，但是国家权力实质上是分裂的，它被领主们所掌握，成为一种私人权力，国王只是领主们名义上的宗主。西欧的领主政制萌生于墨洛温王朝的后期，在加洛林王朝时期迅速发展起来，最后瓦解了查理曼帝国，摧毁了君权从而确立了自已的地位。关于西欧封建领主政制形成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     

“脆弱”的君权——春秋战国君主退位研究

春秋战国之际,各国君主普遍呈现君位不稳、异常退位率高的特点,君权稳定性与政治结构以及权力集中程度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来。当时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制解体、以非血缘为特征的郡县制建立,在此过程中,君主权力受到极大挑战,出现结构性失权和功能性失权。在诸侯争霸过程中,原有的多元利益共存的空间政治格局向单一的定于一尊的平面政治格局转变。战国时郡县制、官僚制逐渐建立,虽然君主控制力出现暂时性增强,但是由集权而带来的权力悖论(权力越集中越脆弱)却是君权无法摆脱的困境。     

试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演变

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在封建等级的基础上形成的君主个人独裁制.这个制度的根本特征,是以君主个人作为国家权力和尊严的化身,把个人及国家混为一体.这种“朕即国家”的论调,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由此而派生或者受其制约的理论,还有“尊君卑臣”、以君主是非为是非、“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以及等级道德论和德刑并     

师道与臣道——论董仲舒与公孙弘的冲突

董仲舒与公孙弘之间的冲突不是由于学术流别的不同 ,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个体道德品质的优劣、精神境界的高下 ,而是因为道之不同 :董仲舒奉行师道 ,而公孙弘践履臣道。先秦儒学先天就固有一对矛盾 :一方面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就不得不依靠于君权 ;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理想 ,又不能迁就于君权。君权对待儒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 :既要利用儒学来缘饰文法吏事 ,又不希望听命于儒家的说教。因缘合和促成了儒生的分化 ,儒学潜在的矛盾凸现出来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冲突是这一矛盾的典型表现     

天人关系在董仲舒君主观念中的体现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与国家的盛衰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董仲舒通过对种种历史事实的分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君主观念体系。他的君主观念体系主要从四个方面体现天人关系，即君权神授、法天行事、违道天罚、以儒为天。     

先秦道家君主论的发展:从无为无君到清静有为

老子君主论的核心内容是“无为”。君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消除有为之心，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老子君主论和孔孟君主论有两个形似神非。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但是提出了“无君”的激烈主张。不过庄子的理论中又包含了对现实君主制度的妥协。散见于《管子》和《吕氏春秋》中的道家思想则主张君主应该用无为的手段，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把道家君主论改造成为一种高超的统治术。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探析

董仲舒政治思想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大一统论维护了中央集权 ;“天人感应”说促进了社会安定 ,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君权 ;他主张举贤任能、廉洁政治 ;任“德教” ,施“仁政     

浅析三期儒家的君民观

伦理政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君民观是其思想中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孔孟提倡君臣对应;汉朝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的思想,以确立君主的权威;到了宋明,程朱理学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把君主权力进一步上升为不可违逆的天理。三期儒家适应时代要求,其君主观各具特色。     

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新探

中国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不可比附，民本与尊神是护卫君权的有机统一体，民本是君权的附庸。伸天仁民是董仲舒民本思想的特色，董仲舒在伸天主张掩护下的亲民思想，比先秦的民本思想有新的发展，并且达到了这种思想所能够达到的高峰。他强调“仁”应该施及民众。他较早提出了关注民生，调剂贫富的主张。他的教化思想出发点是建立君仁民从的和谐社会，然而难免成为愚民的重要途径。     

理代气兴:汉代初年的儒道、法道之争

河上公以道家无名思想结合孟子气论,形成了儒道派哲学。韩非以道家无欲思想变荀子礼乐为理法,形成了法道派哲学。秦用法道,暴政虐民;汉用儒道,与民休息。儒道、法道之争,本质上是理气之争与君权民本之争,这构成汉初系列历史事件的哲学动因。窦婴与田蚡斗争失败,则标志儒道派政治上的崩溃。董仲舒虽试图在君主专制之下最大限度保留儒家民本思想,却又以理代气,最终使儒道派哲学消亡。此后的汉代思想斗争就由儒道、法道之争转入汉代新儒家内部的王霸义利之争,君民博弈的天秤也日益向君主一方倾斜。     

清末宪政编查馆的立宪困境与反思

对于宪政改革,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大多数现代宪政国家都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过渡而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也证明了这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亚洲专制国家而言都是一条具有可行性的发展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实质上也是走这样的道路。清廷成立宪政编查馆,为的是仿行宪政,统筹整个立宪改革,但该馆在立宪过程中却无法逾越如何在巩固君权的同时、又能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并能维护君主权威的困境,这样的困境使得清末立宪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而这种困境的无解则可以从清廷对立宪与君权之间关系的认知以及传统中国君权的维系模式中去探求答案。     

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

“君权”、“民利”是朱元璋国家观念的两个基本点，其政府建构、政府运行原则的设定皆基于此观念。然而，由于君权本质上是私人权力，无法消除私人化的官僚集团，从而使官员难以大公去私，顺民情行政；由于民利的实现以君权为中心，君权的绝对性得到强化，而民利实现却很困难。     

论荀子的国家思想

荀子既是君主论者，也是民本论者。他把君主论与民本论结合起来，建构了一整套关于国体问题、国家功能问题、国家起源问题以及政府体制问题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既肯定君的人主地位（统治地位），也肯定民的根本地位（对君的制约作用）。由此证明，荀子不是君主专制论者，而是受民本论制约的君主论者，是君主民本一体论者。那种把荀子的政治思想说成是君主专制主义的观点是没有理由的。     

传统的困境与现实的困惑——明末清初思想家对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批判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动荡,思想家们传统的政治信念受到严重挑战。他们在深刻反思之后,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专制君权。在不否定专制君权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批判君主没有"圣明有道",并提出一系列变革君主专制、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而且又近乎一致地认为以置宰相分割君权,是达到他们所理想的"君明""相好"的最佳途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改革愿望是强烈的,但是整体的表现却依然是"有破而无立"——批判有余,而建设有限。这是中国固有的儒家治世之道,僵化了他们的思考和改革视野及方式,社会中远没有产生出可以提出新主张的新生力量和反映新要求的社会阶层。而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个通病。     

人民主体的教育解读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们常将它仅仅理解为政治概念。在教育工作中,同样要把人民主体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过神权社会、君权社会、民权社会。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比较长的君权社会,在君权社会里,民众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听命于君主统治者,其中第一个放弃的权利就是教育权。     

人权与主权

人权与主权是国际法的两个范畴。近年来,随着人权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看法的问题,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亦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外交诸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从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主权及其在国际法上的意义 近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首先是由16世纪中期法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布丹在他的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加以系统论述的。他认为,主权是“国家内绝对和永久的权力”,是一国的最高权力,不受国家的法律约束,从而为主权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关于主权的学说在近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王沪宁同志的归纳,有霍布斯的契约君主主权论,洛克的议会主权论,卢梭的人民主权论,黑格尔的国家人格君主主权论,奥斯丁的功利主义主权论等。随后,主权的内容不断丰富并最终被确定为国家不可缺少的属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法学界出现了一股抛弃有关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利的潮流。他们主张取消国家的对外主权,这股湖流席卷了整个西方并且影响至今,各种主张废除国家主权的学说层出不穷。有人断言:“陈腐的主权国家就显出了真形——无非是世界循环系统中妨碍血液流通的一个残存的疙瘩罢了。”有人宣称:“历史正在使国家主权这个词儿逐渐丧失意义”。他们统统把国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