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大美"的构成与渊源

本文从美学、社会学和文学的角度分析了汉赋“大美”的构成，认为汉赋从文本建制、空间表述、时间拓展、精神境界等角度展现“大美”境界，同时论述了“大美”观念的形成和汉代“大美”观念的特点。     

汉赋的类别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一般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三类。骚体赋产生于汉初,以抒情为主,句式较整齐,带有楚辞的痕迹。代表作品有西汉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大赋,即新体赋,也称散体大赋,内容以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为主,篇末有一些     

原始思维的完整性对汉赋叙述方式的影响

原始思维作为人类曾长期运用的思维方式,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遗留在现代思维形式中，并且强烈体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本文以汉赋为文本，运用人类学、文艺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理论，论证了原始思维对汉赋的影响，特别是原始思维的完整性特点对汉赋艺术风格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汉赋变体论析

本文以汉赋几次变体的文学现象为透视点,阐述了汉赋从源起到三次文体大演变的过程,从社会历史背景、文学文章概念的认识及文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变化,总结归纳了文本体式变化的基本规律。作者认为从文体学的角度阐释复杂的文学现象及其变化规律,才能将今天的文学评论推向一个更深的、更为客观准确的高度。     

汉赋作家创作速度缓慢原因新探

汉代司马相如、扬雄、桓谭、张衡等赋家创作速度非常缓慢,这在汉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从这类作家的文学观和处境看,他们非常关注赋的讽谏功能,但其宫廷文人和臣子的处境导致他们很难在作品中直接、顺畅地表达政教意图,讽谏之难是造成这类作家创作缓慢的根本原因。     

《战国纵横家书》所见苏秦散文时事考辨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中有十五章为苏秦书信或说辞，为研究苏秦事迹和确定苏秦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对帛书所载苏秦事迹判定不一的现状影响了帛书的利用价值。苏秦主要事迹在前312年到前284年，结合战国史实，整合诸家说法，可基本断家苏秦散的年代和先后顺序，同时为研究其他典籍中菌秦散提供参考依据。     

《三国演义》与汉赋:两种文学经典的重要关联

《三国演义》与汉代辞赋之间有着某些重要关联。第一,两者的文化精髓相通,即都为"大一统"思想文化,且这一文化对两者成为文学经典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三国演义》恰当而成功地点缀了部分汉代辞赋,属妙笔生辉、锦上添花之笔。     

魏晋抒情小赋与汉大赋的文学价值比较

赋曾是占据两汉文坛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发展到魏晋，赋体文章脱离了以体物、叙事为主的倾向，逐渐向言志抒情靠拢，出现了灵活多变的抒情小赋，它摆脱了汉大赋堆砌奇字的习气，以其短小、抒情性强，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其文学价值已远远超过汉大赋。     

汉赋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中国古代的学自觉意识启蒙于屈原、宋玉，开端于汉大赋的创作，汉赋的出现标志着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自觉地发挥学的社会功用，使学为社会服务；汉赋与经、史、哲分家，成为独立的学作品，有一定的创作理论，有些辞赋家终身以辞赋创作为业，形成了一批专业作家。     

从畋猎、祭祀到都市生活——汉代散体大赋题材演变论

汉代散体大赋的题材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汉代开国后的盛世景象造就了整个社会的昂扬意气和外向心态,畋猎和祭祀作为大汉气象的最佳代言首先成为了西汉中期至后期大赋的主要题材.而随着西汉末年的国势衰落.时代精神由高扬趋向低抑,社会心态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文人的视线也从天子的征服活动移入都市的繁华和宫殿的奢美之中,京都和宫殿题材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散体大赋愈来愈小而化之,出现了向抒情小赋靠拢的趋势.     

西汉社会生活中的"笞"罚

以竹条或木杖打人都叫“笞”,它是一种惩戒性的轻刑。在西汉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笞”罚使用非常广泛。     

从西汉赋家的游仙逸思看其生命价值观

在神仙信仰甚为普遍的西汉时代,许多赋家具有浓郁的游仙之思。从汉赋的内容来看,他们在游仙的幻想世界中既崇尚生命自由、期望神仙长生,也渴望人格平等,甚至借郊祀场景表露其体道立功、关注现实的文人意识。从西汉赋家游仙幻想之路中,我们可以更为明确地感受到赋家们表露自我生命观与生命价值观的文人自觉。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

汉代统治者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公开倡导以“孝”为本,使原本只属于宗法伦理的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代孝治文化,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孝治在汉代成为治国纲领,并终两汉四百余年而不变,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汉代的历史根源、社会土壤以及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综合决定的。     

尚奇:汉赋创作的潜在动力

尚奇是汉赋创作实践所呈现出的一种审美流向。西汉赋尚奇物之铺陈，多带有诡奇之气；东汉赋之尚奇则表现为题材的尚奇入怪。汉赋尚奇与汉文化受楚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与汉人尚奇谈的风尚有关，更与汉人对辞赋娱人性质的认识和汉赋作家文学创作上的超越心理有关。尚奇是汉赋创作的潜在动力。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汉代颂赞文化与汉赋

汉赋根植于汉代颂赞文化。汉帝国强大恢弘的气度培育了汉人囊括宇宙的胸怀气魄,造就了汉赋壮丽充沛的气势。汉大赋富丽博杂的内容其实是汉代颂赞文化的折射。汉赋彰显盛德鸿业的夸饰、反映天人相应的美饰以及标榜怀远柔近的名饰等多种表现特色,与统治者提倡制礼作乐、附会吉祥瑞兆、追慕越裳朝贡等的盛世文化心理是密不可分的。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汉代“士不遇”赋研究

“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赋的代表。这类赋反映时代变化,描写自然景物,思想内容丰富,它还探索表现方法,创造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高度成就。不过,汉代士不遇赋有很多的教训,值得深思。     

论汉代佚名文人五言诗的生命悲剧意识

刘勰、钟嵘所论和《选》、《玉台新咏》所收的古诗中既有西汉的作品，并且尚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枚乘诗全为后人假托，也有东汉下层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离别相思、生命短促的咏叹，体现了诗人的生命悲剧意识，预示了魏晋时代精神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