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后妃之德”新诠

“《关雎》,后妃之德也.”这是《毛诗序》对《关雎》一诗的评价,伴随着《毛诗序》作者与成书年代的学术公案,“后妃之德”一语也颇受争议.历代《诗经》研究者对于“后妃之德”的阐释,均与《关雎》一诗的文学解读相乖违.从文字学角度考证,“后妃”应释为“司配”,“后妃之德”应理解为“执行婚配过程中的准则与规范”.这就合理地诠释了《毛诗序》的说解,使传统经学阐释与现代文学解读达到了一致.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比见战国秦汉儒家思想嬗变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先秦战国时期的儒家诗论著述，是最早成体系、有逻辑的关于“诗三百”的诗论评述，体现了先秦儒家诗学思想。《毛诗序》作为汉儒的诗学论述，它与《孔子诗论》一方面具有相承性，二者属于同一诗说系统；另一方面，二者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毛诗序》诗旨阐释中女性角色和“美刺说”的出现，以及《毛诗序》与《孔子诗论》在说诗目的和风雅颂次第的不同，体现出不同时代论“诗”作品的独特之处，也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性。在两者所传达出的诗学思想的对比中可以考察自先秦至汉代儒家思想的嬗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学化的解经趋势，民本思想的转变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的融合，施教观念的转变。在这三点背后，便是不同历史阶段儒家思想的差异以及儒家思想自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解“诗”之比较

正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孔子诗论》所体现的"以人为本"、以"情志"为基础说诗的阐释精神基本上被汉儒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政治伦理意义的发掘。《毛诗序》说诗基本上忽略了诗人个体情志,而着意追求诗歌背后所负载的历史沉淀,以求施用于政治。又因二者同为解《诗》之作,前已论及二者思想上的渊源,那么由具体窥见一般,可看到《诗论》与《毛诗序》的不同。一、入《诗》之内与出《诗》之外——指向的不同《孔子诗论》论诗注重《诗》的思想内涵,也有对诗     

"和平中正"的雎鸠和鸣——探析《诗经·周南·关雎》的主旨及其文化内涵

《周南.关雎》是《诗经》首篇,《毛诗序》认定它是歌颂“后妃之德”的作品,自宋以后非议之声众多,认为它歪曲了诗的本事。但本文认为,《毛诗序》所释《关雎》之主旨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较符合于三千年前创作时的社会生活情况和意识形态,我们应该揭而出之以还其本来面目。     

《关雎·毛诗序》“后妃之德说”之辨析

《诗经·关雎》篇之前,有一段序言,我们通常称之为《毛诗序》,其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其后无论是郑玄的笺,还是孔颖达的疏,亦或是朱熹的僻集传》,大体上都是秉承着《毛诗序》“后妃之德”的立论宗旨去解读《诗经·关雎》思想内涵．然而,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大批受西方文学理论影响的著名学者对“后妃之德”接连发难,余冠英先生《诗经选择》和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不同意《诗经·关雎》是关于“后妃之德”的“附会”之说,认为它仅仅是一首民间自由情歌,此说影响甚大,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关雎》篇的理解．本文主要从先秦的“隐语”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文献资料等方面对”后妃之德说”的合理性做出阐释,力图接近与还原《诗经·关雎》立意宗旨和文化内涵．     

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关雎》是自由民阶层的一首恋歌——兼与柳正午同志商榷

历来经学家解释《关雎》,虽有“美”、“刺”二说之别,但无不认定它是一首事关“后妃之德”①的政治诗.近代学者突破儒家思想的牢笼,从考察《关雎》的内容着手,创立了“爱情诗”的新解.如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说:“这诗写男恋女之情.”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组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这是一首描写男子追求女子的民间情歌.”但是,对《关雎》诗义的争论仍在继续.     

从“合语”礼看《毛诗序》之来源

《毛诗序》最遭人诟病者,莫过于以后妃之志或文王之化解释诗义.现代学者多认为与文王后妃之事无关,而只是普通的爱情诗歌,《毛诗序》的说法实属牵强,是汉人的附会之辞.通过对“合语”礼的考察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就已存在以文王之道德教化说诗的传统,《毛诗序》以后妃之志或文王之化解诗正是对西周诗说传统的继承,并非完全是汉人的造作与附会之辞.     

从《毛诗序》和《礼记·乐记》看汉儒的诗、乐教化观

汉代两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毛诗序》和《礼记·乐记》集中体现了汉儒的诗乐理论.《毛诗序》从诗与政治的角度继承先秦儒家的诗论观,进一步探讨诗与政治的关系,分别从三个方面突出了诗的政治教化与美刺作用.《礼记·乐记》通过对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描述,体现乐的政教功能以及乐与政治间的双向关系,即“审乐以知政”和“乐以化民”,从而论证乐的政治教化作用.     

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释“颂”数语考释

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释"颂"数语准确地揭示了《颂》诗的内涵,且是《毛诗序》对"颂"的阐释的直接依据和来源。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是《诗经》三《颂》的本质特征。以上博《孔子诗论》释"颂"数语与相应诗篇相对照,在考查诗篇之义的基础上,考释《诗论》对《颂》的评语的含义,并纠正前贤之误。     

汉代后妃面貌考察

后妃制度是绵延我国古代社会数千年的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是男尊女卑观念下的历史产物。汉代后妃是古代后妃中的一个特定群体。从出身来看,西汉后妃出身下层者较多,东汉后妃则大多出自豪门。西汉册封皇后以帝王宠爱与生育皇子为主,东汉则以德为先。两汉后妃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西汉后妃以雅善歌舞为主,东汉后妃以熟读儒经为长。凭借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杰出的政治才干,两汉后妃成为中国历史上后妃参政的代表性群体。与后世相比,其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荆公诋韩略论

韩愈研究从唐代就已开始 ,而到了宋代则更有了长足的发展 ,其中又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四大家的影响最大 ,尤其是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更是引起了后人足够的关注。但学界对此的评说又往往多有歧见。文章则认为应该历史地、发展地去看待王安石在不同时期所持的韩愈观。王安石在入仕之初虽然也曾竭力崇扬韩愈 ,但主要的是尊崇韩愈在“时乎释、老”的大气候下 ,己独不然的大无畏精神 ,也即捍卫儒道 ,力排佛、老的所谓“真儒之效”方面 ,至于韩愈之论“性”“道”以及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微词。文章还就王诗多效法韩诗而对韩愈诗论又多有贬抑的现象作出了深入辨析 ,并对当前学界颇为流行的两种观点作了恳切的商榷     

宋玉《舞赋》真伪补考

《舞赋》并非宋玉所作：一、除唐人无名氏所编类书《古文苑》之外,自战国晚期至清朝的文献典籍中,未见宋玉曾撰写《舞赋》的记载。且《古文苑》将《舞赋》作者题为宋玉,并未被后世学者所接受。二、《舞赋》记载的《激楚》、《结风》是汉代初年方才在楚地流行的舞曲,宋玉不可能是其创作者。三、《舞赋》所记载的＂材人＂,亦称＂才人＂,即宫中女官名,多为妃嫔的称号,最早设置于西汉汉文帝时期。因此,所谓宋玉《舞赋》,实为后汉傅毅《舞赋》的摘录。唐代类书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二书均将所收《舞赋》的作者题为傅毅,当确凿可信。而唐代总集《古文苑》成书时间较晚,其编者将所收《舞赋》作者题为宋玉,实为在传抄时失察而造成的讹误。     

论唐代宫妇涉政

宫妇是指后妃、公主、宫女等,宫妇身为皇帝的私眷,本无权与闻国政,但在唐朝前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许多后妃、公主不甘身居大内,俯首帖耳,触角外伸,干预朝政,成为唐朝前期政治的一大亮点,对唐朝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原汉画看汉代民间宗教对艺术的影响

汉代的宗教思想十分流行,作为官方宗教的儒教和作为民间宗教的道教等的思想既相互交锋又相互依存,它们对艺术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态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使汉代的艺术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突出,即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精神兼具、内容上多反映宗教题材和宗教思想、美学风格上的气势和飘逸,而中原汉画又对汉代艺术在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做了有力和形象的注解。     

论西汉前期诏令

汉代诏令颇得好评,其中西汉前期诏令尤受赞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流露了真性情,凸显了有关帝王的精神气质与个性:汉高祖诏令简易朴实,近乎口语,体现了高祖本人的豁达大气;汉文帝诏令平和自然、以情动人,体现了文帝本人的谦和仁慈;汉武帝诏令主要体现了他雄豪自负的个性。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试述欧阳修散文的风格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诗词文赋均有突出成就,尤其他的散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文风,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论陈与义的咏物诗

咏物诗发展到唐代，已臻完美。宋人只能抛却陈规、另辟蹊径。陈与义的咏物诗的遗貌取神、侧面着墨的手法正是宋人所开辟的蹊径，并且非常恰当地体现了宋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的特征。     

菊诗与菊文化

菊意象进入中国古典文学,显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由菊之物理特性,逐渐过渡到菊之精神品性,这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心理的漫长积淀。有唐一代是咏菊文学的发展壮大时期,而宋王朝则是咏菊文学的巅峰时期、骄傲时期。菊诗可以写一种高雅脱俗、隐逸退让的道德文化,可以写一种外柔内刚、凌风傲霜的君子品节,菊诗还反映出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尚健精神。     

简论晏几道与“以诗为词”

本文在考察分析“以诗为词”变革的内涵与演进历程后认为 ,参与和推动此一变革者不仅有范仲淹、王安石和苏轼 ,也有晏几道。晏几道宣称要追承汉魏乐府传统 ,遵循“感物而作”的诗文创作规律 ,在词学观上表现出以诗的精神和趣味为指归的倾向。同时 ,在创作实践中他也多向诗体学习借鉴 ,以词抒写情性怀抱 ,倾吐心志感慨 ,创作态度严谨庄重 ,创作技法诗化。尽管还难于达到苏轼的高度 ,但其对“以诗为词”的尝试和开拓之功同样不可否认和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