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伍子胥列传》与《伍员吹箫》对伍子胥故事的不同演绎

伍子胥的故事是中国古代众多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者之一。记录描写此故事的作品很多,其中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和李寿卿的《伍员吹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演绎方式。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作品突出伍子胥的复仇精神以及忠言直谏的高尚品格。《伍员吹箫》以杂剧特有的舞台表演方式和戏曲语言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伍子胥复仇以及报恩的故事,突出伍子胥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两部作品在伍子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形象之司马迁自我精神的体现

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对伍子胥忍辱复仇的经历做了生动的描写,并借此诠释对自身遭际的感叹,对伍子胥隐忍精神的称颂,也体现了自身发愤著书的卓越精神,并将自我对人生的感叹,及对复仇意识和生命意识的深刻见解全部倾注于其中.     

《左传》《国语》《史记》中伍子胥形象的比较

伍子胥的故事在《左传》《国语》和《史记》中都有记载,展现了伍子胥有识有谋、赤胆忠心、结局悲惨的特点,不同的是,《左传》偏足智多谋的形象,《国语》偏忠贞刚烈、爱国为民的形象,《史记》偏忍辱发奋的复仇形象,这主要是因为先秦时期侧重表现伍子胥尽忠为臣的形象,而汉代以孝治天下,血亲复仇思想盛行,轻生重气、崇尚名节的侠义精神深入人心,加上司马迁受个人遭遇的影响,《史记》中的伍子胥从忠臣形象演变成了"复仇者"的代表。     

在二元对立因素的考量中选择与前行--冯至《伍子胥》叙事策略与创作心理研究

《伍子胥》是冯至的小说代表作.小说不再是伍子胥为了复仇而处心积虑的谋划和复仇路上经历的苦难,而着重于他的精神成长历程.主要从伍子胥自城父至吴市的出奔经历中提取几组二元对立的因素,并由此分析这篇小说的叙事策略以及作者的创作心理.     

《史记·伍子胥列传》复仇观的价值特点

伍子胥复仇是中国古代众多的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的复仇故事之一。就目前可见到的材料看,记录其事的典籍很多,而且基本上都对其矢志复仇之事进行了歌咏或演绎,使得这一故事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在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梳理清楚了,更在情节增删中体现了赞美复仇的情感倾向,并且在其实现复仇过程的描写中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     

论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子报父仇”模式的“对话”与演变——以《铸剑》、《复仇》、《原野》、《伍子胥》、《鲜血梅花》为例

鲁迅《铸剑》、曹禺《原野》、冯至《伍子胥》、汪曾祺《复仇》以及余华《鲜血梅花》五篇作品通过对"子报父仇"的历史题材的新编形成了复杂的文本"对话"关系:五个文本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子报父仇"模式进行解构和重构;并在深层内涵上赋予历史故事时代性意义,即《铸剑》中所表现的五四文学对"人"主体性的张扬、《原野》之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阐释、在西方生命哲学影响下的《复仇》和《伍子胥》对中国现代人存在与虚无的思考以及《鲜血梅花》独具先锋文学的人文关怀。     

复仇者的绝望反抗——《史记》中的宗族复仇

《史记》中涉及到很多宗族复仇故事,阐述并分类归纳出相似之处,为后文分析宗族复仇产生的原因和依据作一铺垫。针对司马迁对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加工改造,论证了司马迁是通过发表议论表明其复仇观,而且对复仇的抗争精神是予以歌颂肯定的。     

关于伍子胥有否对楚平王掘墓鞭尸的辨析

我国历史上向有掘墓辱尸的恶俗,多种古籍都记载了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事。宗法制度下为父兄复仇具有时代的正义性。伍子胥极其刚烈的个性和强烈扭曲的复仇心理,使他有可能做出掘墓鞭尸的出格行为,古代良好的防腐保尸技术,使鞭尸成为可能。屈原歌咏伍子胥,是从伍忠于君国,却无辜遭受腐恶势力打击,迭遭厄难,身死国灭的悲惨境遇中,慨叹自身命运并担忧楚国前途,并非歌咏他的暴虐行为。孔子等人的儒学观念,影响了他们对伍子胥复仇这一史实的记载、删削或篡改。     

复仇母题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对话"与嬗变--解读《铸剑》、《伍子胥》、《复仇》

文章试图揭示复仇母题在《铸剑》，《伍子胥》，《复仇》三篇小说中形成的复杂的文本对话关系：考察它们如何以不同的情节模式和叙述模式来处理复仇母题，最终达成对传统复仇文本的主题和叙述方式的共同颠覆；分析复仇母题与三者文本深层结构以及共同的存在主义哲学背景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而把握复仇母题在现代文学中的演变趋势和现代作家整体性文化心理的变迁。最后，文章尝试进一步考察复仇母题在当代文学中的延续和变化，从而梳是出一条复仇母题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当代演变的文化脉络。     

苏轼论春秋名臣——苏轼春秋人物史论平议之一

管仲、伍子胥、士燮是春秋时代的名臣。苏轼对管仲的评论主要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在充分肯定其政治军事才能及成就外，还对他的为人做了批评；对伍子胥的评论主要从人情人性出发，充分肯定了他为父兄复仇的合理性；对士燮的评论则主要是赞扬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色彩在动画中的情感表达

作为视听艺术之一的动画艺术,色彩是其视觉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重要作用,动画创作者赋予色彩的丰富情感使得动画作品更有吸引力。充分认识动画色彩作用,研究色彩所代表的情感意义,以及探究色彩与观众的情感互动,这将有利于我们总结动画创作中色彩使用规律。     

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美学思想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探索

充溢着美的课堂教学，能使师生感到心旷神怡。在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课前对教材、教辅、教法、学法、学生等的直接观照，构思后形成的清晰完整的教学脉络，进而以充沛的感情生动形象地将其呈现于学生，使师生达到身与竹化的至高境界，是语文教学努力的方向。     

《聊斋志异·龙戏蛛》的海滨区域传说源流

明代笔记中大型蜘蛛故事还未限定在海滨,清人这里,“海州”这一区域,成为大型蜘蛛传闻发生压倒一切的地区。叙事特点有:1、大蜘蛛具有变形为人的能量,有善良本性,可与人交往。2、大蜘蛛也属于妖怪一类,但道行较高,可同雷公或龙较量,有时甚至能击败雷公或龙。宋人笔下相关传闻开始随文化重心南移而偏移到东南沿海,还把巨型蜘蛛与宝珠传说结合,成为“意外得宝”与“识宝”叙事模式一个凝聚点。蒲松龄《龙戏蛛》承续了同情蜘蛛的倾向,而谴责龙与雷霆代表的“天公”,以强化实录性来增加可信性。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变迁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统收统支、三级管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几个主要阶段。80年代以后至今在政府投入内部进行了重心下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重心上移(乡镇与县)的关系调整、教育与其他部门关系的调整(预算单列)、政府投入及其与外部投入的关系调整。在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于1995年以后采取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方式进行特殊投入。经一系列制度变迁，我国已形成较有特色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     

论《山南水北》的反异化姿态

韩少功在其《山南水北》中通过对人性被异化的都市文明与多少带有原生态文化因素的八溪峒乡土文明的对立性审思,对唯经济主义的揶揄以及强烈的生态意识和对体力劳动的热情赞美张扬了颇具现代性的反异化姿态。     

安顺大屯契约中的中人社会身份初探

中人是清代土地交易的重要参与人之一,是契约订立过程中除当事人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参与者。大屯契约4人以上作为中人的情况比较普遍,主要有族长、亲族、妇女、立契者本人等。中人构成方式和立契者、参与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中人对晚清以来安顺屯堡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积极的作用。     

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

元朝政府文教政策的调整,各处地方官的积极推动,南宋遗民儒士、理学家、普通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宗族等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上述各方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促成了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按所在地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特别是淮河流域一带,书院创建较少。按创建年代分,元代中后期安徽境内新建书院较多,也有不少前代所建而在元代得以留存的书院,经过修复被重新利用。按创建主体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绝大多数为民办,官办相对较少。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官学化趋势日趋严重。     

个性危机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体现

通过语言、行为、幻灭感三方面剖析霍尔顿身上体现的个性危机与现代主义文学中对传统主流文化产生的疏离感的关系。     

对新时期做好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思考

农村社会稳定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坚持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综治队伍建设，做好教育、转化、打击、防范等工作，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居乐业。     

从大学的发展看未来大学的理想

本描述了大学的发展和未来大学的理想。列举了美国、德国大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经济、政治和化的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的支柱，未来大学的理想就是要从价值定位、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及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