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党人暗杀活动的原因及影响

本文从英雄史观、国际社会潮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组织和宣传暗杀、同盟会多次起义失败后转变斗争方式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党人暗杀活动的原因;并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暗杀活动对当时及后人的影响。     

浅析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

清末革命党人对清廷官员实施的暗杀活动既是革命斗争手段的选择,又是兼受外来革命思潮和自身尤其是新型知识分子尚武意识兴起的自我展现。尽管这种活动对于革命党人而言,并非是其革命的主要手段,但这种活动却在近代推翻清政府的进程中有其一定的影响。     

辛亥时期清政府的暗杀活动述评

辛亥时期的暗杀活动频繁,史学界以往关注的重点多为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而对清政府的暗杀活动涉及较少。本文通过对辛亥时期清政府暗杀活动的考察,管窥清政府对暗杀活动的态度,以利于我们认识清末民初暗杀风潮的形成。     

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但同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非常软弱,因而又具有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种两重性在蔡元培身上有明显的表现。在清朝末年,蔡元培是以“翰林革命”而闻名的,他渴望民族独立,鼓吹民权和女权,组织反清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1902年)和“光复会”(1904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1905年),并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他甚至亲自参与策划武装起义和暗杀清朝官员的活动。在推翻清朝封建皇帝统治和建立中华民国的斗争中,蔡元培是作出过     

鲁迅日记和书信中的蔡元培

鲁迅日记和书信中的蔡元培王景山众所周知，蔡元培和鲁迅之间的交谊是很深厚的。他们是同乡，都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是清末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发起人，鲁迅，据考证则是参加过这个组织的。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鲁迅应蔡聘为教育部员。蔡任北京大学...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蔡元培

五四时期,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长),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校长。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业绩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陈、蔡的结识,并不始于“五四”。在辛亥革命以前,他们即已“神交”了。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发起创立光复会,任会长。1905年,陈独秀在安徽组织岳王会,任会长。岳王会和光复会打成一片,光复会把岳王会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     

《龙华会章程》和光复会思想

光复会的主张和思想是什么?它究竟是怎样性质的组织?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同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将个人的见解略述如下,以求教于史学界同志。光复会于一九○四年十月成立于上海,领导人是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主要的组织者和活动家当是陶成章。光复会成立时的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①。这个政治纲领看去确象明末清初以来传统的“反清复明”口     

试析《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

一、浙江军政府的成立浙江是晚清军事力量较弱的一个省,是光复会的发祥地和根据地,有着很好的革命基础。因此,20世纪初,在新军二十一镇中,在会党、商界、学界、省谘议局中,都有大批同盟会、光复会的成员。浙江也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基地之一,立宪派人在国会请愿与争回路权运动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其中一些还曾与反清革命运动有过密切联系。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杭州,革命党人决定乘反动当局慌乱之际起义。4日晚,同盟会员褚辅成与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朱瑞等,发动二十一镇81标与82标起义,上海派来的敢死队百余人助战。经一夜战斗,于…     

浅谈道家思想对光复会的影响——以光复军参谋长杨镇毅为例

杨镇毅参加光复会后,在家乡倾力办学以培养革命力量,后投笔从戎,参与上海光复。陈其美篡夺沪军都督,杨镇毅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光复南京,他亲与其役,挥师援鄂,任光复军代表。民国成立后,从杭州到上海再到故乡,他洁身引退,名不彰显。这是光复会立会宗旨与行动纲领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从中也可窥见道家思想对光复会的影响。道家强调"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当民主共和成为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光复会会员云聚而起,为推翻封建帝制抛头颅洒热血,当功成之日,光复会会员解甲归田,无怨无悔,典型地反映出光复会成员无私奉献的胸襟、淡泊谦卑的超然;同时也在他们身上折射出道家功成身退、不恃不争的核心思想理念。     

辛亥革命与现代教育宗旨的确立——兼论教育家与教育创新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教育活动和"革命教育论"思想冲决了清末教育宗旨。民国建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并以此为基础制定颁布了"民元教育宗旨",取代了"中体西用"亦新亦旧的清末教育宗旨,在法理上、形式上确立了现代教育宗旨。现代教育宗旨的确立蕴涵了教育家蔡元培的教育创新力,他反对"忠君"而超越辛亥前革命党人的"革命教育论",尊重传统而扬弃传统文化本位主义,体念教育实况而指向教育本体价值。     

蔡元培“兼容并包”之再诠释

以往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研究,基本上是将其作为论述中的确定结论来使用。其最大问题是,未能看到思想与实践之间的立体互动,使研究陷入某种平面化、静止化的误区。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诠释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在北大改革的最初两年时间里(1917年-1918年),蔡元培主要从扭转北大学风入手,希冀将德国大学崇尚学理之学风移植至北大,通过强调不同学术派别的兼容并存,将北大塑造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再加上,这种出发点正与蔡氏本性上"囊括大典"的偏好相契合,由此,学派兼容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兼容并包"真正可"兼容"的范围并非全如人们想象,人事上的争斗以及北京大学在民国初年的特殊地位,都可看作"兼容并包"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合力。蔡元培通过与林纾的论战,借重自身的学术声名和社会威望,再加上新文化一派的通力配合,使得"兼容并包"作为北大改革的理念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论蔡元培德育思想的逻辑路径

在蔡元培的众多论著中,有很多关于教育的精辟论述,特别是关于德育思考与实践方面的论述,更具有独到之处。蔡元培德育思想的逻辑路径是从自然人———社会人———不自觉的社会人———自觉的社会人的提升与超越。在当下,对蔡元培德育思想进行分析和探究,探寻蔡元培对德育所作的思考,阐述蔡元培德育实践的现实价值,对指导我国当前德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蔡元培的图书馆学思想

蔡元培先生一生都在爱书、读书、教书、著书,并为图书馆建设奔走呼号,他的图书馆建设理论对当代图书馆建设仍然有指导意义。     

蔡元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推动者

蔡元培先生是早期中国电化教育的实践引导者和学术领路人,中国历史上许多电化教育人物和事件都和他有密切联系。他重视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为中国电化教育搭起了"大电教"的框架;他选拔培养电教人才,创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起草制定教育电影法规,为早期电化教育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他积极倡导将电影等新媒体运用于科学考察与社会教育,为新媒体的应用树立了典范。     

蔡元培与现代美术教育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经历和影响,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有着深远影响。     

吴玉章与近代四川民主革命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吴玉章在日留学期间曾参与同盟会的领导工作,创办具有较强革命性质的《四川》杂志,宣传革命的思想与理论,促进革命力量的联合;参与革命武装起义,策划一系列的革命暗杀行动,沉重的打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其作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策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巩固了蜀军革命政府,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做了突出的贡献。     

留学生与湖南自修大学渊源探微

湖南自修大学的诞生中,毛泽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以蔡元培、胡适、李达、贺民范、仇鳌、萧子升等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也有着巨大的贡献。他们对湖南自修大学的诞生与成长给予极大的关注和赞誉：指导自修大学的成立,应对时人对自修大学的诘难,在自修大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社会对自修大学的舆论导向等,这些都是湖南自修大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角色·个性: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五四"以后,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由庇护人转为正面和积极的"疏导"者。他与陈独秀的珠联璧合,既奠定了新文化运动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主要舆论阵地的发展格局,同时,也使自己立足北大,发展教育,独具个性的新文化抱负得以从容施展。他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意义超出了学校的范围,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为新文化运动提示了思想解放应有的和更高的境界。他引入欧洲反省现代性的视角,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也使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愈趋深化。     

民国时期“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对教育去官僚化的尝试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蔡元培等的提议,实行了大学院制的改革,同时在地方以大学区取代了原教育厅,以期通过教育行政的学术化摆脱陈腐的政治官僚的控制,维持教育学术的独立,促进教育的发展。然而在当时军阀混战、教育独立思想尚未普遍确立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独立的教育管理制度的条件,以至于这次改革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昙花一现”。     

挑战与应对：革命派对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回应——兼论同盟会成立初期革命派的策略取向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颁布了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是举为清政府谋求政体改革的第一个步骤,高度契合了国内立宪派的政治追求,他们积极为清政府加油鼓劲、建言献策,与清政府暂时结成事实上的联盟,这无疑是对革命派的有力挑战。8月20日,革命派统一机关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由于缺乏言论机关,革命派对遣使举措以及由于9月24日吴樾暗杀考政大臣受到国内立宪派的强烈挞伐几无回应,直到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才对出洋考察团乃至清政府能否推行政体改革有较为系统的回应,这些回应言论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同盟会成立初期革命派的策略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