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辽朝州县行政管窥

契丹辽朝虽然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但早已在其前史中就开始接触州县行政了.循契丹辽朝州县建置的发展脉络,以州县人口来源为根据,契丹辽朝州县大体可分为移民州县、燕云接收州县和边防城三类.契丹辽朝移民州县的设置和燕云州县的整体接收,巧妙地解决了原有部落组织的保留与中原州县行政的移植之间的尖锐矛盾,从而充分地体现了契丹辽朝“因俗而治”的统治策略,而且透视出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轨迹.     

论契丹辽朝统治前期的中原政策

南下中原是契丹辽朝统治前期的根本国策之一。辽太祖灵活机动地推行远交近攻策略，辽太宗尝试了混一天下的理想，辽世宗则试图继续前辈的一贯政策，这是长期以来草原地带向农耕地带作向心运动的必然结果和反映；辽穆宗根据形势的变化，将南下中原调整为草原本位政策。在中原政策问题上，契丹统治阶层存在分歧。     

契丹辽朝国家经济区域整合的历史轨迹

契丹辽朝的国家经济区域整合,在先后经历了对上京道契丹本部的移民开发、对辽东地区移民的农业恢复以及接收燕云地区后实施的劝农政策,为契丹辽朝在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区域整合准备了条件。中京的营建成为这一进程的开始和契机。随着澶渊之盟后整个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和平建设,国家政治方向从对外扩张转向内敛,各经济区域之间的整合趋势日益加强。中京的营建促进了以五京所置财赋机构为管理手段的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行政格局的形成。在国内商业体系逐渐完备的同时,国家经济也由于与宋朝的官方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而融入东亚经济贸易圈中。以中京为中心的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备加强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凝聚力,而边防城的屯垦则为这一经济统一体提供了外部保障。     

试论辽朝“因俗而治”的国策及意义

辽朝契丹统治者根据当时统治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实际情况,在官制、礼仪、法律和选官等方面都实行因俗而治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了民族团结,推动了文化交融。     

从乾隆朝在帕米尔地区的施政方略看其"因俗治边"政策

乾隆时期,基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帕米尔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清代前期西北边疆战乱不断、沙俄插手西北地区事务等原因,清王朝对帕米尔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经略,政治上。因俗设官”,经济上兴屯田、订赋税、改币制,文化上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这些措施均是乾隆帝。因俗治边”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对当时的祖国统一、边疆建设、民族融合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辽朝"因俗而治"与封建化进程

“困俗而治”不仅便于将原来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和部族稳定于统一政权之下,而且以此为纲,奠定了契丹政权实现封建化的主要方向。     

“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清代云南改土归流地区两种文化治理方略及其关系

清代云南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可视为"以汉化夷"治边方略指导下的重要产物,为"以汉化夷"的顺利、全面实施提供了政治保障。"以汉化夷"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文化工程,是一个持续推进的历史过程。在许多流官看来,"以汉化夷"既是一种施政方略,也是一项神圣的文化使命。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以汉化夷"进程,一是兴学重教,二是移风易俗。在云南改土归流地区,清代统治者还同时实施另一种文化治理方略,那就是"因俗而治"。清代的许多统治者在对待云南边疆和民族问题上并未实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而是将"因俗而治"奉为重要治边方略。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如改土归流后,清廷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并不强求剃发易服。"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两种文化治理方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时空的转换而转换。"以汉化夷"体现"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因俗而治"体现"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以汉化夷"是"求同","因俗而治"是"存异";"以汉化夷"追求文化的"一体","因俗而治"追求文化的"多元"。"以汉化夷"与"因俗而治"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共同促成云南"多元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     

破解民族地区的“政府干预情结”

中国是有着深厚的政府干预传统的国家,民族地区则是政府干预的主要对象,以致形成了“政府干预情结”。这有其多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带来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对此,当前一方面要认清政府干预的客观必然性,努力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破解“政府干预情结”,最大限度地防范其消极影响。     

宋代甘青藏区的刑事法律政策研究

由于甘青藏区所处宋夏沿边的特殊战略位置,以及错综复杂的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宋朝在甘青藏区相继实施了以"和断"为核心、以重罪轻罚为变通的"因俗而治"的刑事法律政策,并强调民族边区人道主义的刑罚处罚方式。结合对此问题的探讨,考察宋代边疆民族法制的独特地域特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这两种治理政策始终贯穿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在边疆治理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起到不同作用。虽然两种治理政策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不同,但是基本上没有舍它而独存,而是互为参用,均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准职务行为"国家行政赔偿制度研究

"准职务行为"国家行政赔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准职务行为"在违法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由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准职务行为"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现实基础。构建"准职务行为"国家行政赔偿制度,将发挥权利救济、权力制约、依法行政的功能。     

主持人语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中央政权在广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以夷制夷＂的特殊统治策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少数民族地方的管理智慧,所以中国政府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提炼出的土司遗产的价值是：＂齐政修教,因俗而治＂八个字,充分体现出土司制度的治理思路与方略。有学者做过统计,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建立过3000多个大小土司,涉及广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青海等地。     

欧洲学分转换系统：从单一功能到双重功能的转变

欧盟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深入进行的同时，也正朝着包括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目标努力。早在1987年，欧盟就在其成员国间进行了一项名为“伊拉斯莫”的高等教育合作计划，此计划旨在推动大学生在欧盟国家内的流动及通过合作提高欧盟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在这个过程当中，欧盟委员会开发出了欧洲学分转换系统作为推动学生流动的工具，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波洛尼亚宣言》发表，在肯定欧洲学分转换系统在促进学生流动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也希望将积累功能附加在欧洲学分系统之上，以促进终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