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何以易名

问题提出的背景 2007年,针对“中国龙”是否改名在国内各大媒体上曾被吵得沸沸扬扬。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龙”错译为dragon,违背了“中国龙”自身的意义和内涵,应该改译为loong;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我们所普遍认同,没必要那么在意我们国家自己的图腾在别人那里会产出什么样的感想,所以不主张为中国龙改名。     

图书馆"超期罚款"行为的合法性探析

对于图书馆"超期罚款"行为的合法性,理论界多有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其违反有关行政法律的罚款规定而采取否定态度;也有学者从民法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试图赋予其合法性.但是,从行政法理来分析会发现,图书馆的"超期罚款"行为只是_一种行政合同履行行为,不存在违法问题,亦无改名之必要.     

重庆晚报·评说

<重庆晚报>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毋庸置疑 中国报业网总裁中国媒体大会秘书长黄菊芳 2008年<重庆晚报>获得"中国晚报十强"这是值得祝贺的.作为中国媒体大会的秘书长,我们中国媒体大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都市报,<重庆晚报>能够连续两年入围中国媒体大会影响力的行列,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重庆晚报>在当地的主流媒体地位.     

中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现实议题——兼谈他国学者对我国媒体现状的几个关注点

本文对美国学者、专家对中国新媒体发展的关注问题进行总结,一是中国"三网合一"的现状、问题、机遇、政策;二是中国网络视频的消费需求、赢利模式、国际文化交流、国家政策;三是中国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与变革、虚拟交流与口碑传播、新商业与媒体新空间;四是网络游戏对传媒产业影响,以及中国传媒娱乐产业的发展。     

传媒自我撕裂,公器从何谈起

不管是哪个国家、哪种新闻制度,媒体普遍被视为一种公共事业,为公众所掌握,为公共利益服务,起到"社会公器"的作用.在中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媒介应该成为社会公器,为公众利益服务.然而,在我国当今社会形势下,我国的媒介能不能成为社会公器?应该成为怎么样的社会公器?     

"渤二事件"媒体报道新论

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对于"渤二事件"的媒体报道及其影响,学界评价甚高。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打‘老虎’,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1]王雄以为:"这是中国传媒首次将新闻舆论监     

论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输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文章阐述了全球化或现代化进程并不支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图书馆学模式,中国学者应该在"拿来"的同时,增强学术输出意识,为"和而不同"的世界图书馆学贡献自己的心智.作者认为,输出必须基于传统文化血脉和民族身份立场,在西方话语的"他者镜像"中有针对性地挖掘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优秀成果,以消弭在输出时可能遭遇的情绪和学理上的双重抵制.     

情报『改名风』的不科学性

文章分析了从90年代初期刮起的情报"改名风"的原因和造成的不良影响,认为"情报"不完全等同于"信息",把原称的"情报"通通改名为"信息"是不科学的.情报学是否应该更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理应由情报界共同商讨.在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前题下,由集体研究决定,而不应采取简单的行政办法.     

"迎接全媒体时代"——清华大学、凤凰卫视共同主办"华语媒体高峰论坛——迎接全媒体时代"

2011年4月1日,由清华大学、凤凰卫视主办的"华语媒体高峰论坛--迎接全媒体时代"在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举行.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知名华语媒体机构领军人物共同论道"全媒体",这也是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学者与企业领袖,报纸、广播电视与互联网媒体之间首次专门针对"全媒体"这一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何谓历史?何谓中国?

"历史"是在一定的时空里,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连续的过程。"中国"在1912年以前的三千余年里,或是多变的地理概念,或是模糊的文化概念,又或是复杂的民族概念;时至现代,以政治为标准,学者们认为"历史中国"的范围就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清朝版图。     

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

享誉海内外的已故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至于清代史事,则满文名字之考证,殊与推求事实有关.治史者不得置而不究"①.向来对康熙(清圣祖玄烨)诸子中之第八子胤禩自改名为"阿其那"、第九子胤禟被改名为"塞思黑",世俗以讹传讹,臆说阿其那为狗、塞思黑为猪之义②,似乎无多异议.而陈先生认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     

樊骏式的学者今安在

我想正是因为樊骏式学者的不可复制和稀缺,才会让众多学者在樊骏去世后期盼"樊骏式的接班人",呼唤"樊骏式的学者",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樊骏的去世意味着"告别一个时代",是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樊骏老师的去世,使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中出现了不可弥补的真空。任凭我们多么苦楚地哀悼他的离世,多么迫切地希冀仍然能够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亦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     

两种自由的对舞——《大公报》和《观察》所承载的"报刊自由主义"的异同

一 在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上,从张季鸾到储安平,有一条脉络明晰的思想线索,即他们身上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有学者称之为"报刊自由主义".自然,报刊自由主义思潮并不是自他们而始.张育仁先生就确认严复才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思想鼻祖",而胡伟希在他的<十字街头与塔>一书中,也认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则是严复".[1]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张、储二人在报刊自由主义思潮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黄静案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本文以黄静案为切入口,从五个方面探讨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被部分学者和媒体所热论的"媒体审判"在法律和事实层面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执意坚持媒体报道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会给本来"呼吸空间"就严重不足的媒体报道带来"寒蝉效应",不利于媒体正常监督功能的发挥,既损害媒体报道自由,从长远看也会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应当在重新厘清传媒与司法关系基础上,给媒体以更大报道空间.     

论中国古典文学文献中龙之形象

本文作者简要论述龙在中国古典文学文献中的形象,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文献中的龙的形象具有神尊性、性情性、罪孽性三种类型特征。     

坚守职业使命与专业追求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指出:"在今天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后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境。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人"。"中国的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中国化了吗？

西方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以来,该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笔者在1996年至1999年,曾陆续发表了5篇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文章①.由于笔者的观点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因而很自然地就被概括为"反对论"②.其实,笔者的本意并非是要否定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认为这一理论并不完全符合我国档案工作的实际,我们对这一理论不应作过高的评价.后来,由于档案学界有较多的学者认同并肯定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肯定论"无疑占了上风.档案学界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争论获得了真正的解决.纵观争论,笔者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学院派的档案学者倾向于肯定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从事档案实际工作的研究者则倾向于否定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近来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获得了进入中国档案学领域的入场券并占有了一席之地","完成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土化的过程"③.笔者不禁要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真的已经中国化了吗?     

否定客观报道的理论误区

近些年西方某些新闻学者否认客观报道,认为新闻只能是媒体过滤的主观事实,客观报道是做不到的.为此,美国1996年新闻工作者协会把多年的核心准则--"客观性"一词删除了,认为这是个无法把握的标准.我国有些学者与此呼应,也把新闻客观性视为记者的"主观"饰品.现在,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之所以再次遇到挑战,新闻记者唯物认识论的薄弱甚至彻底丧失,不能不是个重要原因.     

原创学术出版如何“走出去”

我们的学术图书为什么外国出版社不愿意出版、外国人看不懂?笔者认为,翻译质量、翻译经费是出版"瓶颈",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是根本问题. 目前,中国学者的人文社科学术著作的版权输出比较困难.外国出版社总是觉得我们学者的学术观点不是主流观点、学术研究不够严谨,表述方式也与西方学者大相径庭,从而导致我们丧失了在世界学术界中的话语权.上述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图书翻译出来了,而读者看不懂,被告知翻译质量有问题.于是要求由外国学者修改译稿,翻译经费(来自中国政府的补贴和图书销售的赢利)陡增还在次要,中国学者的观点可能会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上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

格里德尔是美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和史华慈的学生,其专长就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史。主要著作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及《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等。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遗产;儒家批判;新文化运动;意识形态论战等。作者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现代史仅仅看成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背景中的一个外来的碎片,而应看作一种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