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条件之思考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是涉外民商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外国法院判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作了规定,但是规定还很原则,很不具体,有些地方还存在着过时之处,因而亟待完善。本文首先界定了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概念,分析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论基础。其次,阐述了我国关于外国法院判决和执行条件的规定,并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通过论述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对完善我国关于外国法院判决和执行条件规定提出了建议。     

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互惠原则

<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顺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参与到世界经济体中,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经营或与国外企业合作研发、生产、销售等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纠纷争议,那么按照双方事先约定或法定,就要诉诸外国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裁判或仲裁。在得到生效的民商事裁判后,需要国内法院予以承认才能在国内执行。但每个国家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原则和规定不同,目前也很难在国际层面上达到统一。互惠原则是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一项很重要的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奉行事实互惠原则。2022年3月17日,     

在我国承认外国破产裁判的路径构想

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大量跨境破产案件随之涌现,破产债务人、债权人和破产财产分布在世界各地,增大了破产程序开展难度,立法理念差异和司法主权的实施使得跨境破产效果大打折扣,如何提高破产宣告的域外效力日益重要。本文依据新破产法第五条原则,对在我国承认外国破产裁判的路径进行设计完善,更好的实现破产法的理念并维护我国债权债务人的合理利益。     

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公共政策例外——以路易斯花娃案为视角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公共政策的属性,对于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更容易适用公共政策例外的规则。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2007年判决的路易斯花娃案是公共政策例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中应用的典型判例,尤其是权利范围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容易导致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主要在于保护私权,可以属于外国法院予以承认与执行的范畴。随着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增强以及地域性的削弱,公共政策例外对于承认与执行外国知识产权判决的介入地位也将越来越小。     

基于复合期权模型的外国在华专利价值研究

基于外国专利权在中国的获取、维持和执行过程,提出了外国在华专利价值的复合期权模型,并基于由中国法院审理的涉及外国专利权人的专利侵权案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成本效益原则可以较好地解释外国在华申请专利的动机.     

日美风险投资模式的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分析,日美风险投资模式在资本供给主体、组织形式、运作方式及政府充当的角色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不能照搬外国模式,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动态风险投资模式。     

企业发明专利、技术比较优势和外国专利控制——基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视角

准确把握不同技术领域国内外企业发明专利授权差距及其动态,将有利于我国有效应对外国企业在华的专利布局。根据WIPO《国际专利分类号与技术领域对照表》,对1986—2006年中国国内外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进行统计,并基于发明专利授权数据对其技术比较优势进行了探讨;同时对国内和国外优势子技术领域国内外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差距进行比较;最后,对上述分析结果的公共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美日风险投资运作机制的比较分析

美日两国的风险投资起步较早．但成效迥异。分别从资本来源、组织形式、运作基础、投资方式、投资管理等方面,对两国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得出了一些相关启示。     

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也进入了对外贸易摩擦的多发阶段。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最为突出,而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及其相似。因此,对美日、美中贸易摩擦进行比较研究,吸取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时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是很有意义的。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异同点,然后结合日本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措施,以期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发展有所帮助。     

美日企业知识管理模式的比较制度分析

运用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考察了美、日国家企业知识管理模式的差异性,试图给出企业知识管理模式变迁的理论解释,论述了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导致了企业知识管理模式的差异。     

地方行政执行中的障碍性因素——基于常德市基层政策执行的障碍性实证分析

当前地方行政执行中存在诸多障碍性因素,主要表现为：民众对行政的满意度不高,行政不公开透明,民众要求得不到及时满意回应,一些行政执行有失公正,导致信任度不高。原因在于政策本身的缺陷,行政执行资源与环境不配套,行政执行主体综合素质有待提高,行政执行体制的不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需采取相应对策：提高政策制定质量,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增强行政执行透明度,做好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及时回应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提高政府和行政执行主体的信任度。     

美日企业衍生方式与创新的比较分析

探讨了决定衍生方式的条件,衍生方式对创新的影响,总结了不同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对新经济组织模式探索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资源流动论能否成为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以创新券政策执行为例

纵观政策执行研究,按照其理论发展脉络,大致形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整合式”三种研究路径,并形成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有没有其他理论用来研究解释政策执行？是政策学研究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从资源流动理论出发,提出政策执行资源流动理论,即：政策执行过程是资源要素在相应政策框架下按空间有序流动的过程。资源流动由高向低流动,各个政策参与者作为资源流动过程的节点参与政策执行过程。流动过程中“资源位势”是资源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有效接触”和“资源共谋”是促进资源流动的重要方式。在此框架下以创新券政策执行为例,剖析创新券政策执行过程中资源要素的流动机制,并凝练出创新券政策执行中需关注的重点问题。     

公共政策案例研究——试析加入WTO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加入WTO对于完善公共政策的执行既存在着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WTO原则与公共政策执行原则的契合;加入WTO促使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一步趋于透明化、法制化;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经济方式的作用突显;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范围扩大并且更注重加强与政策适用主体的协调与沟通;加入WTO为改善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契机。     

公共政策案例研究——试析加入WTO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

加入WTO对于完善公共政策的执行既存在着挑战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WTO原则与公共政策执行原则的契合;加入WTO促使公共政策执行过程进一步趋于透明化、法制化;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经济方式的作用突显;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范围扩大并且更注重加强与政策适用主体的协调与沟通;加入WTO为改善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契机。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梗阻的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管理中最关键的一环.而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央政府的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产生梗阻现象.客观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中梗阻的主要表现,揭示梗阻产生的主要原因,以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确保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战略执行速度与绩效——环境动态性和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

构建战略执行速度与绩效的关系模型,基于11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战略执行速度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执行速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方式取决于环境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数量。环境变化快、可用资源充足的企业的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有正向影响;环境变化慢、可用资源不足的企业的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有负向影响。     

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对比研究——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维度

将计量分析方法引进技术创新政策研究领域,以中国和韩国两国1992—2014年间的544条技术创新政策为研究样本,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协同与执行为基本维度,从政策为对象提供的收益、政策激励对象活动类型或能力发展类型、政策的宏观目标等方面将技术创新政策文本转化为半结构化数据。并对比分析了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差异及其历史演变路径。研究发现:中韩两国技术创新政策执行方面呈现地方化的趋势,但是我国地方执行趋势较为缓慢;韩国技术创新政策逐渐开始关注企业吸收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发展,以及参与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互补作用,技术创新政策呈现出去财政化的趋势。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与执行结构的量化分析研究

近年来,我国新发展阶段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本文运用C-D效用函数,从人力成本的角度出发,基于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测算我国2012—2020年基础研究经费的最优投入规模和最优执行结构。结果显示：投入规模方面,2019、2020两年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最优比分别8.16%和8.15%;与此相比,我国实际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要低2%。在经费执行结构方面,高校执行经费占比较低,低于最优比近10个百分点。最后,本文基于测算结果,围绕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和执行结构以及相关制度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