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与辨伪:顾颉刚与"古史辨"运动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震撼史学界的＂层累构造的中国古史＂学说,一时间,疑古成为风气。疑古思潮的兴起,不但涤荡着封建残余思想,而且对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顾颉刚为旗帜的＂古史辨派＂,他们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存疑辨伪＂思想之时,也对胡适等人所提倡的西方科学方法作了吸收并予以本土化。但因时代所限,学术积累之故,＂古史辨派＂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们疑古辨伪存真的精神,对打破＂六经＂所建立的古史系统,推动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顾颉刚“古史辨”思路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顾颉刚是民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主要开创者,他不仅引领了历史学界的学术思潮,其疑古辨伪的精神也启迪了美术史学界对古代画学文献的考证风气。此外,他还培养了在美术史领域更具影响力的另一位史学大家——童书业。     

疑古何时走出?——田旭东博士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读后

本文赞同以疑古与新证(或释古、考古、走出疑古)作为描述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线索,而疑古时代是否结束、何时结束,则是此问题视角中的一大焦点,其间的交会与嬗新尚有比较复杂的一面。田旭东女士的博士论文、中华书局《中华文史新刊》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一书,为近年少有的从疑古与新证一线观察近百年中国学术界古史研究的专论,在20世纪学术思潮研究中具有无可回避的参考价值是可以肯定的。     

疑古何时走出？——田旭东博士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读后

本赞同以疑古与新证(或释古、考古、走出疑古)作为描述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线索，而疑古时代是否结束、何时结束，则是此问题视角中的一大焦点，其间的交会与嬗新尚有比较复杂的一面。田旭东女士的博士论、中华书局《中华史新刊》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一书，为近年少有的从疑古与新证一线观察近百年中国学术界古史研究的专论，在20世纪学术思潮研究中具有无可回避的参考价值是可以肯定的。     

"五四"前后"疑古"思想的分析和批判

一"疑古"思想在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中有时被这—或那一阶级和阶层利用,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特别复杂,"疑古"思想内容,也显得特别复杂.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给民主革命时期文化运动划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疑古"思想的发展,也可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五四"以前的"疑古"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斗争的反映,"五四"以后的"疑古"思想却是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反映.今天,"疑古"思想存在的社会基础已不存在了,而古史研究上"疑古"思想的残余和影响,并未肃清,两条道路的斗争仍很激剧.古史研究,长期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各个阶级以什么样的史学观点研究古史的问题.今天,史学界普通地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为古史研究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党提出厚今薄古方针之后,古史研究更明确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但是,在古史研究上,还存在不少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残余.因此,为了更深刻的认清各种各样"疑古"思想的本质,     

疑古何时走出?--田旭东博士新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读后

本文赞同以疑古与新证(或释古、考古、走出疑古)作为描述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线索,而疑古时代是否结束、何时结束,则是此问题视角中的一大焦点,其间的交会与嬗新尚有比较复杂的一面.田旭东女士的博士论文、中华书局<中华文史新刊>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一书,为近年少有的从疑古与新证一线观察近百年中国学术界古史研究的专论,在20世纪学术思潮研究中具有无可回避的参考价值是可以肯定的.     

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关于“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问题的对话

20世纪盛行的疑古思潮对古书进行了第一次大反思,为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中国古史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向与副作用。李学勤倡导"走出疑古时代"旨在走出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并非全面否定疑古,更不是打倒"科学怀疑"精神,而是对古书开展的第二次大反思,使考古材料与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以正确客观地"释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率先开始了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李济提出"重建古史"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大量简帛佚籍的出现,为中国学术史重写提供了难得机遇。在21世纪,从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高度,重写中国学术史不但变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重写学术史应该包括续写和新写20世纪的学术史,对中国各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重新加以解释和总结。面对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重写学术史时机业已成熟。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作为古史重建的典型,以其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卓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清华简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属于目前重大的发现。它给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     

破坏与建设:顾颉刚对古史研究的态度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以大胆疑古和编著<古史辨>而闻名.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疑古思想褒贬不一.顾颉刚认为研究古史应先破后立.从学术分工的角度而言,既需人做破坏的工作,也需人做建设的工作.顾颉剛研究古史偏于疑古辨伪方面,并不说明他不主张建设真古史,而只是从分工合作的角度出发,以辨伪史为己任,其最终目的是辨伪求真.只有正确把握其思想与实践的真实意图,评价才能接近客观.     

新思潮顾颉刚——中国现代学术开创者中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

<正>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古史辨派"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史中。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去今最为遥远的上古史,竟纠缠了中国学术界整整一个世纪。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实际上已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     

建国以来关于"整理国故"问题的研究综述

受前几年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度升温等现象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颇具影响力的以旧学整理为主要内容的"整理国故"运动,在2000年前后再度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界的重视,引起了众多学人的关注并参与研究,这与建国之初"整理国故"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备受冷遇和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新观点和新著述也纷纷问世.在新的研究视野里,整理国故不再是"狂舐千年枯骨",而是"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反对对主义的迷信,反对对思想的独断与专制,在学术上、政治上均有重大的意义".整理国故并非回到"晚清",而是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其主旨是"再造文明"--创造新文化.在反思顾颉刚发起的疑古辨伪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某些全盘否定的偏激态度和治学观、阐述其学术思想和活动的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更指出疑古辨伪运动并非以破坏古史摧残民族自信为职志,而是要通过祛疑以坚信,去伪以存真,最终在伪古史系统的废墟上重建科学的真古史.这些都把"整理国故"的研究日趋推向客观与深入.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关于"周期"和"族"的讨论

认为中学化学教材中关于元素周期表中"周期"和"族"的划分及定义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又容易造成教师和学生理解上的偏差和表达上的不准确,建议在中学教材中取消对"短周期"、"长周期"、"不完全周期"等概念的要求,将"零族"、"Ⅷ族"分别称为"ⅧA族"、"ⅧB族".     

“去行政化”与“纪宝成难题”求解

中国大学行政化趋势由来已久,典型地表现在行政等级越来越具有支配性地位,但要想立即去掉或完全去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大学发展要求必须去行政化,这就构成了著名的＂纪宝成难题＂。通过对大学行政化形成过程分析后发现,大学去行政化就是要去掉行政特权,回归学术本位,而非简单地去掉行政级别。在去行政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走行政与学术系统并立的过渡阶段,只有这样去行政化才是可能的,这说明纪宝成难题并非完全无解。     

空符号与空集合的微妙关系初探

在继承前人对符号意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任何符号都有符号层、逻辑层、学科层、存在层这四个层面的意义。据此,从符号学与集合论这两个视角来看,空符号与空集合虽有着的不同意义,但其相互问存在既相异相通,又相互支撑的微妙关系。事实上,在逻辑层面、学科层面和存在层面上“任何符号系统都离不开空符号”。     

“人性”和“人的本质”

“人性”具有层次性，而且是多层次，变化发展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具有质的区别：涵义不同；反映人的深度不同；人性属抽象概念，人的本质属具体概念。     

侯方域的"悔"与"忆"

侯方域分别以"壮悔堂"和"四忆堂"命名他的文集和诗集,有其深刻寓意。但对于"悔"与"忆"的真正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并没有十分确切的文字说明,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和评定他的名节至关重要。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成为后代研究者的兴趣所在。虽然前代研究者做了不少努力,但主要着力于侯方域名节的争论,在文本解读方面做的不够。通过对《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的文本解读,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对侯方域故居的走访,从多元化的文化视角进行分析,希望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更客观、更公正、更合理的诠释。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梦"与"窗"--谈电影与电视的区别

电影与电视的区别,通常用"梦"与"窗"来形容.文章从三个层面分析电影与电视的区别,即技术层面、艺术层面和接受层面.技术层面从制作技术、传播技术和呈现技术三个方面来论述;艺术层面从艺术综合、艺术选材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来论述;接受层面从接受环境、接受主体和接受心理三个方面来论述.最后指出正是由于电影与电视之间存在的区别,电影才不会消亡.     

试论《红与黑》中的"红"与"黑"

对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一书“红”与“黑”的解释，众说绘纭。根据作家当初对书名含义的回答，“红”与“黑”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不成功便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