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中央外交机构及其职能

唐朝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吸引着世界。伴随其外交活动之日益频繁,唐政府外交机构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形成以专职管理机构为主兼庞大的关涉机构为系统的多元性外交管理机构。专职机构为九卿系统下的鸿胪寺和尚书系统的主客司两个部门。主客司主管外交政务,鸿胪寺主管外交事务。关涉机构从不同角度和方面也行使着外交管理职责。这些关涉机构与专职机构互相配合、协同合作,共同完成繁重复杂的外交行政事务。     

明朝鸿胪寺制度

明代鸿胪寺是明皇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职能部门,主要掌朝会仪节,主外宾之事。其地位虽然不是尊崇万分,但是其职责却是非常重要。封建君主专制的礼教纲常和威福四夷的大国气量都要由鸿胪寺来执掌,它的存在对维护明皇朝的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文章试略述这一时期鸿胪寺机构的变化及其制度职能。     

明朝鸿胪寺制度

明代鸿胪寺是明皇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职能部门,主要掌朝会仪节,主外宾之事。其地位虽然不是尊崇万分,但是其职责却是非常重要。封建君主专制的礼教纲常和威福四夷的大国气量都要由鸿胪寺来执掌,它的存在对维护明皇朝的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文章试略述这一时期鸿胪寺机构的变化及其制度职能。     

汉唐外交管理体制的演进及其特点

汉唐时期确立和完善了以鸿胪、主客为外交主管机构,以其余关涉机构密切配合的中央外交管理体制,以地方行政系统、军事边防系统及边境镇抚系统三位一体的地方外交管理体制,这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外交管理体制,经历了汉代的确立阶段,魏晋南北朝的调整阶段,到唐代而完善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外交决策与执行之分离,外交政令与事务之分离,外交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之协调,地方外交管理体系之日益完善,集权与分权之适度合理等。这一外交管理体制具有模糊性与多元性的特点     

关于鸿胪井刻石的几个问题

鸿胪井刻石作为唐王朝有效对东北渤海政权行使统治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意义。对鸿胪井刻石内容、被盗往日本的时间、主谋者等进行考证,目的是期盼鸿胪井刻石早日回归祖国。     

关于人教版教材所引《张亨甫文集》中的一段史料

人教社2003版《中国近现代史》（上册）在讲述“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与世界”一目时，为了说明当时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引用了道光时期爱国诗人张际亮致鸿胪寺卿黄爵滋信中一段话。引文如下：     

漫话“寺”和“寺”的别称

众所周知,佛寺是佛教僧尼及其教徒供奉佛祖、进行修持并且居住的住所和建筑。佛寺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是在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然而“寺”这个词却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在我国秦汉时期,有“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等等,然而这时的“寺”却是指官署的。大理寺掌管刑狱,太常寺掌管礼乐郊庙、社稷(古代“社”是土神,     

日历

6月1日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竣工通车。6月2日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请将内地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当时鸦片大量输入及吸食鸦片者增多,引起清朝经济、政治、社会危机,故黄爵滋主张以死刑惩治违禁者,希望能够扭转危险局面。     

从鸿胪馆看古代日本的东亚认识

唐朝时期的中国,曾是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对东亚诸国皆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同一时期,日本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始尝试走出国门,派出遣唐使学习唐朝的文物制度以推动日本的全面发展。在对外交往活动中,鸿胪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文章以鸿胪馆视角考察日本在与唐朝以及新罗等国家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东亚认识,探讨鸿胪馆在日本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寺”“庙”两概念 蕴含各不同

一般人认为寺庙是同一个概念,把它看作是一个单纯词。而事实上呢?“寺”与“庙”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含义各不相同。客观上是作为复合词而存在的。这就像杨柳一词一样,杨是杨,柳是柳,它们是同科异属。且不说“寺”曾作过古代的官署名,如历史上的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等。寺就其宗教意义而言,寺是外来宗教的宣讲所,是僧众供佛的处所,如洛阳的白马寺、杭州的灵隐寺、庐山的东林寺等。寺里供奉的如来、观世音等“佛”,是超然于世的,人们在寺里祈求,是精神空灵的追     

历代官制简表及说明(四)

杨坚代周建隋,尽废周官,其制度名称仍依汉、魏之法。中央置三师三公、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太常、光录、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寺,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十二卫府军官,分统其职。地方上基本行郡县。隋代官制,对唐宋官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代进士殿试及名次公布等情形

《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详细记载了明代进士殿试及名次公布等情形。当年三月十五日举行殿试，一早，贡士会试得中的称为贡士们就到内府即宫廷参()()加殿试，神宗皇帝在文华殿亲自策问他们。天以后，即三月十八日一早，文武百官3身穿朝服，依次班列；锦衣卫设卤簿（即仪仗）于文华殿殿阶两旁，由皇帝亲自在此主持传胪仪式（也叫唱名，就是按名册点名），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由鸿胪寺官员唱名，然后礼部官员手捧写有进士名次的黄榜在鼓乐声引导下，走出长安左门外张贴。仪式完毕，顺天府官员还要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三月十九日，…     

蒋良骐和他的《东华录》

蒋良骐(1723—1789年),字千之,一字赢川,广西全州人,出身仕宦家庭,父亲作过长芦盐运使.蒋氏才思宏富,倚马千言,被当时誉为西粤文人之冠.年二十五,与伯兄良翊同领乾隆丁卯(十二年,1747年)乡荐,辛未(十六年,1751年)成进士,选庶常,授编修。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开国史馆,任篡修官,撰名臣列传,经手者居多.后晋内讲,擢侍郎,升鸿胪寺卿。旋以府丞视学奉天,迁太仆寺卿.复以学问渊邃,稽查右翼宗学,深得清廷的赏识,官     

琅琊山唐摩崖石刻考释

滁州琅琊山有琅琊寺,琅琊寺始建于唐大历年间,初名宝应寺。在今琅琊寺无梁殿东侧尚存六方唐代摩崖题刻,尤为珍贵。题刻涉及滁州刺史李幼卿、赵元阳,滁州乡贡进士卢弘宣,以及皇甫曾、柳遂、刘约、钱可复、周况等人,在释文的基础上,对上述人物、景物与滁州的关系进行考证,可以窥见唐后期滁州的侧影。     

以外事口译为依据论外事翻译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技巧

外事翻译活动在外交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外事翻译虽然从属于翻译,但是其除了具有翻译的共性外,还具有独特的性质,如政治性等。正是由于外事翻译活动的特殊性,其对外事翻译人员的基本素质有一定的要求。该文主要以外事口译特点为依据对外事翻译人员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巧进行了分析。     

琅琊山唐摩崖石刻考释

滁州琅琊山有琅琊寺,琅琊寺始建于唐大历年间,初名宝应寺。在今琅琊寺无梁殿东侧尚存六方唐代摩崖题刻,尤为珍贵。题刻涉及滁州刺史李幼卿、赵元阳,滁州乡贡进士卢弘宣,以及皇甫曾、柳遂、刘约、钱可复、周况等人,在释文的基础上,对上述人物、景物与滁州的关系进行考证,可以窥见唐后期滁州的侧影。     

洋务运动期间的新式学堂

一建立新式学堂,是洋务派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洋务运动期间最先设立的新式学堂是京师同文馆.1858年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将来给中国的外交文书以英文、法文书写,而当时清朝没有合格的翻译人员,因此,培养翻译外国的外交文书的翻译人员便是京师同文馆创设的直接原因。洋务派企图通过创办京师同文馆,培养一批外语人才,以适应鸦片战争以后中外交涉日益增多的情况。     

学富五车书,功垂七部史——唐代史学家令狐德棻

令狐德 (公元 5 83- 667年 ) ,是唐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宜州华原 (今陕西铜川耀县 )人。其生平事迹在《旧唐书》卷 73和《新唐书》卷 12 0《令狐德传》中都有记载。出身士族世家 ,祖父令狐整 ,北周时官至大将军 ,父亲令狐熙博览群书 ,尤精《三礼》 ,曾做过隋朝的鸿胪少卿。一生酷爱经史 ,家中藏书万卷。令狐德在这样的家庭熏陶和教育下 ,从小刻苦读书 ,博涉文史 ,青年时代就以博学多识负有盛名。一次 ,隋朝大将宇文述到他家作客 ,见他读书用功 ,便提出几个典故考他。令狐德不但准确地回答了典故出处 ,而且借典故分析时局 ,旁征博引 ,…     

重温王守仁:始创“知行合一”

生平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王守仁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教育家。1510年(正德5年)受聘主讲于贵州书院,开始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任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等职务,长期在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地活动。1521 年(正德16年)因平定宁王谋反有功, 他受封为“新建伯”。他从34岁开始,就从事讲学活动, 直到去世。其中除去6年(1522-1527) 是专门从事讲学之外,其余时间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讲学活动不断,并热心建立书院、兴办社学、建立学校,对明代中叶讲学之风的兴起和书院的勃兴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龙门出土李元珪纪德幢、尼澄璨尊胜幢读后

龙门石窟文物保护区内近代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唐代石刻遗物。本文通过其中李元珪和尚纪德幢及比丘尼澄璨尊胜经幢史料记事的探讨,拓展了人们关于"龙门十寺"外延概念的认识。而两件文物涉及的闲居寺、敬爱寺、少林寺、圣善寺、万安山香城招提之所及宁刹寺、圣善寺、护法寺有关教团内外僧俗人际的因缘世相,则反映了唐代佛教在东都畿下辗转朝野、风华一时的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