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动向以义熙八年为界。此前,他们仍在“门阀政治”的观念下从事政治活动,二刘之争即隐含着高门士族利用时局恢复“门阀政治”的因素在内。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后。高门士族接受最高统治者权威统治的政治格局,转向关注权力分配。在权力危机面前,部分高门子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背离了该阶层历来标榜的“素退”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激化了的权力竞争关系削弱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从而使“门阀政治”的成立条件彻底丧失。     

门阀士族的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影响深远,此历史阶段,门阀士族入仕途径的变迁记载了门阀制度的盛衰历程。"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是这段历史时期门阀士族进入仕途的两大主要途径,这两种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存在重要关系。     

门阀士族与刘宋宗室内乱

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东晋士族门阀政治日趋衰落,皇权政治逐渐复兴。但门阀士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皇权依靠的重要势力,他们与新起的庶族、宗室等力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权力的争夺。细绎每一次刘宋宗室内乱,都可以发现门阀士族的身影活跃其间。可以说,在宗室内乱中,高门与寒庶、高门与皇权之间的斗争是一味重要的催化剂。     

晋宋之际陈郡谢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及其境遇

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士族。东晋中后期,由于以谢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的军政功业,其家族在门阀政治格局的背景下,成为一度具有执政地位的“势门”。在晋末宋初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陈郡谢氏代表人物具有强烈的门阀意识,采取了颇具个性的应对之策。出于高门士族的文化观念,谢混弃刘裕而助刘毅。谢灵运虽有入世之心,但不改任诞名士的本色,“倔强新朝”。谢晦虽能顺应潮流,佐命新朝,但终被视为异己。诸人皆以悲剧告终,给其家族造成严重的损害。谢氏虽有如谢景仁等之务实合时,谢澹、谢瞻、谢弘微等之谦抑顺世,但终究人才不盛,在一些精英人物相继凋零后,其家族政治与社会影响日益式微。     

浅议两晋门阀士族的畸形消费

两晋门阀士族的畸形消费触目惊人,衣、食、住、行、玩乐无不奢侈淫靡,甚至以糟蹋财物为荣,追究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对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发展

南朝时期,皇权重新主导了官方文化事业建设,官方组织了参与程度深浅不等的各类史学撰述活动,在国史、起居注、典章制度、谱学等史学领域取得不俗成就。南朝官方史学发展,离不开门阀士族的广泛参与。门阀士族以浓厚的撰史意识和活跃的史学实践,完成了南朝史学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乃至整个南朝史学的发展。     

书香门第:江南士族门阀的文化隐喻

门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依赖的社会形态、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士族家族等方面。新时期魏晋士族研究的成果还是保持着一定数量和质量,仇鹿鸣沿用政治集团分析学说,对士族门阀的文化转型进行了新的考证,视野相当灵活。士族门阀与书香门第有着文化隐喻关系,从中国文化内在演进理路分析,书香门第已经成为士族门阀在江南的文化隐喻,从士族门阀到书香门第是一种向文化本真状态的回归,这涉及古代文化从原生到发展过程中认知模式的投射,能够加深我们对自身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和特征的了解和认识。     

东汉门阀士族的形成

从经济、政治特征和门第观念三个方面，论证了门阀士族形成于东汉。     

门阀士族的文化特质与寒人的兴起

南朝寒人势力在政治上的兴起,文化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是其重要因素。自永嘉之乱,来自北方的门阀士族大多迁徙到江南地区,北来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南地区文化取得长足发展,寒人也从中受益,南朝寒人兴起也正是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开发的重要结果之一。     

西汉中后期门阀士族的萌芽

西汉中后期的一批官僚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六朝门阀的某些政治、经济特征。由此,可论定西汉中后期是门阀士族的萌芽期。     

两宋与辽金外交之比较——以盟约和国书为中心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宋辽、宋金两对王朝作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先后长期并存.在不断的政治冲突和双方综合势力博弈对比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以和为主的地缘政治关系.澶渊盟约和绍兴盟约规定了宋与辽、金的外交定位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两宋与辽、金在国书的往来以及交接礼仪等外交细节上有诸多不同之处,充分体现了宋与辽、金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道家思想与晋宋山水诗

文章通过分析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晋宋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方式以及他们的山水诗中所表现出来尚真的审美追求与“山水 玄言”的结构模式等特点,探究道家思想对晋宋山水诗的影响。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的婚姻文化及女性地位

宋金时期安多藏族盛行一夫多妻的婚姻习俗,安多藏族部落大酋间联姻、安多藏族政权与周边政权间联姻现象也很常见。安多藏族女性地位较高,很多上层社会女性受到宋王朝的册封。     

从宋玉事迹的散记与宋玉传的撰写看两汉魏晋的宋玉评价

汉人的宋玉事迹散记在叙事中反映了他们对宋玉的同情、肯定和理解,晋人的宋玉传记则直接表现了对宋玉的尊重和褒奖,这说明从两汉到魏晋世人对宋玉评价的逐渐提升,这种逐步走高的评价趋势促成了南北朝屈宋并提说的生成。     

明清徽州的绅商——兼谈明清绅商和近代绅商之不同

徽州绅商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这是商、绅合流的产物。徽商通过捐纳或捐输等途径转变为绅商,并由此在地方获得权威和民众认可,而近代的绅商,往往借助商会等组织提升自己的权威。徽州绅商推动了明清徽州士绅社会的建构,特殊的绅商身份也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又强化了徽商的封建性,从而阻碍了徽商向近代的转型。     

宋金曲之曲体及曲调

曲体实兴自两宋与金,宋初的歌舞大曲、传踏,犹是词曲同流而难分,而“异流”分途的标志则是俗曲子“缠声”即缠令的出现,而缠令、缠达、唱赚、诸宫调是南北曲的滥觞。通过翻阅大量文献的考证辨析,可以初步认定宋金曲体中曲牌共309体,《董西厢》应为宋人所作而非金人所作。词与曲虽皆源于唐曲子,但后来的发展,“实分两途”。     

宋金元哲理诗探论

哲理诗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宋金元三个时期共408年的哲理诗,在当时诗人们的努力下,使之历史地成为了可与传统的怀古诗、送别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北宋的哲理诗,主要表现出了三大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南宋是一个理趣诗与理学诗盛行的时代,前者以杨万里的诗最具代表性,后者成就卓著者则首推朱熹。朱熹的理学诗主要分为三类,即＂阐说义理类＂、＂融合渗透类＂、＂亦情亦景类＂,各具特点。而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则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是一个新儒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定理学为官学的举措,不仅为哲理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使理学家的＂学者之诗＂一变而为＂诗人之诗＂。这种变化,是理学诗在元代进步的标志。     

宋金元时期重彩壁画绘制颜料及技法考辨

目前,美术界对重彩壁画的研究大多是从现存的壁画本体入手,很少去研究史料文献.本文从金代前后有关的史料研究中,考证辨析出这一时期重彩壁画绘制的有关颜料及施色技法,以求在实践中再学习再创作再发展.     

宋（金）元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攀过隋唐的顶峰,从宋(金)元开始走向衰亡,但音乐的发展却呈现巨大的转折。本文主要从市民音乐的发展、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的成熟三方面阐述这一阶段音乐发展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说明宋(金)元时期的音乐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演变的考察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演变问题向为人们所关注。依据考古材料和献史料对此进行分析，可知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构成和铁的材质都基本相似，因而以二犁的差异去说明两个时期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演变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无法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