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王传记”到“帝王大事记”——《史记》《汉书》“本纪”叙事异同简论

作为一种史体,"纪"首先指条理化、综理性的叙事模式,早期文献如《禹本纪》《吕氏春秋》,它们以"纪"名篇,主要是基于条理化、综理性的考虑,其中固然有时间的因素,但还谈不上编年。随着时间观念的明晰及介入,这种综理性的叙事发展为编年叙事应该出于司马迁的创制,《史记》"本纪"开启用"纪"来编年叙事的先河。不过,在《史记》十二本纪中,编年叙事中还夹杂早期"纪"体的特征。也就是说,十二本纪并非严格的编年体,有些本纪只叙事,而并不编年。《史记》十二本纪在文体方面主要呈现三个特征:一是从编纂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存在以王朝和以帝王为单位两种形式,具体表现为由王朝本纪到帝王本纪演变的趋势;二是从编年的角度看,十二本纪呈现编年与编世并存的现象,亦即司马迁将"世家"掺入"本纪"书写之中;三是从文体的角度看,十二本纪的书写还融合传体笔法,将记言文献与记事文献融合,大都呈现"帝王传记"的特征。《汉书》"本纪"遵循《春秋》体例,建构"本纪"大事记的书写范式,不仅改变《史记》"本纪"的叙事模式,而且也改变《史记》"本纪"的传记特征,从而深刻影响后世正史的本纪体例。同时,由于《汉书》"本纪"采取《春秋》大事记的体例,它往往需要相关列传来补充、完善事件的过程性,故《汉书》也建构"传以释纪"的叙事模式。整体言之,司马迁写作十二本纪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论述考订帝王的事迹来考察兴盛、观察失败,这种叙事愿望单纯依赖《春秋》笔法是无法完成的,而只有借助《尚书》《国语》《左传》这样的史体才能实现,因此,《史记》本纪与此后正史"本纪"有着很大区别,即呈现叙事完备的帝王传记之特质。     

“朕”字研究述评并论“朕”之本义

当前学界关于“朕”本义的看法大致有四类：第一人称代词;舟缝,弥补舟缝;行迹,征兆;给予。考察“朕”字构形,分析“朕”字相关辞例及其同源字族,“朕”字本义为“致送、赐予”,由于常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就为其本义增繁形符,分化出“賸”“媵”“■”字。同时“致送”义也作为一个基因留存在了以“朕”为偏旁的“腾”“謄”诸字中。     

甲骨文“朕刍于某”结构的质疑

前人在论证甲骨文中"朕"可以做主语时,多家多次引用"朕刍于某"作为例证。本文在梳理"朕"、"刍"、"于"三字语用语法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其他结构相当的卜辞,认为在"朕刍于某"这种格式中,把"朕刍"看成偏正式名词性结构作主语,"朕"表领格,"刍"为名词,"于"作谓语,"某"作地点宾语,更符合甲骨文的语言事实。     

“二拍”中的自称词研究

文章对《二拍》中出现的自称词作了具体、细致的归类与分析,这不仅有助于近代汉语的研究,而且能够帮助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风俗、文化。     

从"朕"字谈起——浅谈古代某些谦辞的意义和用法

介绍古代皇帝自称和一般人自称的词,说明朕、孤、寡人等词和鄙人、敝人等一些谦称是有特定用法的,现代人不能随便用作自称.     

中国封建社会中,天子称“皇帝”和自称曰“朕”的来源

问:根据常识,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皇帝才能自称“朕”,可是屈原在《离骚》的一开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屈原不是帝王,为什么也自称“朕”呢?     

浅析豫东方言自称代词“这人”

自称词是指在言语交际中用来指称自己的词语,一般认为自称词的选择跟说话人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豫东方言中的自称代词"这人"在使用中主要表达了说话人强烈的情绪化心理特征,而且有特定的使用群体。就自称词"这人"的运用,分析其可以作为自称形式的原因,以及在动态的语境中自称语的独到的语用功能和效果。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朕”的指称和语用功能考察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朕＂主要用于殷商、西周汉语中,可以指代任何说话人。殷商汉语中的＂朕＂只是一个普通的第一人称代词,没有谦敬等语用功能;西周汉语中的＂朕＂具有了表尊敬义的语用功能。语境在＂朕＂语用涵义的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西周汉语中的＂朕＋称谓＋名字＂模式对战国汉语仍有影响。     

汉语自称代词“某”、“某甲”和“某乙”

“某”、“某甲”、“某乙”是人们所熟知的隐名代词,用来代替人和事物的名称,而作为自称代词,就鲜见探讨了。唐宋时期是自称代词“某”、“某甲”、“某乙”盛行的时期,它们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一致,语用功能和分布却大有不同,复数表达也各具特色。     

中国古代帝王书法现象审视——从学术价值、政治干预及文化认知的角度

帝王书法现象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从学术本位审视,帝王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帝王以其政治资源对推动和影响中国书法发展功不可没,也难免产生一定负面消极影响;帝王书法现象是正确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值得学术界进行广泛且多角度的交叉探究。     

从“称大象”到“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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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初唐到盛唐的帝王诗气

早在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并将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气”之文学现象,的确普遍存在于历代作品中,窥其作品,可知其人心性。诗歌自然也不例外,及至大唐。可以诗取仕,诗歌地位可谓至高．唐之帝王们自然也留下不少诗篇。“气”质竞为不同．略谈之。     

“以明”与“两行”——《庄子》帝王形象的建构基础与理想形态

明王是庄子理想中的帝王形象。庄子以政治视角为切入点,以帝王个体存在为落脚点,反对帝王用“非人”方式劳形怵心地以知治理天下。庄子认为,帝王应以无为方式使世间万物自齐而达于“明王之治”,以实现安闲境界为理想目标、“胜物而不伤”为旨归。明是虚静无执的生命境界,庄子主张用“以明”的态度对待万事万物,以达到“两行”并立并质的状态,在肉体上既不伤己亦不伤人,在精神上不被名所伤,使个体存续更合乎人的本然状态。对明王的解析,从新视角深入考察庄子哲学的内蕴,有助于我们洞察庄子全身远害、轻松自然的生命态度。     

从“功人与功狗”看帝王管理之术

功人还是功狗？ 刘邦平定天下之后,要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岁余未决。为何？刘邦与功勋武将集团之间意见相左。刘邦以文臣萧何功劳最盛,诸武将则认为自己披坚执锐,攻城略地,置生死于不顾,始有刘氏江山,而萧何躲在后方,仅凭只言片语,文墨议论,便居于武将之上,这不是让众人寒心吗？     

论“帝王世系”对历史研究的误导

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几本书所构成的中国古代"帝王世系",作为"大一统"观念的支撑,或者是需要的;但是,由于它不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必然对中国的古代历史乃至一些地方区域史的研究造成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给历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误导。这是必须指出和批判的。     

想起“帝王蛾”的故事

最近,我听了一位同行执教的物理课。这位物理老师在讲《浮力的大小》时,开头是这样的：老师拿着一只空的可乐瓶,底朝下慢慢按入盛有二半水的水槽中。“请同学们做一下实验,看看有什么感觉？”老师语音刚落,同学们就做起实验来。“受到一个向上的力,而且越往下按,这个力越大。”同学们纷纷发言。“同学们说的很好,这个向上的力在物理学中叫浮力。浮力的大小和什么有关系呢？请同学们猜想一下。”经过讨论,同学们猜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与排开的水的重量有关;（2）与排开的水的体积有关;（3）与排开的水的密度有关;（4）与浸入的深度有关。应该说到此为止,这节课还是很不错的,可接下去就有问题了。     

从“和合”思想到“锐角发展观”

自1987年做校长工作至今已达26年之久,让我情有独钟的文化是儒道共崇的和合思想文化,即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汲取各事物     

从“称谓”看中西文化

称谓语是指说话人在语言交际中用于称呼受话人而使用的人称指示语.称谓语非常具有民族特色,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称谓语数量和指称也不尽相同.称谓语主要可以分成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两大类;汉语中各种称谓名目繁多,而英语称谓则数量较少.中英称谓语的巨大差异是中英文化在语言层面上对社会等级权势、宗法观念、血缘亲缘关系及个体社会地位的投影与折射.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英称谓语的比较对中西社会等级制度、宗法观念、性别差异、血缘姻缘的渗透及其价值取向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与研究.     

“德貌两分”——略谈二月河“帝王系列”对能吏的肖像描写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描写了一批重要的官吏．他们外形丑陋但有德有能，德才兼备。作家从大众的审美趣味出发来描写他们。既写形又传神。     

帝王之行与“文学自觉”之例析

外汉魏六朝时期文学存在一个"自觉"的过程,学界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但帝王(侯)在"文学自觉"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得到广泛注意.其实他们或实行积极的文学政策,或组织文人们一同进行身体力行的创作,或提出最前沿的理论批评,都有效地推动了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相较于对"文学自觉"这一提法的质疑,溯源这一说法的本意,并正视帝王在其中所起的特异作用显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