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的关系

唐代文言小说在初兴期蓄势的基础上,繁荣期的创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作者蔚起,名篇如林,呈现出堪与诗歌媲美的繁荣景象。唐代文言小说的繁荣,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尤与科举制度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直接有关。这一时期进士科、制举以及吏部科目选等取士非常盛行,不仅选拔了一大批才学之士,而且营造了文言小说繁荣的文化氛围。唐代科举制度盛行给文言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而科举士子假文言小说叙写科举环境下的现实人生,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则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繁荣。     

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

长期以来，言小说的分类法和类名一直较为混乱。在尊重古人小说观念、小说分类法及类名的基础上，唐代言小说可以先分为志怪、铁事二类，再作第二层细分：志怪分为杂记、杂史杂传、地理博物三类；铁事分为逸事、琐言、辨订、箴规四类。在言小说分类实践中，要摒弃一些不准确的分类法和类名，逐步建立言小说的分类体系。     

从唐代文言小说看落第士子的文化心态

唐代文言小说留下大量的科举士子累举不第的记载,分析小说中落第士子的文化心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代科举士子和唐代小说。论文试从羁旅行役、生活困顿之苦楚;羞愧失意、怀才不遇之抒泄;儒家进取、道佛归隐意识之转换等方面阐述其所折射出来的落第士子的文化心态。     

唐代灵验类文言小说发微

唐代灵验类文言小说内容各异,特点相似,呈现出较相近的情节模式,反映了小说作者多元化的叙事理念。     

唐代文言小说法术情节论

唐代文言小说对源于民间巫术和释道法术的"法术"现象多有表现,往往形成"施厄"或"释厄"的情节模式,承担着文本叙事的核心功能或辅助功能,反映了唐代崇信宗教法术的社会群体心理。     

论唐代文言小说的“复活”题材

唐代文言小说中出现的＂复活＂题材,以其志怪的内容从侧面宣传报应思想,其中又着力对佛法功德进行弘扬,而较少的部分则展现文人的话异之心和独特构想。这说明＂复活＂题材的出现主要受到佛教的影响。     

论唐代文言小说中的“诗人气”

本文所关注的是唐代文言小说与唐代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唐代文言小说中浓郁“诗人气”背后的种种渊源：唐世风尚的推动,小说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还指出了“诗人气”在不同类型唐代小说中的不同表现。以此来理解和把握唐文言小说的精神内质,发掘唐文言小说别样的美学意蕴和文化价值。     

唐代文言小说"诗化"的文学史意义——兼评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

唐代“诗入小说”所导致的文言小说“诗化”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将“诗歌”的种种“文学特质”带入了传统的“史书叙事”,从而促进了中国叙事艺术的发展,并最终完成了由“史传”向“文学”的蜕变,导致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成熟和小说创作高峰的出现。邱昌员的《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拓展,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科举制度与唐代小说的繁荣

科举制度的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对唐代小说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科举行卷之风导致唐代小说的兴起;科举制度的盛行给唐代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科举制度造成的读书士子人群构成唐代小说作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造就的重文尚辞的文化风尚推动了小说的成熟。     

跨文史两学科研究的一项新成果--简评俞钢的《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

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唐代文言小说研究归属于文学研究领域,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则划归于历史学研究范围,因此文史两学科的研究者往往习惯于在各自的领域内选题爬梳,较少跨出学科边界,专题性研究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的关系,深入检讨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令人可喜的是,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一书的问世,以其难能可贵的驾驭跨文史两学科研究的深厚功力,对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的关系进行了专题性的探讨,不仅为我们分析唐代文言小说繁荣     

论唐代落第士子省亲诗

唐代重视孝道,但人们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家奉养双亲。因此,省亲在唐代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唐代士子省亲是孝敬父母的表现,落第的士子创作了大量的落第省亲诗来表现内心的苦闷和不能光耀门楣的无奈。唐代的落第士子的省亲诗多用老莱子"娱亲侍亲"的典故,体现了对归家侍亲的渴望和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倡导和推崇。     

唐朝科举制度对当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朝,唐承隋而起,完善了科举制度。唐朝科举制度为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重新考察唐朝科举制度,其精神原则、制度设计对完善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有极大的启示。     

论晚唐科场对寒士诗歌创作的影响

晚唐宗之后，科场请托奔竞，公道益衰。长期屈抑的寒士，贫困交加，身心遭到严重摧残。随着自尊、自信的丧失，初盛唐寒士笑傲权门的傲岸风骨，为哀伤乞怜的庸俗行为所取代。从而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论唐五代科举考试与文字的关系

唐初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基本确立之后，科举制度对《新定五经》、《五经正义》、《石壁九经》的校勘和刻经相继完成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五代印板五经、九经的出现乃是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对当时楷字体的定形和规范也有积极意义。此外，唐五代科举考试和官学教育都十分重视对文字学的考察和教育，国子监设书学，专治文字学；明经科、进士科等考试要帖试《尔雅》；科举考试中对文字书写规范的要求非常严格。上述种种说明，科举考试对于楷定文字规范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     

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僧人

唐代的僧人本是不能参加科举的,但是我们从《全唐诗》中却能看到很多僧人关于科举的诗篇,这是因为唐朝的科举制度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唐诗中僧人与科举有关的诗篇入手,分析了唐代僧人与科举的关系。     

唐代制举的常科化及其政治意涵

制举与常科同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不同的职权归属,其一般规制为:皇帝主制举,政府主常科。考察唐代制举的实际运行情况,作者发现,这个制度呈现了常科化的发展趋向。唐代制举的常科化,说明皇帝通过制举的扩张,来压缩常科的领地;与此同步发生的是,皇帝通过各种途径干涉常科考试,渐渐把常科变成了制科。制举的常科化与常科的制科化,具有同样的政治背景,即皇权对行政权力的侵夺。     

试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演变

随着时代变迁,唐代不同时期制举试策中的策问和对策在结构、字数、题目数量等方面有很大变化:在唐前期,策问和对策结构比较简单,字数较少,题目数量也较少;在中晚唐时期,题目结构渐趋复杂,字数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策问和对策结构。唐代的制举试策在文体上大致遵循一定格式,但相对比较宽泛,选拔标准更注重文采和论述内容,对文体格式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举人在同科同场对策中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格式。陈飞先生所说的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仅仅是把唐代试策的众多个案中出现的要素"集优"在一起;他对唐代前后期的试策文体特点及其变化的区别也不够深入、清楚。     

论唐代科举制度对社会教育的影响

在唐代,通过考试方式进行选官的科举制度确立后,一直延续了1300年。它与唐代进行社会教育的方式虽然有区别,但是它却对唐代社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如科举制度内容的社会性、科举制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社会各阶层参与读书具有启动效应等。也有消极影响,如科举制度造成了社会教育活动片面追求政治功能的取向,从而造成社会教育功能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