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文精神與未來世界

本文通過對於宋代新儒學、文藝復興、存在主義、美國社會批判思潮、當代新儒家等五個人文主義運動的分析,指出它們都具有保守、復古的意味。但其所以如此,前兩者是由於歷史原因,後三者則是由於自十七世紀以來,科學革命所導致的科技飛躍發展造成;并由是進一步指出:人類四百萬年來的整個進化歷程都是由(廣義的)科技變革所推動,而此歷程目前已經達到一個突變點,今後人與人類社會整體的變化將顛覆過去五千年人類文明所累積的人文觀念,面對此不可測之巨變,人類必須對本身今後之命運加以深思并作出抉擇。     

王符《潜夫論》“聖王三父說”辨正

王符《潜夫論·五德志》中按照五行相生的原則,將太皞伏羲氏到漢代的帝王世系作了一個完整的排列,其内容完全採自谶緯,本無特别之處,但顧頡剛先生却提出王符主張聖王都有"天系"、"母系"和"父系"三個父親,筆者名之曰"聖王三父説"。經文義剖判及語句比對,筆者認爲此説不能成立,完全是顧頡剛被其中某些特殊表述方式誤導所致,其文義仍與東漢時期的通行説法没有差别。這也提醒我們用現代符號來標點古籍時需要特别謹慎。     

道安有“不易”之“道” 兼與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商榷

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説是中國佛教史和翻譯史上最爲人熟知的一個理論。“五失本”的意思較爲清晰,學界也無甚争議。“三不易”則由於日本佛教史學者横超慧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易”字應理解爲“改易”“變易”,顛覆了中日兩國先賢時俊皆讀爲“容易”的傳統訓釋。本文在介紹横超慧日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三不易”的言外之意和道安的釋家之道:作爲不通梵文胡語的義學僧而非譯師,道安本意或許不在提出翻譯的原則、技巧等理論問題,而是爲了説明甚至强調自己所做之注經、證義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隱含着對“印度原典至上主義”和“外來梵僧第一主義”的挑戰,旨在提高漢僧修習弘法的自主性與權威性,是一種自覺的“佛教中國化”。本文亦對船山徹和王向遠兩位教授有關“三不易”的研究提出了幾點疑惑,希望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論南宋湖湘學脉之形成與其發展

湖湘之學自胡安國以來,可繼承之傳統有二:一爲經史之學,一爲性理之學。經史之學方面,可注意之焦點有二:一在重祝經史之學之當代性;另一,則是於歷史成敗之探討中,着重分析决定歷史發展走向之歷史人物及其影響。至於性理之學方面,則可分述爲二:就哲學系統之建構言,安國之以"不起不滅"爲心之體,"方起方滅"爲心之用,"心"爲無所不有,謂"物物致察而能一貫"有三境,以及合"操存"與"省察"爲一;凡此諸項觀點,確實具有於程颢、程頤之外,另闢一徑之空間。其後胡宏於"生成"義,説"性"之遍在,而仍於"終極"義,釋"性"爲"有限"之論法;乃至主張一切"存有"之内部,皆内涵一特殊之具有形上意義之"存有因素",此一特珠而遍在之因素,與"氣"之形構條件結合,形塑爲"性"、"心"展現於氣化整體之成因,從而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之表述,皆是一種企圖於宇宙構成論與存有學方面,向前推進之努力。其發展,并非無成功之可能。而在義理學方面,由胡安國"心"之體、用説,落實爲合"操存"與"省察"爲一;此一路向,發展至胡宏,有"智"、"仁"合一之論,乃至"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之説,亦是一大推進。所難者,在於其所建立之"心""理"合一之論,由"識仁"始,即須有一"能觀"之位置;此點對於一般儒者而言,不易理解,亦不易掌握。以張栻之爲胡宏高弟而不免爲朱子所動摇,僅殘餘一種"體用論"之諍議;即是顯示此項困難。張栻之後,湖湘弟子有從陳傅良、戴溪游者,而如胡大時,且猶疑於朱子、陸九淵之間;以是於性理之義,其學無得而再傳,亦是實情。故就朱子而言,得吕祖謙、張栻之助,乃其成學之歷程中,屬於積極之因素;然張栻因朱子而受注意,湖湘理學之傳,却亦因朱子、張栻之講論而逐漸模糊化。理學之成系,以歷史發展之結果論,實亦仍止有程朱、陸王之形成對峙,真正具有"導引"之力。故就"理學"之嚴格義言,湖湘之學乃發源於胡安國,拓展於胡宏;其功不專在胡宏。而張栻之不足以繼承其脉,乃湖湘之學雖仍重視性理,却無法形成明確之"學派特質",僅能憑借"議題關注點"之特殊走向,發展成爲地域性學風之原因。唯若就"儒學"之寬泛義而言,則湖湘之經、史,乃至其重視"性理"之觀點,歷元迄明,其風習不少衰,不僅支脉分衍各有傳承,其於南宋所形塑之若干特色,即於其後兼受陽明學之衝擊而複雜化,亦仍有所延續。特須另有大儒,出於其間,將之涵融而出新,乃能見出力量。明末王夫之之崛起於衡陽,於理學另創新局,彼受世變之激勵,由經而史,以之深透於性理,彼之所論,不僅具有一種變朱子之"静態形而上學"爲"動態論"之勢能,彼基於"歷史哲學"之觀點而提出之獨創之"理勢論",乃至於"事變"中見"人物",於"群體"與"個體"之關係中,辨析"事理"與"事理中之義理"之眼光,皆非已有之理學、心學之舊軌,所可概括。此點顯示:南宋以後,湖湘於儒學之積蘊,乃至彼所受多方文化因素之影響,實有其屬於一地之獨特性,值得重視。     

王安石的二重性學統問題

王安石之學是宋學體系中一個特别類型,其學既是慶曆之后以性命之理爲核心的地域性學統,又是熙寧之後確立的以新政治理爲核心的官學化學統。以内聖外王之道解構王安石一生建構的學統,可以發現王學其實是兩個既有着密切關聯、又有着鮮明區别的學統形態:一種是民間地域學派的王安石之學,可以稱之爲“臨川之學”;一種是官學化的王安石之學,即所謂“荆公新學”。儘管王安石年輕時致力於内聖之學,希望以内聖解决外王問題,但是王安石一旦“得志”爲宰相後,并没有完全沿着早期以内聖的修己之學來解决外王之治的政治問題,而是通過《三經新義》而回歸漢代的政治儒學。這一密切配合王朝政治的功利主義儒學,受到原本是“同志”的其他宋儒的激烈批判。     

辛亥革命何以勝利迅速代價很小

一 腾利迅速代價很小辛亥革命在一個幅員廣大,面積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的超級大國裏,結束了長達兩干餘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中個大地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政治燮革,這是一件十分偉大、十分了不起的事件.但是,從武昌起義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中華民國誕生,前後不過80多天,三個月不到.如果從與中會成立算起,也不過17年.當年,改良派嚇唬説,中國革命,會像法國革命一樣,會動亂百年,"伏尸百萬".當時在清廷内閣承宣廳辦事的許寶蘅根據歷代江山鼎革的經驗估計,中國人口將大爲减少.他説:"世燮至此,殺機方動,非生(囊)塗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贅."①孫中山本人也曾估計,革命大約要3 0年才能成功.②但是,辛亥革命的勝利却出奇地迅速,而且,代價也很小,并没有出現大量死人,流成河的恐怖埸面.用孫中山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太過迅速、容易,未曾見有若何犧牲及流血".③這種情况,不僅表現在全國,而且突出表現在武昌起義後的各省,特别是省會城市以及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起義和獨立中.     

文學性《莊子》詮釋學 公安、竟陵、桐城取例合論

本文先簡述《莊子》學史上"文學性詮釋"之定義、重要人物與其見解。再詳論體例較完整,且與晚近文學流派關係較切的三部作品,以考其後續發展。公安袁氏借用了中國史學論史家三素養,與佛學對存在結構的分析,以超卓識見爲立身與理解詮釋之鍮;并主張屏棄任何既定格局與套路,此即情量與知見。在取用三教思理以解《莊》方面,公安袁氏昆仲通過大乘佛學華嚴與禪的高度圓熟之發展,和孔、老近似語句,用以説明三教不僅皆深論生死問題,并均主本無生死,天命即此不死不生之本體,并非只局限於生死的談論,實可視爲對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之超越,并確足以爲三教同歸的結論。公安袁氏雖創作兩小書以詮解《莊子》内七篇,但似疏非疏,實亦期讀者能悟雙方旨趣於言外。其性質吾人名曰"無韵之酬和"。然袁氏尚有繁言巧喻,姚鼐與譚元春間尤相近,一皆有"旨"爲閲讀之標的;二或在"以不解爲解"的特殊讀法和簡約注法。即側重"不言而喻"者,亦需藉具體方法以導向解悟。譚元春與姚鼐的方式,同中有異:一,姚氏書中罕見注語,乃藉由分章,類於大塊面的遠景,只將《莊子》原文做最基本的分割,使讀者有一完整的觀照;章與章之分際,若際而非際,非全無助於讀者之體會。於分章項下,即圈點,類於特寫,使讀者由文章之警策處悟入,仍是非言説的默示法。二,譚氏則每用情境爲導引,而謂己"因而遇之",此"遇"之偶發無端、興來如答,遂有其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上的特殊意義。     

周公之胤與宗法之設

武王克商後,周公營建洛邑時立始祖與直系先王之廟,致政成王後又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西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已寓於其中,因而後世或將宗法制度視爲周公制禮作樂的結果。從周公嫡庶之子受土受封及魯公之後屢見弟繼兄位的情形來看,周初時的宗法尚未臻於嚴密,結構也不完整,從中只能觀察到尊尊之義而不見敬宗之義,則宗法制度固非周公制禮作樂的結果,而是經歷了無數嫡庶相争的殘酷現實後逐漸完善起來用於嚴明君統、宗統之界的約束制度。     

熱情與智慧:從《世說新語》看晋人清談的歷史風貌

清談是我國中古時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從一定意義上看,一部魏晋史就是一部清談史。清談是魏晋知識分子留给我們的重要文化遣產,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思想意義。所謂"魏晋清談",指的是魏晋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爲主要内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説論辩爲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清談是世族文化的產物,士人的風流與個性由此表現得淋灕盡致。清談是精神自由的產物,也是精神自由之時代的重要精神現象。晋人在清談方面花費大量時間,實際上是爲了充分體味清談的美好境界,同時也是爲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因爲增加了生命的密度,也就等於延績了生命的長度。而生命的熱情與思想的智慧,正是魏晋清談的本質特徵。     

《儒家倫理新批判》前言

我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批判,可以説開始於80年代後期撰寫的<靈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一書,最初的書名叫<表演人生>,完稿於1987年.當時雖然正處於"文化熱"和"新啓蒙"的顛峰,但却没有哪個出版社願意出這本古裹八怪的書.書稿本是應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約稿寫的,屬於<邊緣叢書>中的一本,但完稿後出版社突然食言,原計劃六本書只出了三本就不出了.拙稿就屬於被遺棄的一本,後來通過朋友交到另外一個出版社,但又在編輯手裹壓了兩年多,最後還是不出.     

優入聖域:顔子對孔學的生命詮釋

儒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爲生命的學問,因此體知與體證對於儒學的理解和發展都具有特别的意義。颜回是孔門高弟,位居"四科"之首,"優入聖域",在儒家道統中居於極爲重要的地位。顏子之體證境界,建基於好學,其踐屣工夫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颇多可述。宋儒津津樂道之"孔颜樂處"正是顏子"優入聖城"的表徵,颜子的儒學史地位不在於理論上之創發,而在於生命之詮釋。     

“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理學工夫論的“德性之知”

"德性之知"的提法是理學"成聖"工夫論中一個核心問題,與"德性之知"相對應的概念爲"見聞之知",德性之知見聞之知的對分是普見於中國儒釋道思想中的一組概念的變形。大傳统的三教論述中,都曾提出一種由心體發出而可切入物之本來面目的無知之知,與此"無知之知"相對照的即是由感官發出的"見聞之知"。儒家兩種知的分别始於張載、程頤,兩種知的提出和兩種性(羲理之性、氣質之性)的提出乃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是一種對新的人(亦即人的無限性)的想象,它們啓示了一個新時代的到臨。本文探討底下問題:兩種知的内涵,朱子何以避免使用"德性之知",王學的良知與德性之知的關聯。本文除了涉及理學史的脉絡外,也探討了"知悟性"、"物自身"理論的問題。     

自述治學之經過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鍾嶸《詩品》陶詩“又協左思風力”説發覆

<正>《詩品》中"宋徵士陶潜":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①對於"其源出於應璩"品陶之説,前人之評論與研究頗多涉及,此不贅論;對於"又協左思風力"的説法,前人則極少討論,這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在鍾嶸看來,左思也是陶詩的一個重要藝術源泉。章學誠(1738-1801)《文史通義·詩話》説:《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别也。     

説“絜矩之道”

《大學》"絜矩之道"作爲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法則,與孔子及《中庸》所論"恕道"内涵相合,因此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本文指出,"絜矩之道"或"恕道"根源於孔門對"直道"的理解,并與禮的"施報"觀念相通。而在《孟子·離婁上》中,則演化爲一套以道揆、法守等觀念爲中心的系統的政治儒學。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不僅有助於領略孔門政治學説的精義,同時也可以理解其學術演變的一脉相承。     

朱熹《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比較研究 以經典詮釋中的儒佛之辨爲主題

就儒佛之辨而言,朱子與歐陽竟無可以作爲理學家闢佛與佛學家會通孔佛的兩個典範,代表完全不同的兩種立論旨趣。朱子視《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或道統聖學一脉相傳的經典依據,以衛道者的姿態判别異端與正統,以闢佛的方式吸收化解佛學義理;歐陽竟無視《中庸》爲系統性的孔學概論,特别選擇《中庸》而非《大學》作爲會通儒佛兩大思想傳統的橋梁,《中庸傳》的寫作反映出歐陽竟無晚年以佛解儒或援佛入儒的學術抱負。朱子通過對理氣概念的精微複雜的辨析最終完成了道學體系,使儒家的善惡之辨從個體之心性推擴到整個宇宙。《中庸傳》則是在認寂本體的原則下把已經廣泛流傳的程朱道學式解讀扭轉到佛學本體論思維中來。對朱子《中庸章句》與歐陽竟無《中庸傳》的互讀有助於理解近現代儒佛之辯的深層意藴。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老子化胡說蠡測

漢末以來逐漸流行的老子不斷變化爲歷代帝王師的傳説,或受到佛陀本生故事的影響。而當時浮屠與佛,被很多中國人誤爲兩人,在老子化胡的傳説中,老子或其弟子,先後化爲浮屠、佛,成爲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胡王的帝王師。浮屠生於属賓,千年之後佛生於天竺。佛出生時有瑞像產生,漢明帝夢金人;漠明夢佛後又衍生出永平求法的傅説。而後佛教徒演繹出求法後佛道二教鬥法等情節,并謂道家角力失敗,劉、吕之徒出家爲僧;道教徒進而亦接受此説而批判劉、吕之徒致使佛教在中土流行,謬種流傳,故力諫北魏太武帝滅佛,去後漢荒君虚妄,復羲農之治。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北魏太武帝滅佛詔書中提出西域本無佛教,佛教乃前世漢人劉元真、吕伯强之徒,道聽途説,附會老莊而成。這一説法恐亦出自老子化胡説,詔書中所言劉、吕二人,并非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指當時傳説柬漢永平求法後佛道二教角力,道家一方失利後出家的"司空陽城侯劉峻"與"四岳諸山道士吕惠通"。     

繼成的人性論:道體論的論點

現實的人性之外尚有超越層的人性,這超越的人性被視爲真正的人性,而且被視爲人的原初狀態,這是主流理學家常見的主張。但現實之人限於感性與智性的生命分化作用,必然會偏離本性,所以學者需要透過逆覺的過程以"復其初",這種"復性"的主張也是理學工夫論常見的主張。理學家這種人性論一方面提升了"人"這個概念的高度,但一方面也造成理念與現實的矛盾。理學的道體論可視爲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之外的第三系,道體論儒者,反對復性説,但也反對自然主義儒學去除超越性的主張。道體論儒者的代表人物有張載、方以智、王夫之,他們主張繼成的人性論,也可説是體用互涵的人性論。他們主張人性具有無限性的本體之義,但作爲本體的本心需要在時間中展現,也就是在"繼"的活動中增加新的内容以完成本心,它也需要在空間性的對偶性中增加他者性的内容以完成本心。繼成的人性論具矛盾性的自我統一的構造,它是理學人性論發展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