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发生论──“左联”与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

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报告文学而言具有特殊“创世”意味。经由“左联”努力,此期完成了“报告文学”的概念引进、边界框定、主题阐释和三大具有“原型”特征的递进式文本创作路径。鲁迅的介入,尤使30年代报告文学写作拥有了某种“神话”色彩。从总体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上看,30年代“报告”思维更多地表达了报告文学的原始生命情态和更趋本真的价值追求,因而创造性地开启了我国报告文学的话语方式和表现范围,推动了此后报告文学的发展。     

论法国“原样派”领袖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后现代创作

法国＂原样派＂领袖菲利普·索莱尔斯超越了＂新小说＂的创作方式,其创作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反叛,传统文学文本中的组成元素在他的＂文本写作＂中都不再出现;虽然其后期的创作看似对传统文学有所＂回归＂,但事实上其中仍充满着后现代文本的色彩。     

论"五四"社会派散文作家的创作

五四散文主要由社会派散文与人生派散文两大系列构成。社会派散文关注的是社会性存在，具有显见的意识形态倾向，其主旨主要在于进行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这一类散文以杂感(随感录)为主要形式，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互动，具有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史意义。     

论新时期“现代派”与“寻根派”文学

“现代”、“寻根”两股潮流在新时期文坛上走完了各自的道路,在对其进行历史总结时,要特别注意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然后站在现代精神这个立足点上,使我们的作家们承担起历史的使命,去寻找未来文学净化的“血缘带”。     

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略有虚构”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品质，同时也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略有虚构”像幽灵一样游荡在报告文学创作的天空，它时时诱惑着报告文学作家，也警示着报告文学作家，是无法回避的。因此，研究新时期报告文学“略有虚构”的真正内蕴，就显得尤为必要。     

论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学衡派"表现出的"新保守主义",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唯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     

报告文学作为“小写的历史”——以三部长篇报告文学为例

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小写的历史＂。《大国之魂》发掘被湮没的历史片段,《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为时代节点留下珍贵的记忆,《青春驿站》让平凡人群的生活进入人们的视界。这些作品不是历史文本,却在一定程度上展示着历史的真实面貌。     

奉献给生活的真诚——从“创作实践”看报告文学作家的真诚

报告文学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生命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客观存在的事实 ,特别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人 ,具有与生俱来的丰富性 ,因而无论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缘起、建构还是构成、种类 ,甚至建构过程整体及其不同阶段的认知方式 ,其产生和价值都离不开作家的某种审美社会意识的尽心竭力的表现与再现。报告文学作家这一感性情感的抒发、人类心灵的塑造与沟通 ,既是职业的责任感、使命感的要求 ,也是其个体向生活所作的真诚奉献     

“山药蛋派”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小说的创作方法继承的是白居易“为时为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坚持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创作，以日常生活事件与普通人为创作对象，遵循从经验出发而不从理论出发的创作原则。这种创作方法在40年代与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的主流创作方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到50年代特别是“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后，它与主流创作方法的差异日渐明星。     

“湘乡派”再论

桐城派古文发展到曾国藩实现中兴,曾国藩以其政治影响力、系统的古文创作主张和强烈的立派意识网罗了大量人才,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古文创作群体。20世纪初,文学史家对这一群体的命名经历了一个过程,仍然存在争议。文章系统归结了早期文学史家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状貌,认为以“湘乡派”来概括这一群体不符合文学史上文派命名的规律,应当以“曾国藩古文创作群体”来概括这一群体比较客观。     

危机的发明与走向“现代派”之路——论施蛰存及其友人的早期普罗文学创作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追根溯源,主要探讨后来成为“现代派”作家的施蛰存、杜衡及穆时英早期的普罗文学创作。认为他们在1920年代末“普罗文学”的巨潮中,理解政治上革命的必要但不愿让文学完全服从于此,醉心于文学上的“新异”但又不愿背离中国社会而使之变成无根之木。针对上述困境,他们通过自身普罗文学创作中“理智和情感底冲突”这一“危机”的发明,完成了对普罗文学的告别,摆脱了政治上的“革命”要求带来的束缚,“合理”地回到文学本身。以试图超越政治的姿态更“自由”地追求着文学上的“现代”,最终成为了“现代派”。     

论“新青年”派的“平等”观念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现代“平等”观念传播的高峰。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的“平等”观念有其历史的特点,帝制的颠覆使“平等”从异端的政治诉求部分地变为法律条文,开始进入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比诸洛克的平等观念,“新青年”派通常在家庭伦理和男女平等要求上表现出更激进的面貌。但是,对待经济平等问题的分歧,则凸现了“新青年”派日后分裂的深层原因。自由主义者通常强调的只是法权平等,常忽略经济平等;激进的左翼则更加注重经济的实质平等,不满足于平等观念的思想启蒙,促使他们转向从事实际的社会变革。     

在历史的拐角处追寻民族传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五四”激进派与复古派论争之比较

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处于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进行了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对传统与西方进行了充分的反思与消化,在平衡俄国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了突出贡献。以此为参照,中国近代以来,＂五四＂激进派与复古派之间的斗争却因为历史背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立场的差异,导致了中国民族传统的极大摧残以及当下文化传统的缺位。     

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下的“乡土文学派”

本文主要研究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下的“乡土文学派”,并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下催生的“乡土文学派”的流派特征以及它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意义这三方面系统地阐释两者的关系,希望在理清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加深对“乡土文学派”及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和认识。     

论七月派小说的创作追求与艺术风貌

七月派小说家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以人生战斗与心灵博斗为对象,主张以“主观战斗精神”把握客观世界关要创作过程中再建作家的主观世界。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包括“锐敏的感受力”、“燃烧似的热情”和“坚强的思想要求”三个层面,七月派作家大都具有斗士性格,他们把人生看作战斗,用自己的创作歌颂人民的“原始强力”与抗争精神,揭示其几千年精神的创伤,批判有理想与斗志或充满奴性的人。七月派的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     

“代言”与“立言”——“民族主义”文艺与“战国策派”文艺辨析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的，被斥之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流派。研究证明，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     

“坐正”、佐证、作证：曾平标报告文学《向死而生》的书写方式

曾平标坚持“坐正”的创作理念,通过搜集、辨析、整理湘江战役资料,实地探访、考察湘江战役遗址,创作了《向死而生》这部红色文学作品。《向死而生》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通过红军战士、史料工作者、民间传承者以及脱贫民众的“声音”为湘江战役作证,在呈现历史与现实互为佐证的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复调式叙事风貌,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及革命精神的崇敬之情。     

“左联”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报告文学而言具有特殊。创世,’意义．经由。在联”努力,此期完成了讨告文学”的概念引进及边界框定、主题阐释和三大具有“原型”特征的递进式文本创作路径．鲁迅的介入,尤使30年代报告文学写作拥有了某种“神话”色彩和经典意味．从总体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上看,3O年代对告”思维更多地表达了报告文学的原始生命情态和更趋本真的价值追求,因而创造性地开启了我国报告文学的话语方式和表现范围,推动了此后报告文学的发展。     

为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呐喊助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历次奖项概述与影响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92年成立以来,先后组织了“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八个大型奖项,近期又启动了“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大奖”,为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鼓劲助威,使新中国报告文学成为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史诗,为繁荣报告文学事业作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