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品性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为了阐明教育发展的历史与规律,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注重精英思想与制度形成,而忽视了教育中的人及其活动本身。教育史学的理论品性不断地得到提升,却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变革缺乏足够的关注。实践品性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强调教育史研究在对当代教育生活的关注中理解教育变革的历程,重新确立人及其活动在教育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走向生活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意味着教育史研究视线的下移、研究范式的变革和表述方式的更新。教育口述史作为实践品性视域下教育史研究的一种形态,正日益广泛地运用于教育史研究实践中。     

三个面向与中国教育史研究

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是今后我国执行教育方针、政策,规定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主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包括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战略方针。有了这个思想指南,我们的教育史研究工作将会进一步焕发它的青春活力。中国教育史研究贯彻三个面向,有人认为会     

教育交流视野中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史研究-兼评《中外教育交流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教育史研究开始步入繁荣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教育通史》是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它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迄至90年代末,《中国教育史研究》(陈学恂总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王承绪、张瑞瑶总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王炳照、阎国华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钧、     

中国科学技术教育史研究百年历程及反思

科学技术教育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没有引起教育史界的充分重视,长期以来,科技教育史的发展在科技史学科中获得了比在教育史学科中更重要的地位。教育史学界对科技教育史研究的讨论把科技史局限在学校范围之内,对于广泛的职官科技教育、艺徒训练以及私学、家学中的科技教育研究薄弱。回顾科技教育史研究百年来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对教育史研究和科技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应该扩大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使教育史研究突破狭隘学校教育观的束缚,寻找典型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方式。     

从“党”到“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视角转换

以狭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为出发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史,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党的视角。以广义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因素与交往共同体的交往机制为出发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史,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社会视角。两种视角在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中各具长处,相互补充。     

新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又一部佳作——评方晓东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六十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教育部党组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此后,在教育部老部长何东昌同志的主持下,组织一批教育史科研人员和教育部一些长期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领导同志,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2002年重组为教育理论研究部,2008年重组为教育理论研究中心）为研究基地,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课题研究。     

地方教育学苑中的一朵奇葩——《重庆教育史(第一卷)》评介

目前,学术界有一部新的地方教育史著作———《重庆教育史》问世。该书由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老教育系主任、教育史专家李定开教授和原西南大学教育史学术带头人、人文教育系主任(现任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学术带头人、教育史及中国历史学博士生导师、教科所所长)吴洪成教授任     

科举史:教育史学科的学术增长点

教育史是介于教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二级学科,具有跨学科的性质。20世纪初,伴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和西方教育学科体系的引入,教育史学科成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必修课程。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教育史学科亦不例外。百年来,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不断拓广、加深,学科建设获得较大的发展。近十年来,国内教育史研究者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少数民族教育史、地方教育史、专题史、校史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中,科举史研究已成为教育史学科—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涉及对思想政治教育史历史分期的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的研究、对思想理论教育史的研究等。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留学生群体是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开创者和教育史学术研究的奠基人。在理论层面,他们着重对学科基本范畴进行厘定,努力构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范式。一方面,受留学经历的影响,他们的学科意识明显增强,更多地关注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通过对学科概念及研究对象的探析,夯实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们还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教育史观,尤其是实证主义教育史观和相对主义教育史观的提出,为探究中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在实践层面,他们躬耕教坛,着力完善“中国教育史”课程体系,丰富课程内容,培养研究人才,为学科发展提供新生力量。总之,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留学生群体,立足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追赶时代潮流去把握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趋向,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     

教育史研究的教育学内涵

教育史研究的教育学内涵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这将有利于教育史研究自身的进化。超越具体的教育历史事实,用思辨的方式追寻教育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教育史研究具有教育学内涵的重要途径。这种努力具体体现为通过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研究,对教育活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历史发展逻辑的追寻。为此,研究者需要拥有教育学的立场和哲学的方法。     

中国私立教育研究的新篇章——评王炳照先生主编的《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

<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简称<私学>)一书出版了,王炳照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长期以来,多数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和大部分教育史教材和著述,多以研究官学为主,建立中国教育史特别是教育制度史的基本体系,而古代私学和近代私立学校,内容十分单薄,体系极不完整,研究很不充分和深入."     

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建设构想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建设,将有力地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史应该包括中国思想政治教育通史和世界思想政治教育通史。目前,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体系和基本架构尚未建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研究要创新发展,必须寻找具体路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关于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的几个问题

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中国教育史的产生在中国乃是20世纪最初几年的事,其标志是有了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著作。通常认为,中国学者撰写的最早的中国教育史著作是为黄绍箕所著《中国教育史》(五卷)。作为“第一”,这本《中国教育史》对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学科来说,就具有划时代意义。然而,自此书撰著至今已逾90年,90年光     

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评谢长法著《中国职业教育史》

由西南大学教育学院谢长法教授著《中国职业教育史》(以下简称《职教史》)一书,近日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史一直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而《职教史》这一作者历经     

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庄泽宣作为"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主要倡行者,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概念,并从理论上予以论证,而且对新教育中国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践行,较早构建了完整的新教育中国化方案,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作为教育史研究,我们不仅要考察、确定历史人物表面的言行以及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历史,同时也需要考察伴随这些活动的历史创造者的内心世界.基于此,本文尝试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着重分析庄泽宣的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对其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影响,同时,对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和行为如何影响了当时的教育改革,从而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进行探讨,以期突破教育史重视分析教育家所处的外部时代背景的局限,丰富庄泽宣研究的成果.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马克思、列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证明正确的教育理论原则,是革命根据地党的教育事业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人民教育史上一笔宝贵的遗产。认真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这对我们今天为实现四化,而进行的教育改革是有益的。     

试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科性质与基本原则

中国教育史研究是一门现代教育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相结合的基础性教育理论学科。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客观化原则,是指作为基本的研究要求,中国教育史研究应客观如实地阐释中国教千年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思想风貌和教育制度嬗变轨迹,理性地认识和评价中国教育史实。     

《张伯苓年谱长编》读后感言

《张伯苓年谱长编》的出版在我国现代教育史研究方面是一件大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我国现代教育史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史早期的研究,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伯苓先生开创中国现代教育的实践是自觉的,是受其教育思想以及社会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指导的.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中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和启迪作用,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个人虽然不是教育思想的研究者,但由于我得以成长的中学、大学与张伯苓先生的历史渊源,我也写过一两篇短文章来阐发张伯苓先生的思想,如关于公能教育的思想.但张伯苓先生不是一个教育理论的研究者,极少留下由他本人执笔写作的文字,所以我在写作有关张伯苓先生的教育实践和思想的文章时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谈几个关于培养研究生的问题

1982年,我招了一名中国古代教育史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如何培养,在此之前和近三年来,我曾和几位带过或正带着社会科学研究生的专家学者交换过意见,大体差不多,但也不很一致。就是说在培养社会科学研究生工作上还没有成规可循。关于培养目标,对于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生,教育部规定。社会科学研究生,大体定为扩大与加深所研究的专业知识,并提高其独立治学的工作能力。在没有见到这类文件之前,我自己写了培养研究生规划,还写有“培养其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学什么,除共同必修课、基础课之外,我们定“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为三门专业课,而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为主,其时数为另两门学科之和。教育部规定以系统讲授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