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的筹备与创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紧接着,周恩来约见刚出狱的潘梓年(潘汉年的堂兄),让他着手在国统区筹办.就这样,有着“中共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为《新华日报》社首任社长.     

试论一种新闻史的研究范式

在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传播史等新闻史的写作范式中,基于社会史范式的社会生活史范式,逐渐受到研究学者的青睐。所谓＂社会生活史＂范式,就是不仅关注新闻业著名报纸报人,更关注新闻史上的普通群体,描述与新闻业互动的各个阶层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情态,展现出一条全景式动态式的新闻发展轨迹。从而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业发展的前因后果及其反映的时代变迁。然而,这种范式依然有缺乏思想性、容易片面化、主线不清晰等不足。     

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实践的价值归宿

新闻的主体是谁,新闻为谁来办,由谁来办,是任何社会与历史发展阶段都必须理清的时代命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与拓展,从历史发展进路看, 是对“精英办报”的一种必然颠覆,放在传播“公地”理论视景中看,它更符合当代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诉求.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的发展逻辑中汲取合理内核,建构当代“群众办报”的合法生存理据与价值范式,无疑具有强烈的新闻改革实践导向意义.     

中国共产党办报模式的演进（1921-1949）

1921-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实践从城市转向农村,又从农村走向城市。在此过程中,地理环境因素成为区隔中共办报实践的主要因素,形成了1921年至1927年间“将报刊作为党的机关”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间“以报刊领导党的工作”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间“为党喉舌、服务群众”的重庆模式和“增强党性、联系群众”的延安模式。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共办报实践的符号化描述发现,1921-1949年间其办报模式的演进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极上下波动,向着“完全的党报”方向前进。     

近现代不同立场办报之人的身份认同——以梁启超、于右任、李大钊、史量才等人撰写的报刊发刊词为主的考察

梁启超、于右任、李大钊、史量才是近代不同立场办报之人("报人")的典型代表,他们撰写的报刊发刊词分别表征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报人、资产阶级革命派报人、无产阶级报人、商业报(大众报)人的身份认同。这些身份认同体现于他们对于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新闻价值、新闻自由、新闻法制和新闻道德的认识上。这些认同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报人的政治职业认同状态和新闻职业认同状态。两类身份认同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中国近代报人身份认同的如下历史事实:或直接或间接追求办报的政治或经济目的促生了认同的不同种类;新闻职业认同强调的是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因为商业报刊遵循新闻规律办事,所以商业报人在身份认同方面更趋专业化,更符合职业报人的身份。     

从党报的光荣传统看记者走基层

我们现在的新闻传播业．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党的新闻事业。解放后,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较好地继承了以往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的光荣传统,报道了很多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一些报道颇有感染力。后来“文革”时期的假大空报道模式,也毒害了一代新闻工作者,新闻传媒变成了政治阴谋的工具。     

“文人办报”之我见

“文人办报”是中国报业史上的光荣传统．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新闻工作的成功经验。张季鸾之于《大公报》．徐铸成之于《文汇报》,他们创造的报业奇迹,至今难以超越。然而,对于“文人办报”,历来非议众多。毛泽东就说书生（文人）“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提倡“政治家办报”。我国著名报人杨奇结合自身经历对“文人办报”的探讨,对思考30年来新闻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经杨老同意,我们转发这篇原载于《粤港飞鸿踏雪泥——杨奇办报文选》（羊城晚报出版社2008年版）中的文章．供业界参考。     

于右任新闻职业道德观研究

中国近代史算是一段黑暗与光明对抗的历史,而有着强烈新闻职业道德感的优秀报人正是借助手中的笔,对抗黑暗的独裁专制统治,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为广大国民拨开乌云,帮助他们看透这个真实的世界。本文以近代报人中的优秀代表——于右任先生为研究中心,通过简单介绍先生的新闻报道经历、办报经历等,探析于右任的新闻职业道德观及其表现。     

现代化视角下的传教士在华办报现象分析-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

本文首先介绍史学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由此范式提出思考传教士在华办报的思考基点,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来分析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在华办报的种种情况,最后一部分讲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给中国社会产生带来的正面作用,由此来透视在现代化范式关照下传教士在华办报给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带来的正面的力量。     

通才·史家·政治家--中国新闻人才观的变迁

凡事都是人做的,人才是事业发达的基础。因此,自19世纪中国新闻事业诞生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报人、学者和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新闻人才的培养和对新闻人才理论的探讨,提出了许多造就新闻人才的理论主张。回顾100余年来中国新闻人才理论发展的历史,我认为,“通才”办报、“史家”办报、“政治家办报”是中国新闻人才观中最具代表性的理     

黑枷评报

办报需要学问,读报亦需要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办报与读报的学问相辅相承。尤其作为职业报人,每天能从自己的报上,“读”出纰漏、不足、经验、教训……,不啻是攀住了进步的阶梯。沈阳日报人,就有这个“福份”。因为,他们有一位热心评报的总编辑。全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沈阳日报总编辑刘黑枷,笔耕半个世纪,办报40余载。从1982年始,为推动新闻改革,将自己几十年的办报经验奉献出来,带出一支有朝气、素质好的新闻队伍,他坚持天天评报。     

健全的舆论需要素质健全的报人——梁启超的“五本”“八德”新闻职业观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新闻理论家。从1895年到1922年，梁启超在近30年的办报实践活动中写下了许多新闻理论专著，他用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言论对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称之为“近代舆论骄子”。     

市州晚报的有用与实用

十堰晚报坚持“办市民有用的报纸,做读者贴心的报人”的办报理念,走“新闻立报、服务强报”之路,报纸的美誉度和公信力显著增强。     

新闻生产者大众化演进趋势

纵观近百年社会事件新闻传播的演变历程,不难发现新闻生产者的大众化演进趋势。伴随传播技术的革新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从“文人办报”到“群众参与办报”,从新闻通讯员、新闻报料人再到“公民记者”．新闻生产者大众化的演进趋势日益改变着新闻传播格局及新闻业态。探寻新闻生产者大众化演进趋势,认清公民记者在新传播时代的价值,发挥公民记者传播新闻的积极作用,规范公民记者的新闻传播行为,是新闻传播业健康发展的时代课题。     

为“报人”正名——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的词义探讨

本文从当代语境入手,归纳了“报人”作为一种职业称谓的使用情况,并论证了“报人”的本质含义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办报活动的密切关系：维新派的办报人物是“报人”的发源。本文还对“报人”的内在含义做了总结。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与自由新闻观探析

张季鸾作为“民国四大报人”之一,他苦心经营的新记《大公报》记录着万千民众的心声与一个时代的兴衰。本文从张季鸾早期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外和内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两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有机结合、西方自由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三点,希望对当代报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民国时期报人群像略影

民国是我国近代一个特殊的阶段,政军环境恰如五代时的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民国报人就在这个军阀割据、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舞台上演绎着他们的精彩。对民国时期的报人群体进行研究通过查阅史料,以一部分民国报人为样本,分析他们的生平和办报历程,进而探讨这一群体产生的大背景、社会地位、生存状态、文化年龄层次、性别情况等一系列总体特征,以及这群报人的角色分类、办报理念和对中国新闻事业乃至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舍我其谁：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报业托拉斯梦

成舍我作为一个民间报人,以他的“世界报系”、《民生报》、《立报》等的成功创办为世人熟知。他的梦想就是要在中国推行报业托拉斯,成为中国的新闻巨头,为此,他锲而不舍地进行着办报实践。虽然他的梦最终破灭了,但他的办报经验仍在给中国报业的发展提供着有益的借鉴。本文拟从成舍我的办报实践出发,分析其报业托拉斯构想中的可行性策略,给当代晚报都市报在新闻业务与经营管理上提供一些借鉴。     

“总编办报一得”征文评选揭晓

本刊和江西《新钢报》联合举办的“总编办报一得”征文活动。受到企业报人的普遍关注。一年来,企业报总编辑纷纷来稿,畅谈自己在办报中的心得体会。稿件短小精悍,文笔流畅,生动具体;其内容涉及面很广:有关于新闻舆论导向的,有依靠群众办报的,有报社管理制度建设的,有培养     

读·看·想——关于报纸和电视

A 有朋友问,你们办报的人现在还看报吗?这话问得蹊跷,细琢磨,也问得有水平,办报的人不看报,这才是新闻。报人不看别的报,也许对自己的报相当自信了。天下新闻一大炒,报纸还是自家的好;报人不看自己的报,“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像是市场上有些商贩并不享用自己的商品一样。这可能只是一个个别,但无论哪种,都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