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数字异化的根源分析与消解进路

数字异化是机器异化在数字化时代的表现形式。虽然数字异化涉及到许多传统批判理论未提及的新问题,但其本质仍然是机器体系出现所引发的劳动与资本关系问题,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马克思机器观能够为消解数字异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消解数字异化必须破除数字资本“、技术至上“”数据至上“”数字围城”所造成的现实困境,以人民逻辑超越资本逻辑,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把握数字技术的使用界限,实现数字与人文完美融合;唤醒“数字人”的主体意识,提升劳动者的数字能力;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突破数字交往异化困境,实现数字技术与人类社会的良性互构和双向发展。     

数字劳动异化研究——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角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与压迫,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奠定理论基础。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阶段,并产生了不同于传统雇佣劳动关系的新的数字劳动关系。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劳动形式,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数字劳动通过劳资关系的重构,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的主体性丧失。为此,需要正确对待数字技术与数字劳动异化的关系,摆脱数字劳动异化、突破数字资本逻辑的统治,积极寻找缓解数字劳动异化的可能。     

美好生活的个体建构：赫勒日常生活理论的当代旨趣

美好生活作为唯物史观的应然理想，深植于日常生活的现实土壤之中。日常生活的拜物教特征导致了人的“自我异化”面貌，个体“自我异化”实质在于资本剥削人们生产的劳动异化，劳动异化导向消费领域，社会层面的符号拜物教就此出现。数字化时代，个体生活面临着平台技术与资本剥削共谋的数字规训。从劳动异化到数字拜物教，个体“自我异化”的加速反映了日常生活的沉沦现状也预示了推进其变革的可能。东欧马克思主义者赫勒曾提出了变革拜物教的“激进需要”主张，认为个体需要的满足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要从个体之维深化自为领域的日常生活变革，实现自在领域的美好生活建构。有鉴于激进需要的日常生活批判，新时代美好生活应从“人本生活”“艺术再创造”“审美体验”几方面实现对资本主义旧生活的超越，进一步彰显唯物史观“社会—生活—人”的理论视野。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样态及本质透视——基于马克思“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对“资本—劳动”二元对立关系之生成前提、本质结构、发展趋势的深刻揭示与批判,为科学透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样态提供了分析框架。表面上,数字经济的新特质使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缓和”迹象,如部分数字生产资料“复归”劳动者与雇佣劳动关系的“松动”、数字技术赋能下劳动过程监管的弹性化与“无资本家在场”、数字劳动者个性自由有所彰显等。实际上,这些新变化并未根本撼动资本宰制劳动的权力格局,因为核心数字生产资料依然与劳动者相分离且被资本家独占,所谓“无资本家在场”的背后是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的全景式“后台”监控,而在“被设定”的劳动自由幻象掩盖下则是数字资本剥削的隐秘加重。     

数字消费主义的逻辑生成及其批判性考察

作为消费主义向数字领域拓展的产物和形态,数字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支配下消费领域数字化和数字领域消费化双向进程发生异化的结果。数字消费主义借助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交相强化,在消费主体“产消化”中实现了“主动性”的劳动剥削、在消费需求“订制化”中削弱了消费主体的自主性、在消费关系“虚拟化”中加剧了人际关系的新异化、在消费体验“致瘾化”中催生了不节制的享乐主义、在消费模式“流量化”中诱发了庸俗化的消费审美,从而对人与社会发展产生了远甚于以往传统消费主义的危害。科学揭示数字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坚持以制度优势遏制数字资本恶性增殖、逐步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以及弘扬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科学消费观,是防范和应对数字消费主义的重要路径。     

批判与反思：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及启示

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形式在大数据时代被迫回应周期性经济危机情境下寻求数字化救渎的一种“修正”社会形态。它通过算法黑匣综合操纵数字、资本、技术和时空等方式,将工具理性逻辑外化于一种与现实社会既相映射又相背离的虚拟秩序,形成数字意识形态崇拜。正处于工业化向信息化快速转型的中国要跨越数字资本主义陷阱,须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提防数字政治行为的暗层干预,促进数字社会秩序的日常生活再建构。     

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及其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其凭借数字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剥削本性,反而使得数字剥削内容更多样、剥削形式更隐蔽、剥削范围更广泛、剥削程度更深入,由此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特有的增殖逻辑。同时,在私有制资本逻辑支配下,数字算法、共享平台等新的生产要素丧失其辅助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属性,沦为资本的附庸,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用户自由访问遭受限制、数字泰勒主义盛行、数字排斥与数字鸿沟等社会问题。回归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视域,通过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增殖逻辑,审视数字生产资料的根本价值,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推动数字技术合理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异化批判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成为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双重把控下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仍然属于异化劳动，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数字劳动者遭受着隐秘的剥削。对数字劳动异化的批判，需要探索和洞悉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探究处于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数字劳动异化的新特征，在对数字劳动四重异化现象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积极探寻扬弃数字劳动异化之路径，更新劳动观念，秉承共享的价值理念，共同建设共享的社会主义数字空间。     

数字异化视域下青年的时间焦虑及其破解路径

数字异化是资本逻辑操纵数字技术对劳动异化的延伸，是劳动异化的当代表现形式。资本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榨取了青年的自由时间，增进了资本对时间与劳动的隐蔽性统治，同时抽离和驯化了青年的主体性，使其丧失对时间的自主控制。由此催生了青年不同样态的时间焦虑，突出表现为“边缘化”焦虑、“倒计时”焦虑、“失控感”焦虑。摆脱数字异化对青年的宰制，既是青年实现个人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数字化社会需要直面的问题。合理管控数字平台与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是青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正向价值观引导是青年回归理性的必要保障，加强自我建构和促进全面发展是青年主体性复归的重要途径。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及其启示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特点,主要体现为数字技术操控工人、数字平台垄断市场、数字资本抢占数字产权。在数字劳动理论中,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数字劳动异化、数字劳动自由化的意识形态骗局、社交媒体掩盖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等问题。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并没有改变数字资本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目的。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进行深入剖析,对规范我国数字资本运行逻辑,优化数字技术现实运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数字劳动秩序具有启示作用。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身份政治的生成逻辑和发展演进

数字资本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描述与分析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重要概念。当今资本主义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进入以互联网、数字技术和大数据为表征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和新交往模式的发展,使国家逐渐成为显性的掠夺工具,数字时代国家失去对暴力和话语权的垄断,对国家权威和合法性的质疑催生出以身份政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认同政治。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分离与聚合为以不同身份群体为基础的新阶级群体,促进新阶级社会的出现和阶级政治议题的再次复兴,冲击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资本主义根本性危机正在到来。     

高兹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日常生活理论

高兹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和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对人的生活的全面控制既包括对作为生活本质的劳动的控制,也包含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高兹从劳动异化、社会分工和科技发展的角度剖析人的生活本质的异化,论述了资本对个人生活领域的入侵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虚饰的话语叙事——平台资本主义“合法化”的逻辑建构及其伎俩揭底

平台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已被平台资本主义“合法化”的话语叙事逻辑、术语革命和解释框架所掩盖。这一叙事利用数字平台的“中介性”特质巧妙地遮蔽了资本逻辑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空布展和“全面殖民”。它通过巧用“平台”隐喻、高扬“颠覆性”话术和宣传“成功”故事等伎俩手法,从主体、市场和国家三个向度切入,倾力打造数字平台“智能、精益与共享”“中立、开放与平等”“自由、自主与创造”的社会形象,促成了多链条的新型隐性剥削和系统性垄断,将当代资本主义带入到以数据掠夺为剥削手段,以创造性破坏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揭底平台资本主义,必须走出新经济创造、新工作形态、新社交方式、新消费模式和新政治运作等各种追捧和美好寄望的话语叙事误区。社会主义平台经济话语叙事既是对平台资本主义叙事逻辑的深刻纠正,也表明当代中国在驾驭平台资本和发展平台经济问题上的思想立场。     

“算法革命”背景下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算法革命”不仅是生产力的革命,也是生产关系的革命,两者具有辩证统一性。为了适应以“算法革命”为标志的新的技术进步要求,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发达资本主义进一步向数字帝国主义演变。数字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而是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得到新的发展。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生产垄断引起数字劳动异化,扩大了对全球劳动者的剥削;利用国际平台垄断的数字霸权,造成全球交换的更加不平等;借助算法规则的控制权重新分割全球财富,形成了数字分配鸿沟,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性;采用数字消费依赖机制放大数字消费歧视,加强对全球消费性的掠夺。     

论列斐伏尔对现代日常生活的节奏分析

列斐伏尔在晚年提出用节奏分析法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并对其进行批判。他将节奏区分为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之所以呈现出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等特征，究其原因在于，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破坏了日常生活的自然节奏、资本主义对人们进行节奏规训，以及媒体的传播。应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社会节奏化，应以“节奏分析学家”为主体，以诗意感知世界，以身体糅合节奏。     

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的博弈关系演化分析

数字平台作为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其形成需要具备创意、资本和技术三大条件,牵涉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两大主体。从数字平台的发起、运行到成熟与垄断阶段,数字平台的创意所有者“创始人”同资本所有者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过程。由数字平台发起之初的创意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演变到“创意劳动对风险投资资本的驾驭关系”;伴随数字平台的成熟与垄断,演变到“平台资本与风险投资资本”的关系,创意劳动被资本俘获演化为平台资本,形成资本与资本共同分割剩余价值的关系。数字平台创始人与资本所有者关系演化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扬弃;“创意劳动”演变成平台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分工、技术与组织互动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终极力量。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规范数字平台资本行为,强化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主权;利用数字平台组织控制模式的优势,引导数字平台进行创新性的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中应更加重视劳动者的活劳动和创新活动。     

数字现代性的迷思与真相——论福克斯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三条进路

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科学地诊断了虚拟化时代人之生存危机的具体形态与解放路径。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引下,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关照现代人的生存境遇;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维度关注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从马克思社会批判维度关怀现代人的精神出路。通过对劳动——权力——意识形态逻辑进行“净化与澄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条进路拨开了数字现代性的迷雾,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不断生产着“单向度的人”,是“总体性异化”和“病态与不健全”的社会。     

如何理解数字劳动、数字剥削、数字资本?——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劳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西方学界对此观点各异.为回应这一争论,首先就要对数字劳动本身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阐释数字劳动的物质属性;论证数字劳动产品向数字资本过渡的进阶逻辑;进而得出数字资本家全面剥削数字劳工的结论.数字信息技术是人的劳动的对象物在资本主义的应用,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性劳动.那么就实现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数字资本从未改变资本增殖的本性,它依旧无法规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数字社群异化问题研究

当前,数字社群丰富和拓展了交往资本主义的含义,为数字文明社群主体之间实现交往自由提供了多元路径。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和价值的引导,数字社群的交往理性很容易被资本束缚,产生社群交往手段和交往目的的冲突,引致社群生存异化现象。基于此,文章对数字社群生存交往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交往理论分析了数字社群异化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     

数字技术失范的分析与治理

数字技术在给社会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据强权、隐私泄露、技术依赖等诸多失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这些问题的本质是技术的异化,最终将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数字技术滥用。从根源上看,数字生产中的不平等劳动关系是造成异化的根本原因;从生成路径上看,对技术理性的认识失衡、劳动中交往行为的弱化和人的心理机制的矛盾对数字技术异化产生了推动。治理数字技术的异化问题,核心点应该是使劳动关系回归平等自由,将数字技术置于主体的管控之下,营造以人的社会存在为核心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