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教育学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

中国教育学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兴无灭资是主流”。教育学传播活动较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活动较少;学术主体大多牌适应与“蓄锐”阶段,学术的创新性尚未充分彰显,但教育学人的反思意识比较强烈,有一定学术批羊气候;学术的规范性略显淡化;与学术活动相 的结果是,引进原苏联的教育学较多,自己的著述较少。“文化革命”时期,不学无术是“正道”。教育学学术活动中止,科学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问题

教育学本土化是近代以来中国针对“教育学进口”现象的一种反动,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学人的一个“情结”。在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问题意识先后经历了“中国化与现代化”、“中国化与科学化”和“中国化与全球化”的变迁历程。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人手,分析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的可能性,教育学本土化过程中有“移植”、“借鉴”和“对话”三种境界以及“走进教育现象,进入教育的日常生活”和“走进教育学术,进入教育的意义世界”两种方式。     

研究主体迷失：中国教育学“贫困”的症结

世纪之交,中国教育学研究进入历史新时期。教育学研究表面热闹甚至繁荣背后,主体迷失现象同时开始暴露：教育学常常成为其它学科的“领地”,当代中国教育研究者常常“不在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既有源于西方学术话语强势地位的外因,也有源于教育学科独特性萎缩的内因。走出研究主体迷失的泥潭,需要当代教育学人的主体自觉,有赖于教育学科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更新。     

我国学术道德制度建设初探

学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 ,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需要学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学术道德是保障学术活动正常进行 ,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学人的学术活动必须遵循学术道德 ,因为学人的学术道德水准 ,直接影响到科学事业本身的发展 ,影响到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和支持 ,影响到学术界的形象和科学的尊严。然而近几年来 ,学术活动失范 ,学术道德滑坡日趋严重。呈蔓延之势的学术腐败现象 ,正日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整饬学术道德 ,共建学术规范”已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本文试图对我国当前学术界的现状 ,存在的诸多问题…     

论20世纪上半叶“教育科学”概念在中国的形成

“教育科学”这一概念,既受中国五四时期“科学”观念和教育学多元化趋势的影响,又受“科玄论战”和“教育崩溃”论争的波及,并与国内教育科学化运动的兴衰密切相关。教育科学概念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形成过程,受美国实验教育学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教育科学”概念。此后欧美各国关于“教育科学”的论争被陆续引介到中国。在此过程中,“教育科学”与“教育学”“教育哲学”等相剥离,进入教育学分类,并成为大学的系科建制名称。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者对“教育科学”概念的认识对中国现代的教育科学概念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教育学者对“教育科学”的认识深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在认识过程中受欧美多国熏染,“一名多实”的现象影响了中国教育学的分类,同时这些认识特征也反映了教育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的急切呼唤。     

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成为摆在教育理论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十年来,这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作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学科的地位日益凸显;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在历史回顾和总结反思中得到发展;重大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为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注入了强大活力;教育史、家庭教育学等“冷门学科”得到深化研究,一批新兴学科崭露头角。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尚未实现学科自立,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主体性原创性不足,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缺乏“大教育”视野,学科体系构建的内外部逻辑关系有待理顺,交叉学科发展缓慢、回应现实关切不够。教育学学科体系构建未来发展正呈现出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想引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总体布局的实践导向、在学科分类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学科间的融通与融合的“大学科”意识、培树一批教育领域的战略型研究人才的学科队伍建设、加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维水平深化等态势。     

数字教育学的底层逻辑与构建路径——兼论中国式数字教育学建设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催生着系列教育新现象新问题,孕育着教育新规律,亟需系统性理论研究和整体性实践指导。数字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与计算机科学、信息通信科学等融合形成的交叉实践科学,旨在研究数字教育现象、问题和规律,回答数字时代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等问题。本研究以学习规律为原点,以教育学的支撑性学科发展和技术介导发展为主线,揭示了数字教育学的历史必然性;以教育向0与1回归、数据成为教育新要素、数字空间成为教育新空间,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相互作用关系为数字教育学的底层逻辑并贯穿研究始终。在此基础上,厘清了数字教育学的性质定位,提出了业务数字化、组织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三化”学术体系,融合话语体系,以及大数据研究范式等学理框架。在学理分析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式数字教育学的“四大原则”“三个阶段”“四支力量”以及基础保障等路径,以期对探索数字教育新规律,推动数字教育学研究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理论创新,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数字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指导。     

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建的思想路径

叶澜是我国知名的教育学家和教育变革实践的领军者之一。她以高度的学科自觉意识,系统梳理和反思了近百年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以恢宏的气度与强烈的责任感,带领一批中国教育学人初创了生命.实践教育学,并坚持理论与实践双向滋养的发展路径,身体力行,从事长达十七年之久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为我国学校变革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论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创生

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教育研究在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问题 :理论体系上的支离破碎、研究方向上的随意性、缺乏创学派的动力与激情、学术导向上的媚外倾向及学术规范意识淡薄等。 2 1世纪的中国呼唤教育学学派 ,这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需要、深化对复杂教育现象认识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及教育学实践的需要。教育学学派创生的可能性在于 :教育学主体的学派意识增强了 ,学科相对成熟 ,教育学家群体的素质在提高 ,发表学术论著的渠道相对畅通及具有创学派所需要的组织条件等。 2 1世纪的前 2 0年里 ,中国必将产生自己的教育学学派     

论道德与利益

最有价值的教育学是与人类幸福相关的教育学,表现在：它是成为人类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教育学;能够在对生活的直观中,深度介入人类生活,创新生活意义：既能面向人类的幸福,也能直面人类的苦难。教育学的幸福观与对教育的理解、与教育对生命的态度有关。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     

面向人类幸福的教育学——兼论教育学的基本价值

最有价值的教育学是与人类幸福相关的教育学,表现在：它是成为人类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教育学;能够在对生活的直观中,深度介入人类生活,创新生活意义：既能面向人类的幸福,也能直面人类的苦难。教育学的幸福观与对教育的理解、与教育对生命的态度有关。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     

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

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并依据教育学科呈现出的基本状态和主要特征,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和六个阶段。对于百年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研究,除了沿着原有的研究思路在资料的开发和阶段的梳理方面作更为详尽的研究和作“补缺”式的研究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研究取向,即把研究角度放在教育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存在于每个阶段、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共同问题上,这类问题可以称之为“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这些问题是影响教育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集中在对教育学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其深层表现是教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问题。反思和探讨这些问题,是为了新世纪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原创性发展,为了教育学独特的学术品质的形成与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本质及其对政治神圣性的确立

“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概念包括两种内涵。第一种是在学科归属的意义上被赋予的内涵,即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其他二级学科提供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地反思,才确立了单独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二级学科。第二种内涵中,又包括两个反思的维度。在知性的反思维度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种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特殊的“教育学”,因此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而在理性的反思维度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哲学思考,即“思想政治教育”学。基于这一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则的指导下,确立政治信仰的神圣性问题。这一神圣性是以人的无限性思维与有限性思维的统一来实现的。     

本月博览

易连云、杨昌勇在《教育研究》上撰文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研究在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问题:理论体系上的支离破碎、研究方向上的随意性、缺乏创学派的动力与激情、学术导向上的媚外倾向及学术规范意识淡薄等。21世纪的中国呼唤教育学学派,这是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需要、深化对复杂教育现象认识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及教育学实践的需要。教育学学派创生的可能性在于:教育学主体的学派意识增强了,学科相对成熟,教育学家群体的素质在提高,发表学术论著的渠道相对畅通及具有创学派所需要的组织条件等。21世纪的前20年里,中国必将产生自己的教育学学派。     

教育学人的幸福迷途

对教育学人来说,幸福主要表现为一种良好的学术生存状态．它大致由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一是学科归属感,二是身份认同感,三是事业成就感。然而,由于教育学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门游移不定的边缘学科,教育学人时常缺乏学术家园的归属感;由于教育学人往往跟从其他学科后面寻找理论研究的视点,致使他们缺乏明确的学术身份特征：由于教育学人不仅需要面向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而且需要对教育实践活动做出学科说明与价值判断,这导致对于他们的事业成就的评判十分困难。为此,面对当下我国教育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幸福与教育”研究,教育学人尚需弄清楚走向职业幸福的路途。     

论中国教育学学派创生的意义及其基本路径

中国教育学学派概念的提出,显现了民族性和本土化意识,因此拥有两种独立性的意义:独立于相关学派和独立于西方教育学学派。中国教育学学派创生的基本路径包括建构性创生和渐进性创生、移植性创生和内源性创生、理论型创生与实践型创生。学习与训练的制度、研究的制度和交流沟通的制度是中国教育学学派创生的制度支持,而宽容意识与批评意识、独立意识与整合意识、现实意识与学术意识则应成为中国教育研究者的基本意识。     

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一路风雨兼程——教育学部第四届学术文化节开幕式暨“改革，发展，反思”我的教育梦座谈会专题报道

学术需要交流,文化需要感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文化节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和学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由学生会、教育学部分团委以及研究生会共同组织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旨在促进学术交流,增强学术文化。文化节的主要活动包括开幕式及锵锵三人行座谈会、京师教育讲堂系列讲座、首都高校教育学研究生会学术论坛、走进教育学部对话教育高层、“振铎杯”教案设计大赛、open书架、以书易书,以及走进打工子弟学校等。     

“生命·实践”教育学: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教育理论奇葩

叶澜教授以其精当的人生和学术智慧、炽热的情怀和胆识过人的学术勇气向诸多蔑视教育学科的"他者"甚至轻慢自己的教育学同行展开了不懈的抗争与努力,为当代中国教育学人争取必须的地位和尊严发出了令人振奋和鼓舞的呐喊,在思维断裂处寻找教育学的逻辑和教育学人的自信。"生命·实践"教育学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准确理解和定位的基础上创立的当代中国教育学派,是汲取了人类教育智慧并融合当代中国社会和教育实际的教育思想精品。     

专题：郭秉文研究

2014年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和教育改革的先驱郭秉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教育学）100周年,10月下旬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为之举办了专题国际研讨会,纪念这位第一个在美国也是国际上知名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教育学）的中国人。郭秉文1914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实际开启了中国由借鉴和模仿日本教育学转为引入与建立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并结合本国实际开展教育学研究的进程,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郭秉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教育学）,意味着中国教育学人正式进入国际教育学界一试身手,试图对人类有所贡献。为了纪念这位标志性的人物,本刊特设“郭秉文专题研究”,汇集在纽约国际会议上的精彩之作,以飨读者。     

外国来华教育学者与中国教育学术的发展

从清末到建国初期,日本教育学教习、美国教育学学者、苏联教育学专家在中国教育学科建立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末日本教习是中国教育学术发端的重要推手;民国时期,美国教育学者来华促使中国教育学术蓬勃发展;建国初期,苏联教育学专家的到来使中国教育学术出现结构式转型。在中国教育学术的发端、发展和转折时期,外国来华教育学者在中国教育学术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