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哲学与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本土哲学，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它塑造了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文化价值观，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谋求其在华的利益而制定、提出的，“实用主义”的哲学理念对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国民党执政台湾时期的对外关系探析

国民党在退守台湾的五十余年间 ,经历了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和美国对台湾政策变化的数次冲击 ,其对外关系在承受了“传统外交”的挫折后 ,推出“实质外交”、“弹性外交”政策 ,呈现出一种变态的对外关系新格局。     

卡特“人权外交”的历史起源及其实质

在当代美国外交中,以“人权”作为筹码实现其既定外交目标的政策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种政策根源于欧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发展于所谓的美国特殊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但作为美国对外交往中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工具则是形成于20世纪初期,其后一直在美国外交中时隐时现,到70年代后期卡特入主白宫后,正式作为国家一项主要外交政策提了出来,“人权外交”由此得名,并且对后任总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卡特政府“人权外交”的来龙去脉进行探讨,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成因初探

冷战以及关国的东亚遏制政策，给日本提供了把战争赔偿转化为外交手段的机会。可以说，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正是美国东亚遏制政策推动的产物。同时日本赔偿外交也是其当时的重大外交活动，是其经济外交的起步点。     

美对华的“人权外交”政策评析——兼谈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外交策略

一、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起源及对华实施的概况 “人权外交”一词,是美国前国务卿戴维·D·纽琴姆在1966年出版的《人权外交》一书中提出的,而把它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则是卡特政府制定的。但美国的人权外交活动则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美国所奉行的“大棒政策”与“金元外交”,以及1941年罗斯福新政所提出的“四大自由”政策(言论及表达意见的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到1971年卡特就任总统之后,“人权外交”政策才正式出台。1978年12月6日,卡特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周年大会上宣称,“强调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是确定美国同其他国家保持什么关系的一个因素”。1981年1月14日,他在电视台向全国发表告别讲话时又重申:“要促进人权,把这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原则。”卡特之后的美国政府都继承了“人权外交”的衣钵,并在许多地方有了发展。 “人权外交”是美国及其同盟推行强权政治、奉行霸权主义的手段。中国是美国施以“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中美建交后,尤其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实施着与人权挂钩的政策,企图籍以人权问题谋求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实现其霸权主义的目的。美对华实施“人权外交”主要是建交之后。而在未建交的1972年之前,在     

美国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下的对捷政策（1948-1951）

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反应，美国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下的对捷政策随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战略意图就是孤立和排斥捷克斯洛伐克，其主要目标是寻求中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关贸总协定义务。凭借美国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力并经过积极的外交努力，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基本实现。因此，1948—1951年问美国在关贸总协定机制下的对捷政策再次表明，美国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将1947年关贸总协定机制作为推行“冷战”战略和遏制政策的有力工具。     

美国外交中的“自决”观念与“非殖民”原则

在美国外交史中,“自决”观念与“非殖民”原则有着紧密的联系。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威尔逊的委任统治制度、罗斯福的国际托管制度等政策中所包含的“非殖民”原则都可追溯到美国外交传统中的民族“自决”思想。美国外交中的“自决”观念和“非殖民”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但其政策的制定往往取决于美国国家现实利益的需要,而非仅仅考虑到民主和自决,美国反对殖民主义的背后隐藏着对世界霸权地位的追求。     

美国外交:从现实主义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路径——兼论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以来,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纵观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给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实践带来了巨大影响。本文由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出发,阐述了美国外交从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向进攻性现实主义外交演变的过程,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危险性做出了分析,同时指出了美国这一外交路径的变化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布什主义"与当前中国外交的应对

以实力为手段、反恐为重点、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核心、追求国家利益和“绝对安全”进而称霸世界的“布什主义”，是美国新的国家战略。这给当前中国外交带来了挑战．我们应有自己的应对之策。     

"门户开放政策"与"新门户开放主义"

“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后贯穿于冷战结束前美国外交的始终，距今已有100多年，已成为国际社会基本接受的原则。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出现了“新门户开放主义”。现重点就“门户开放政策”与“新门户开放主义”各自的特点、异同及内在的联系作历史的分析。     

试析美国向拉美输出民主的几个历史阶段及主要特点

输出民主是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方面，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美国自始自终贯穿了在拉美促进民主的努力。本文把这一历史过程分为六个阶段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力图分析美国在拉美输出民主的主要特点，给理解和研究美国外交中输出民主的大战略提供一些借鉴。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美国传教士来华，主观上多具有虔诚的基督新教“使命感”，希望把“普世”信念带到中国；客观上却从属于美国对亚太的政策，传教士来华活动对美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近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中，许多人直接地参与美国对华外交决策，这些决策中既体现了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服从于殖民政策，又具有“理想主义”的基督教“普世”倾向。     

美国人权外交的源起和演变

“人权”作为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旗帜,在20世纪下半叶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中又成为西方手中的“意识形态武器”,这就是“人权外交”。回顾美国“人权外交”的历史,从威尔逊最初提出“人权外交”的主张,到卡特政府正式提出推行“人权外交”政策,及至当前的布什政府的外交主张,我们不难看出,“人权外交”说到底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霸权地位的工具。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给予中国抗战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又扶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随着同盟国与轴心国力量对比的消长，中国国共两党抗日政策的变化，尤其考虑到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的对华政策由中立转向结盟。执行“中立法”的前一阶段纵容侵略，后一阶段实行“以华制日”策略；与中国结为同盟后，其政策又由“援蒋”发展到尝试“联共”，但抗战胜利的最后阶段又施行“扶蒋反共”政策。本文着重就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多变性及其变化的原因作客观、科学的剖析，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美国对华外交的实质，对我们把握与正确处理和平与发展的当今时代的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人权外交”评析

美国的“人权外交”有其独特的外交思想传统，即美国例外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人权外交”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其实质是霸权主义。     

美国与东亚的开国——顾盛来华与培里使日之比较

通过对19世纪40、50十年代顾盛来华与培里使日的比较,文章分析探讨了美国是如何实现在东亚“开国”的。指出,美国是西方开展与东亚不平等“和平”外交的急先锋,其在东亚的开国,充分体现了美国外交的灵活诡谲。认为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扶持、驱使的小伙计,美国在东亚的开国,影响了中、日近代所走的不同道路。     

略述五十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采取了两手对华政策。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和不承认态度，中国政府制定了“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在阻止中苏结盟的构想落空后，美国很快确立了“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两国进入全面对抗时期。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中的东欧政策评析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其“新思维”，推行“新思维”外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是其“新思维”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东欧的政策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改变以往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尊重东欧各国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鼓励和支持东欧各国改革。虽然其对东欧的政策中有不少合理之处，但也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要对其政策辩证地对待，对其合理成分予以借鉴。     

美国与东亚的开国——顾盛来华与培里使日之比较

通过对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顾盛来华与培里使日的比较,文章分析探讨了美国是如何实现在东亚“开国”的。指出,美国是西方开展与东亚不平等“和平”外交的急先锋,其在东亚的开国,充分体现了美国外交的灵活诡谲。认为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扶持、驱使的小伙计,美国在东亚的开国,影响了中、日所走的不同道路。     

伍廷芳均势外交思想初探

均势外交是伍廷芳外交实践中积极实行的外交策略。他主张对外主动开放通商，主动因应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以争取在中国保持均势局面。这一策略有利于当时中国避免被瓜分的后果。它被后世所承继，在抗衡日本独霸中国的大陆政策方面更是起到了长期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