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再三的打击与元稹一生的贬谪——再论“元稹勾结宦官”真相

元稹早年就痛恨宦官的跋扈，他用职权惩办违制的宦官，用诗歌讽刺宦官的横行，这种活动始终贯穿元稹的一生。他在宦官或者有宦官参与的再三再四的打击下，度过了长达二十年的贬谪生涯，占到其政治活动时间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就是历来所谓“元稹勾结宦官”的真相。     

陈寅恪先生元稹“休兵”即“消兵”说商榷

陈寅恪认为：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元稹作《连昌官词》,呼吁“努力庙谟休用兵”,是12年前同白居易应制举时所持“销兵”说的继续;“休兵”说同于唐穆宗初期宰相萧、段文昌的“消兵”说,元稹因而得志于朝;与主战派裴度政见对立,故又受到攻击并遭贬;“消兵”说导致朝廷再失河朔。陈说不确。白、萧、段的“消兵”说,指天下军队逃、死不补,自然减员。元稹从无这种主张,所说“销兵革”,指朝廷推诚于下,推敬于外,化解矛盾,消除战争,核实军籍,农战相兼。元稹一向主张并参与镇压藩镇叛乱,“努力庙谟休用兵”,是盼望最终太平,不再用兵,这同裴度完全一致。元稹见重于穆宗,并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文才学识;遭裴度等忌恨并因而遭贬,也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勾结宦官,谋取私利。朝廷再失河朔,不是“消兵”说所致,旧史已讲到物资供应、宦官监军、指挥管理、宰相才干和朝廷遥控五方面因素,还应考虑河朔地区特殊文化背景。元稹“休兵”说不同于萧、段“消兵”说,即便再失河朔是“消兵”说所致,也与元稹无关。     

《西厢记·长亭送别》浅析

我国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是文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两部题材相同的优秀作品。它们虽然都是承唐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演变而来,但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超过了元稹的《莺莺传》。这里谈一下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的情线景衬特色。     

透视"韩、元"与宦官之交往

韩愈、元稹同为中唐诗文领袖和政坛风云人物,他们在政治上成长的过程中均曾向宦官或借势或借力。但他们与宦官的交往行为是前后严重矛盾的。透过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唐庶族文人正在形成的“重利轻义”的人生价值观。     

评吴伟斌的《莺莺传》研究

唐代传奇小说中,元稹的《莺莺传》可以说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同时又是最聚讼纷纭的了,历年来吸引了大批唐传奇研究者的注意力和兴趣。磁力所及,连那些并非专事古代小说研究,甚至并不研究文学者也“下海”议论一番。吴伟斌也是因研究元稹其人其诗而“跳槽”到《莺莺传》的研究领地,接连发表了《〈莺莺传〉写作时间浅探》(载《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载《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再论张生非元稹自寓》(载《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2期)和《论     

元、白制诰的话语训诫与元和长庆之际的政局

元稹、白居易以对宪宗政治遗产及穆宗朝政治现状的认知,尝试通过政治训诫强化官僚群体职分意识的方式,平稳实现国家治理策略的转变。经义、制度、故事与情境成为元、白政治训诫的正当性资源;制度身份、德性、才能与权力边界则成为职分的内涵,其训诫对象亦达成了自外朝官员而内廷宦官的全面覆盖。在此意图之下,元稹、白居易制诰回眸《尚书》、西汉武帝诏令,完成了文本形式上“尔汝面谕”与“警训诫谕”的新变,达致王言“与三代同风”的政治效应。     

“重白抑元”之论对唐代诗人元稹公允吗？——兼论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的价值与意义

元稹在中唐诗坛是影响颇为广泛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但元稹身后,却渐渐招来非议,尽管往往是以“元白”并称的面目出现,但多数是“重白抑元”,用白居易诗歌特征来概括元稹的诗歌特质,这已经不够准确;其次,用元稹创作的“艳诗”来对其人品进行否定,至有“卑鄙的文人与文人的卑鄙”之论,这对元稹这样一个大作家是非常不公允的。《元稹集校注》全面整理、校注了元稹别集,对于为元稹及其作品定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关于白居易评价的一个问题

一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同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现行的几部文学史,之所以把他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或“继杜甫之后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主要是因为他以自身的文学实践,为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白氏同元稹一起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以及他所创作的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饱含着悯怀疮痍、关心民瘼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讽谕诗,无疑是标志     

《莺莺传》是元稹自寓－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

《莺莺传》为元稹自寓的观点,学术界早有公论,但尚有系统论证的必要,对照元稹与“张生”,相合之处有三;对照元稹的其他作品,也有三篇可断定为是写其与莺莺之情的,这些都可证明《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元稹,此外,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一中的一些观点也有可商榷之处。     

白居易和他的两个朋友

白居易一生交游很广，但真正的挚友只有两个——元稹和刘禹锡。他在前半生与元稹亲密，晚年则与刘禹锡交好。元稹和刘禹锡也是唐朝著名的诗人，他们与白居易平日以诗唱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篇章。因为他们交谊深厚，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所以文学史上就有“元白”、“刘白”这样的称谓。     

颠覆名家旧说 还原历史真相——《新编元稹集》序

吴伟斌同志一生最重大的研究课题是元稹研究,在研究生毕业之前及以后,他是我家的常客,谈论得最多的自然是元稹研究。三十五年来,吴伟斌同志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元稹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元稹评传》、《元稹考论》等专著,学术界反映甚好。我曾经说过:"《元稹考论》与《元稹评传》两书互相补充,互为印证:《元稹评传》全面展示了元稹生平的各个方面,是《元稹考论》论述元稹的坚实基础。而《元稹考论》解决了元稹的诸多     

只有爱是不会忘记的——元稹《遣悲怀》三首赏析

《遣悲怀》三首是中唐著名诗人元稹为追悼亡妻韦丛所作的组诗。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元稹登科授校书郎职，并与二十岁的韦丛成婚。宪宗元和四年（809）七月，韦氏病卒，时年二十七岁。爱妻“忽分形而独飞”（《祭亡妻韦氏文》）后，元稹悲恸至极，陆续写了许多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悼亡诗。他后来在给白居易的信中说：“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首，取潘子悼亡为题”（《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叙诗寄乐天书》）。     

李杜并称、李杜优劣论探源——兼为元稹“李杜论”一辩

在评论李杜的历史发展中,首先以李杜并称、首创李杜优劣论的都是活动在元和前后的诗人元稹。元氏对研究、弘扬李杜诗歌优秀传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元稹与韩愈交厚,韩愈《调张籍》抨击“谤伤”李杜的愚蠢“群儿”自有所指,并非如过去有些人所说是针对元稹而发。     

论元稹咏物诗的时代精神

咏物诗的发展源远流长,元稹咏物诗扣住物象的内在特质和外在特点,融入诗人的思想情感,富于时代精神.元稹是中唐重要的诗人,是元和体的代表,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在中唐诗坛影响甚大.元稹的咏物诗鞭笞官场险恶的奸徒,批判宦官专权的罪行,赋予了咏物诗独特的时代精神.     

读《鸳鸯传》札记

一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稿》中指出,唐传奇诸作者中“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是元稹。虽然他的传奇只有《莺莺传》一篇,但无论当时或后世,取材于它而创作的诗词及戏曲,只有李朝威的《柳毅传》可以与之比敌。元稹的《莺莺传》产生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末至二十一年初。在《莺莺传》的篇末,元稹已明确地作了交待:“贞元(甲申)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予于静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同病相怜情真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赏析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元 稹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作者简介】 元稹（公元779—公元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洛阳）人。唐代诗人，曾任监察御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昌节度史，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并称“元白”。【诗作背景】 元和十年，白居易越职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而元稹于元和五年得罪宦官，被贬江陵，后改为通州司马，卧病遭贬的元稹听说老友白居易也遭贬，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这首诗。这诗，是元稹在通州听到好友白居易被贬的消息时写的。诗的中间两句是叙事言情…     

元稹谢世的前前后后——论述元稹的晚年

元稹虽然受到宦官打击而被迫出镇武昌,但他并不消极,忧国为民,移风易俗,留下了为人称道的政绩,友人也为元稹留下了许多称扬赞誉的诗文。     

北宋宦官问题辨析

史学名家柴德赓发表《宋宦官参预军事考》,已是50年前的往事。此后,宋代宦官问题,很少有人问津。人们偶尔涉及这个问题,有的采用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奄宦上》里的见解:“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因无已”,认为宋代宦官问题同汉、唐一样严重;有的沿袭近人蔡东藩在《宋史演义》中的论断:宋代“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甚至将此说引申为宋代宦官与政治无关。两种说法截然相反,究竟谁是谁非?有宋一代到底有无所谓“奄祸”,其原因又何在?本文试图略加辨析,范围限于北宋时期。     

对元稹《离思》五首之四属于悼亡诗的疑议

人们普遍认为“元稹《离思》五首之四”是作者对亡妻韦丛的悼念之作,表达了对亡妻一往情深的真挚感情。此诗因表达手法与表现形式的高妙,历来被推崇为“悼亡诗作”中的精品。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离思》五首之四并非“悼亡诗”,而是元稹为他年少时的爱人双文（即崔莺莺）所作的“艳诗”。本文认为《离思》五首之四非“悼亡诗”,很大程度上可能属于“艳诗”之列,并就此展开了具体阐述。     

也谈“新乐府运动”

也谈“新乐府运动”宿丰长期以来，稍具有中国古代文学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唐代曾出现了一个新乐府运动。其领袖人物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们主张诗歌要”补察时政”、“伤民病痛”、“刺美见事”，创作了一些“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作品，使唐代中期“掀起了一个波澜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