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与“适”的文化解读——以对白居易闲适诗的考察为基础

“闲”之意义的最终指向是心灵和审美。“闲”作为审美主体的心态表征,一般具有情志充足、心灵澄澈、意虑平静、神思悠然的美学内涵和特点。庄子“心之适”的审美思想,重在求取心性的舒爽和心志的顺遂,重视个体与关注自我,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享受。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内质,以道家思想为表现个性,以释家思想来调剂补充的中国古代的“闲”与“适”的审美理念,构成闲适文化的思想内核,导引着包括白居易在内的诗人们的闲适文化心性的走向。     

论白居易“三适为一”的乐天知命之诗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对于宋词产生较大影响的诗歌,并不是他所重视的讽喻诗,而是感伤与闲适诗。闲适诗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感官享乐、世俗生活的旖旎风流、写景咏物之作;另一类则是偏重精神层面的乐天知命之诗。这其中又以恬淡之情、旷达之意、空幻之意为主。     

“异类”其表 闲适其里——白居易“半格诗”臆解

从白居易对自己诗歌的分类上,对半格诗进行一些分析,认为它是标新立异的创造,不古不今的“异类”,是表达闲适情怀的灵活形式。     

白居易闲适诗中写景诗的概念隐喻研究

在白居易的诗作中既有关心人民疾苦的讽喻诗,也有怡情保和的闲适诗。而闲适诗中的诸多写景诗不仅仅描绘了四季或身边景,更是寄托了诗人的情感。诗中还应用了隐喻手法。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法,更是一种认知方式。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在概念隐喻的视角下,从实体隐喻、结构隐喻和方位隐喻三个方面分析白居易的闲适诗中的写景诗,解读诗中体现的情感和所折射的当时社会风貌。     

论柳宗元谪永时期的“闲”与“适”——兼论柳宗元闲适诗的创作缘起

柳宗元谪居于永州后,由无奈、被动地置身于闲散生活到以平常之心接受闲静淡泊,并在闲逸之中找到和确立了新的事业;柳宗元努力追求情性的舒爽和心性的顺遂,在"适志"方面艰难地走出了一条心灵变化之路.柳宗元对"闲"与"适"的诸多思考与阐发,与他创作闲适诗也是紧密相连的.     

中唐社会政治与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和他的讽喻诗一样都是社会政治的产物。闲适诗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的就是社会政治。把影响白居易的重要政治事件与闲适诗的创作特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反映出闲适诗和中唐社会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说明闲适诗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     

浅析白居易的“闲适诗”及其思想内蕴

本文主要以白居易的闲适诗为研究对象．阐析白居易闲适诗的内涵,“闲适”包括闲境、身闲适、心闲适、忘适四个层次;将白居易的闲适诗分为“自适”与“适俗”两个方面的内容．从雅俗、世俗、庸俗三个角度解读白居易闲适诗中的“尚俗”问题;进一步解读闲适背后白居易思想内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诗家语”面面观

“诗家语”之说由王安石提出后,一直未得到诗界重视。“诗家语”的内涵深邃、外延广阔,它包括悖论性、模棱性、形象性、含蓄性、精炼性、音乐性等方面。     

以美铸诗 以诗证史——毛泽东诗词新论

毛泽东诗词具有两个方面的经验品格 :以美铸诗、以诗证史。我们必须注重从审美的视角入手 ,去探究毛泽东的情感世界、诗词学养、审美个性、意象塑造、主体风范 ,并联系毛泽东的诗词美学主张和晚年生活 ,进而对毛泽东诗词作出新的解读     

明代“诗非史”思想探微

明代诗学中＂诗非史＂的出现深受＂心学＂思想的影响,是肯定诗歌情感性特征、表现人的真性情、真情感的理论成果;而自唐以来,＂以禅喻诗＂的认知方式在启发文人诗、禅具有相似性的同时,也揭示出了诗歌的意向性特征,继而强调了诗、史的巨大差异。     

独善和兼济相交织,知足与保和相融合——试论白居易闲适诗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

白居易从早年的入仕到晚年出世 ,一直都在“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中徘徊。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闲适诗 ,是诗人矛盾人生观的产物。具体说来 ,白居易闲适诗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是独善与兼济相交织 ,知足与保和相融合。     

“以诗证史”与初中历史教学——以《安史之乱》一课为例

以诗证史即用诗来研究历史。《安史之乱》一课教学,从杜诗与安史之乱、对教材中引用的《垂老别》《无家别》的历史解读、《江南逢李龟年》对安史之乱的注解、由谭嗣同的《潼关》引入安史之乱潼关失守这四个方面,将以诗证史融入其中,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台湾闽南语诗中的“飞鸟”意象

“飞鸟”在台湾闽南语诗中不仅作为美丽风光描绘的部分,也昭示看台湾诗人漂泊思归的复杂的心路历程。飞鸟是关连故乡和羁客的“使者”,穿越千山万水传递着故乡的信息;飞鸟是个体生存困境的缩影,它反映着诗人寻求精神家园的迫切希望。闽南语诗本土化的书写,并不单指语言的本土化,同时也是台湾诗人思想情感的本土化．“飞鸟”意象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台湾诗人在羁旅、流浪中艰难寻根的精神象征。     

简论晏几道与“以诗为词”

本文在考察分析“以诗为词”变革的内涵与演进历程后认为 ,参与和推动此一变革者不仅有范仲淹、王安石和苏轼 ,也有晏几道。晏几道宣称要追承汉魏乐府传统 ,遵循“感物而作”的诗文创作规律 ,在词学观上表现出以诗的精神和趣味为指归的倾向。同时 ,在创作实践中他也多向诗体学习借鉴 ,以词抒写情性怀抱 ,倾吐心志感慨 ,创作态度严谨庄重 ,创作技法诗化。尽管还难于达到苏轼的高度 ,但其对“以诗为词”的尝试和开拓之功同样不可否认和埋没     

“神”“人”相映,“史”“诗”益彰——评电视连续剧《解放》

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是一部再现解放战争全过程的艺术史诗。它浮雕般地再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英雄群体、创造出既具有传奇的英雄本色又富有普通人情感的人物形象。在艺术手法上运用宏大的叙事方法,忠于史实而又有诗意的开拓,"史"与"诗"相得益彰。     

“以诗证史”的《悲愤诗》

我国的诗歌散文,无不以现实主义精神著称,浪漫主义精神为又为其艺术风格大放异彩,但蔡琰的《悲愤诗》却是因为思想内容深刻,而大大的升华了艺术价值。蔡琰《悲愤诗》的真情实感极其强,非亲身经历是无法写得如此真切的。近代学者吴闿生曾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可见《悲愤诗》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这也就是其以诗证史的重要意义。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白居易诗的诗题漫议

对白居易诗的诗题、诗序、题注等进行一些梳理分析,认为它们是白诗通俗易晓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论白居易与鹤的渊源及其诗中鹤意象的内涵

白居易爱鹤,视鹤为老伴,为知音,留下了很多轶事和诗篇,表达了对鹤的深情与自由之趣。白居易的咏鹤诗为唐代之冠,诗中的鹤意象内涵丰富,表现了他对生存状况的思索和对生命的慨叹;同时,诗人也以鹤来寓意自由的人格和闲适的心境。     

“坚持在浮世挖井”——论刘频的诗质追求

刘频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诗歌坚持在浮世挖井,挖掘生活之井、生命之井、精神之井,从而挖掘出他独特的诗歌之井。他所挖出的这口诗歌之井充满了神性、智性和悲悯性,使其诗保持着神性的光芒,建构了智性的空间,怀抱着悲悯的情怀,呈现出刘频独特的诗质追求。     

论王安石词“脂粉语”的问题

王安石词作数量不多,佳作也较少,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其词作的题材内容与传统的香软词有显著的差别。本文拟就王安石词作的题材内容进行分析,探讨在"词为艳科"的文学背景下王词内容中的"脂粉语"问题,从而确定王安石词作在词史上的独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