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是土地整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土地整治规划的核心环节。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控下,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化型及非城镇化型两大类;针对非城镇化型,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结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规定,将其划分为内部改造型、原地优化型及迁村并点型;根据不同整治类型,采用模式法构建相应的整治潜力测算模型。并以宜城市小河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预计到2020年小河镇通过整治可释放潜力117.83hm²。本研究将为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整治潜力与迫切度的村级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研究

整治潜力测算和迫切度评价是安排农村居民点整治时序的基础与依据。本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深入分析山西省武乡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并根据用地类型与整治性质的差异将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划分为浅层潜力和深层潜力,测算结果表明武乡县农村居民点的浅层潜力占总潜力的71.88%,说明武乡县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较为粗放,具有较高整治潜力。通过分析村庄属性与发展前景,从自然、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农村发展等4个层面选取16个指标评价抽样村整治迫切度,并根据迫切度评价结果将抽样村分为迫切、较迫切、一般迫切和不迫切4个整治等级。从抽样村迫切度评价等级、抽样村浅层潜力占总潜力比重和总潜力占居民点面积比重等三方面入手分析,选取8种组合类型纳入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范畴并安排整治时序,确定近期整治抽样村18个,中期整治抽样村17个,远期整治抽样村19个。     

泰安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根据实地调查了解各区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现状及整理进程,明确各待整理区的类型与发展方向,制定符合实际的整理模式和时序,可为土地整理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文采用实地调查、多因素综合评价及K均值聚类法,对泰安市农村居民整理分区的整理模式及潜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全市可供整理的闲置农村居民点用地共10875hm2;紧靠城市边缘的农村居民点可通过城市化过程最先整理;城市控制区内的整理相对容易且潜力大,重点应通过拓宽整理资金的融资渠道加速其进程;城市内部村庄整理难度最大;地处农村腹地和经济状况较差的村庄,应以培育为主、整理为辅。本文分区及潜力测算基于实地调查,突出了测算城市区域内部空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分区结果具有现实可行性,所划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内居民点空间结构调整方向明确,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通常是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点整治过程中,典型的空间、组织及产业整合运行方式的理论性概括。从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基本概念入手,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不同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演变机理,总结区域内成长性好、代表性强、特色鲜明和易于推广的农村居民点整治范式,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借鉴和参考。     

滁州市南谯区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是解决区域发展中建设用地指标约束,提高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滁州市南谯区为例,通过构建集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手段的综合研究方法,在影响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的指标主成分提取、区域内部分级基础上,提出不同等级、不同时段的人均居民点占地标准并应用于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测算研究,将测算结果与根据村庄布点规划确定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论主要有:南谯区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人均占地标准设置第一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150m2/人、130m2/人,第二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175m2/人、150m2/人,第三等级乡镇2010年、2020年分别为200m2/人、180m2/人;南谯区2010年农村居民点土地置换潜力为4576.34hm2,可置换比例达57.64%,2020年置换潜力为5488.17hm2,可置换比例达69.12%;测算潜力值高于根据村庄布点规划标准确定的农村居民点置换潜力,认为在同样的人口统计口径标准下,本文测算的置换潜力值的可实现程度更高。     

文登市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调查及类型划分

宅基地整理的潜力测算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必要环节,也是顺利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要前提。在实地调研和对大量相关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文登市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的特点为农村宅基地闲置总体比重偏高、宅基地密度低和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并对其闲置状况的成因机制进行了分析。据此,将文登市农村宅基地整理的潜力类型分为人口减少型、居民点粗放型、一户多宅型和宅基地面积超占型等4种类型;再通过选取可能造成农村宅基地闲置的10个因素,运用因子分析法,将文登市各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划分为其中的一类或两种类型结合的混合型。结果显示：在18个镇（办事处）中, 1个镇属人口减少型,3个镇属居民点粗放型,3个镇属一户多宅型,2个镇属宅基地面积超占型,剩下的9个镇属复合型;在文登市宅基地总闲置面积的比例中,单因素型镇所占的比例为61.15%,复合型镇的比例为38.85%。这种区分宅基地整理潜力不同成因的方法,可以为居民点整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基于Voronoi图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整理潜力评价——以福建省德化县为例

通过Arc GIS空间分析技术和Voronoi图Cv值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福建省德化县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德化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后可能增加耕地的理论潜力,并从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4个方面,选取10项评价因子,构建德化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指标体系及模型,对其修正。最后采用自然断裂法将现实潜力划分为潜力优势区、潜力内敛区和潜力限制区,分析各区整理潜力的限制因素。结果表明:1德化县农村居民点Voronoi图的Cv值为160%,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集群型。从乡镇尺度上看,国宝乡和汤头乡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随机型,其他乡镇均为集群型;2德化县各乡镇自然适宜性修正系数为0.030 7~0.130 9,生态安全性修正系数为0.018 8~0.106 6,经济可行性修正系数为0.017 0~0.205 2,社会可接受性修正系数为0.006 5~0.364 8,综合修正系数为0.255 4~0.604 0;3德化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742.60hm2,占理论潜力值的49.95%,说明其整理过程中受各项限制性因素制约潜力释放能力较小;4从空间分布看,潜力优势区主要分布在德化县中部的盆地地区,潜力内敛区主要分布在离县城较近的德化县南部和西南部,潜力限制区主要分布在德化县北部山区乡镇和县城所在地浔中镇与龙浔镇。     

土地整治绩效空间差异及投入优先序——以湖北省为例

近年来,中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土地整治工作,但如何合理安排土地整治项目,实现土地整治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数据包络模型,对湖北省85个县（市、区）土地整治绩效的空间差异进行评价,然后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关理论测算土地整治生态潜力,并对数量、质量、生态潜力进行聚类,得出综合潜力,最后对土地整治绩效水平分级图与综合潜力分级图进行空间叠加,确定土地整治投入优先序。结果显示：①湖北省土地整治绩效水平相对较高,其中综合效率有效的地区有29个,技术效率有效的地区有36个,规模效率有效的地区有29个,三者均值分别为0.8607,0.8931,0.9600。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综合效率均值、技术效率均值均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态势,而规模效率则表现为中间低两头高;②土地整治综合潜力可以划分成五个潜力级别区;③全省可划分成16个土地整治优先投入区、25个次优先投入区、20个一般投入区、24个投入紧缩区,并结合各区域特点,指出未来土地整治的重点方向。研究为确定新一轮土地整治资金投入的方向、提高土地整治资金使用效率,提供基础性的理论依据。     

基于星座图的神木县工矿废弃地复垦潜力研究

本研究为土地整治领域引入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同时客观确定神木县工矿废弃地的复垦潜力。以陕西省神木县工矿废弃地为研究对象,利用2012年实地调研数据,应用层次分析法和改进后的星座图聚类法计算其复垦潜力并分区,最后在ArcMap中绘制出神木县工矿废弃地复垦潜力分布图。研究结果表明神木县工矿废弃地复垦潜力可分为四级：Ⅰ级区潜力值为0.75,Ⅱ级区潜力值在0.46~0.56之间,Ⅲ级区潜力值在0.27~0.38之间,Ⅳ级区潜力值分别为0.18和0.19。研究结论得出应用星座图聚类法研究工矿废弃地复垦的潜力直观简便,使潜力等级划分更科学,但要根据研究样点的个数合理确定坐标点的分布范围。     

内乡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测算及整治模式探索

通过对内乡县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评价,进行了潜力分级,并总结分析了内乡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今后内乡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对策措施。     

基于适宜性和潜力分析的徐州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管制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与整理潜力分析是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制定差别化分区管制措施的基础。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不仅与自然、社会、经济因素有关,也与政府和农户意愿密切相关,本文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选取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政府意愿和农户意愿五方面的12个指标评价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通过整理适宜性与整理潜力的空间叠置分析,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并制定差别化的分区管制措施。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整理适宜性和整理潜力的区域分异,徐州市可划分为优先整理区、优化调整区、滚动发展区和控制改造区四类区域,从整理优先次序、空间形态调整、组织模式、资金筹集模式等方面明确其差别化的整理管制措施。本文基于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与潜力评价划定整理分区,并制定区域差别化的整理管制措施,可为循序渐进的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利益分配——以陕西省东樊村为例

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中的利益分配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利益分配优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利益来源于城乡土地区位差别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经济上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指标出让收益,利益分配主要是对指标出让收益的分配;2东樊村项目的利益来源是建新预留区的土地转为城市工业用地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中介方和政府、东樊村村集体、B村村集体或村民、东樊村村民和其他方的指标出让收益分配比例为56.32%、26.01%、12.31%、5.11%和0.25%;3现状利益分配存在着土地增值收益范围难以确定、政府在项目中的收益分配界线模糊、中介方收益比例在资金分配结构中比重过大、村民间利益分配存在局部不公平的问题。研究提出5个方面的建议:1界定土地增值收益的概念和范围;2确定各主体利益分配的合理区间;3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平台效应;4建立农村土地和房屋流转制度;5加大农民参与力度,来完善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利益分配。     

大城市郊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目标和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

目前，土地整理已经成为我国土地管理中的热门话题，也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农村居民点整理则是农村土地整理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郊区—北京市顺义区为例，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目标、意义、主要形式以及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策略模式和运作模式。最后得出结论：在经济发达的平原型大城市郊区，市场运作模式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可行模式—这是农村房地产开发的创新模式，也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创新模式。     

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影响因素识别与测度——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镇为例

为识别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效用水平的特征区位因素并测算其影响程度,以区位效用水平最大化为假设前提构建特征区位模型,并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个乡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特征区位模型可有效地识别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效用水平的特征区位因素并测算其影响程度;2通过以居民点人口为因变量的对数模型显著性检验的特征区位因素有8个,其作用方向、弹性系数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3对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的优化调整应当着眼于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偏好效用。本文定量考察了各类环境因素对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效用水平的影响,可为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布局优化提供科学决策。     

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特征及优化布局研究

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必须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按照农村产业发展规划目标,针对不同类型进行分类调控,科学评价农村居民点的综合发展潜力是村庄量化分类的基础,也是协调推进村庄整治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2004年、2009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研究了平谷区2009年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2004年-2009年间居民点用地的变化情况.结合山区和平原区的不同发展条件,分别制定山区和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的综合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的地理空间分析功能,对评价要素的空间叠加、计算,评价村庄的综合发展潜力.并将评价结果与城镇发展规划相结合,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区位条件,提出居民点用地调控的类型及区域产业发展布局的方向.研究结果体现了土地利用的现状及适宜性,对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土地整治中农民居住方式变化的生态环境行为效应分析

土地整治带来了农民由分散到集中的居住方式变化,由此也对农民生活及农村生态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本文基于南京市高淳县、溧水县以及六合区18个村18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分集中居住(10个村,101个农户样本)与分散居住(8个村,82个农户样本)两个组,并运用描述性分析、对比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等方法对集中居住区与分散居住区农民生态环境行为进行了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 土地整治中农民居住集中化,与此同时其生活方式、生态环境行为方式也出现了与分散居住区农民显著不同的变化.集中居住区农户与分散居住区农户相比,在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处置方式、能源及户厕使用种类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集中居住区农户生活废物废水的处理方式得到好转,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因下水管网建设不完善或缺少处理设施,集中居住区生活污水大多集中后外排,这种排污模式对社区外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使农民生活排污的外部性影响由社区内转变为社区外.这对今后改进土地整治工作而言,必须考虑到农民居住方式变化的生态环境行为效应.在相应评估基础上的土地整治才能处理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生态之间的关系,对三生空间格局的优化才具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