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的军事扩张及其疆域变迁

根据高句丽历史的发展进程，从高句丽建国初期兼并战争确立疆域、中前期进犯辽东、中期军事扩张拓展疆域三个阶段，对高句丽的军事扩张活动和疆域变迁情况进行了梳理。     

高句丽军事问题述略

本文所谓高句丽军事问题是指高句丽军队发展、军队部署、军事指挥系统、军队构成及装备等方面的问题,它是研究高句丽历史中一个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问题。高句丽的军事发展在高句丽建立、发展、强大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高句丽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张领土,逐步走向强大,最后     

高句丽体育项目的实证考察分析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考查等方式,对高句丽体育的项目进行研究,认为高句丽体育主要是吸收了中原体育文化的特征,同时又与高句丽的地域特点、自然环境、生产生活特点等相互结合在一起,它包括射箭、骑射、狩猎、蹴鞠、角觝等．     

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

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大多出于个人爱好，具有修身养性和军事演练的功用。射猎活动中乐趣与危险并存，有的帝王为了狩猎还颁行了相关法律。因为狩猎活动耗财费物，因而有见识的大臣往往劝谏。狩猎活动体现了三国时代的精神风貌。     

好太王碑证史与补史作用

高句丽好太王碑是现存最长的高句丽文字资料,记载了高句丽起源、建国的传说,前三王的传承,好太王统治时期的社会状况,好太王对外军事活动及其战争经过、结局,好太王守墓烟户的来源与摊派情况及相关守墓制度。碑文中涉及了许多文献不载或记载不够准确的史事,其对历史文献地证实作用和补充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好太王碑对于高句丽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高句丽后期“城人”与“城体制”略探

高句丽“城人”即是高句丽各城中的军士。它是高句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变化和部族化政权体制相作用的必然产物。“城人”是高句丽“城体制”社会结构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是高句丽山城防御所倚重的最主要力量。通过部族体制组织起来的“城人”使得高句丽后期的各“城”团聚成了一个个难以攻克的军事据点,是“城体制”得以取代五部制成为高句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的主要原因。     

从古墓壁画中的骑射狩猎活动看高句丽的体育文化

该文对高句丽古墓壁画中骑射狩猎古墓壁画进行统计和描述,总结其中所蕴含的体育文化特征,旨在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民族体育内涵提供参考.     

通化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学术著作介绍（二）——高句丽研究院出版的历史研究类著作

高句丽历史研究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民族、人物、事件、美术、体育、法律、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出版的历史研究类著作是所有类别中数量最多的,主要侧重于高句丽通史、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疆域及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的研究。截止目前已经出版12部著作,其中代表性成果有《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杨春吉、耿铁华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6月）、     

元代山西的畜禽饲养与捕鱼狩猎

元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曾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产方式带入山西地区，从而推动这一地区的畜牧饲养与狩猎活动获得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养马业与狩猎活动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且在社会经济和军事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契丹与高句丽关系考述简

契丹在民族形成和部落发展时期,长期被高句丽所侵役,既仰仗高句丽的力量庇护,又时刻警惕为高句丽所兼并,在高句丽民族中亦不乏契丹人的融入。在契丹与高句丽相处的三百余年间,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摩擦,他们之间的战合关系反映了彼时东北亚局势的变化,也见证了双方实力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最终在强大的唐朝军事压力下,契丹成为征讨高句丽政权的马前卒。     

高句丽的水上交通

章结合史料,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挖掘、探讨了高句丽历史上的水上交通情况;分析了高句丽水上交通,特别是海上交通的利用,对高句丽政权的巩固所起的重要作用。     

论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高句丽的“城邑制”

高句丽中前期"城邑"作为地方一种管理组织方式,先后与"那部体制"及其后的"五部体制"并存。从三世纪末起至四世纪中后期,城邑逐渐成为在其征服地区普遍设置的一种管理方式,军事据点的性质较为明显。公元四世纪后期至五世纪,"城邑制"则随着高句丽领土扩张,在高句丽中央政权的控制下,成为在征服地域中普遍推行的,能够集军事功能、地方统治功能、整合属地民众和物资于一身,在其疆域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管理体制。在三世纪中后期高句丽的城邑制官僚组织很可能是附属五部官制之下,五世纪随着高句丽在其疆域内广泛推行城邑制,城邑制的官僚体系也初具轮廓,但未完全从中央官制中分离出来。从此时期政体和社会发展程度看,高句丽毫无必要建立或照搬中原王朝的郡县制,不存在建立郡县制的可能。     

论公元1世纪至公元5世纪高句丽的"城邑制"

高句丽中前期"城邑"作为地方一种管理组织方式,先后与"那部体制"及其后的"五部体制"并存.从三世纪束起至四世纪中后期,城邑逐渐成为在其征服地区普遍设置的一种管理方式,军事据点的性质较为明显.公元四世纪后期王五世纪,"城邑制"则随着高句丽领土扩张,在高句丽中央政权的控制下,成为在征服地域中普遍推行的,能够集军事功能、地方统治功能、整合属地民众和物资于一身,在其疆城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管理体制.在三世纪中后期高句丽的城邑制官僚组织很可能是附属五部官制之下,五世纪随着高句丽在其疆域内广泛推行城邑制,城邑制的官僚体系也初具轮廓,但未完全从中央官制中分离出来.从此时期政体和社会发展程度看,高句丽毫无必要建立或照搬中原王朝的郡县制,不存在建立郡县制的可能.     

高句丽文咨明王对外政策述论

高句丽第二十一代王文咨明王罗云在位期间,继承了其祖父长寿王北缓南战的对外策略,即对于中原王朝态度恭顺,且沿袭对北朝和南朝的两面朝贡,尤其是保持了与北魏的良好关系,为其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解除了后顾之忧;其次,以武力威慑手段将与百济结盟的新罗拉回到其从属国行列,再次臣服于高句丽;最后,保持了对百济的军事压制,维系了高句丽的区域优势地位。经过文咨明王的一系列努力,巩固了高句丽在迁都朝鲜半岛后对内的政权统治和对外的战略优势。可以说,文咨明王是高句丽后期承前启后的一位统治者,亦是高句丽史上较有建树的一位君主。     

唐朝疆域内高句丽遗民的杂居

唐朝灭亡高句丽后,希望将高句丽的遗民迁至本国,由此消除叛乱的可能性。移居唐朝的高句丽遗民按照身份、经济基础和军事能力的不同,散居于首都、农耕地带和边疆等地,他们一起群居,彼此依靠,谋求生存。他们长期保持高句丽人的认同感,既居住在唐朝的疆域,同时又过着具有高句丽人身份的边缘人的生活。     

刘仁轨朝鲜半岛事迹考述

刘仁轨是7世纪60至70年代唐与朝鲜半岛诸势力关系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秉承朝廷旨意，在朝鲜半岛奋战数年，为稳定唐与百济、新罗关系，最终灭亡高句丽做了大量工作。最为可贵的是，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赳赳武将，而是身兼政治、军事、外交多重身份的谋略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将。本文对刘仁轨在朝鲜半岛上的军事活动作以考述，以期对此一时期唐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有所增益。     

富句丽人饮酒酿酒考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高句丽壁画和出土文物,论证了高句丽酿酒工艺的进步和饮酒活动的逐渐扩大。高句丽王公贵族进行祭祀、喜庆、犒军皆用酒宴,百姓婚嫁、农事也寄情于酒。饮酒是高句丽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反映其民族性格的重要方面。     

英雄气概的张扬——曹氏父子的游猎活动与文学创作

游猎活动是古代社会用以修身娱情和军事演练的一种狩猎兼游乐的活动。三国以后,其娱情作用日益强化,军事演练的功用逐渐淡化。曹氏父子尤好游猎。游猎活动张扬了曹氏父子的尚武任侠的英雄精神风貌,影响到文学创作,使其作品洋溢着侠魂与豪气,腾发出奋发昂扬的人生意念和豪爽磊落的情怀,一并构成了"建安风骨"的重要内容,这正是英雄时代精神的升华。     

高句丽巍霸山城初探

巍霸山城亦名吴姑城山城,坐落在辽东半岛普兰店市星台镇郭屯村葡萄沟北面海拔420米的巍霸山上,为高句丽时期修建的山城。从其布局、修建背景等方面分析,可以推断出它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从其建筑、形制、结构、用料等方面观察,可以透视出高句丽人修建山城的技术与创造力,并能弥补史料记载的不足。尤其是对于了解高句丽民族在辽东半岛地区所经营的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高句丽与日本的早期通交关系

高句丽与日本都是古代东亚世界的重要政权,影响了东亚世界的历史进程。两国之间既有国家利益争夺中呈现出的军事战争,也有和平友好的交聘往来。高句丽方面涉及其与日本间发生联系的记载仅见于《广开土王碑文》,但该碑的记录呈现的仅是5世纪之交高句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是二者间的战争情况,没有友好往来的记述,这是因为历史上高句丽不重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另外,地缘因素也影响了二者通交往来,因为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而西南部是百济,东南部是新罗,日本则位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之上,地理位置的阻隔成为影响高句丽和日本交往的重要障碍,二者之间在早期交往过程中不可能建立“称藩”与“朝贡”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