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学科支撑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德育课程.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应该有学科意识,要以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二级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来指导课程建设,以提高该课程的教育教学水平.     

我国当代教育技术学理论范式比较研究

本文从学科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教育技术学的三种主要理论范式进行对比研究。文章认为"过程与资源"范式和"媒体技术应用"范式由于其研究对象缺乏独特性与稳定性,研究内容难以具备学科知识体系所要求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研究方法无法生产出可以真正被检验的学科知识,故而形成的理论范式在确立教育技术学学科地位方面显得底气不足;而"教育教学系统构造技术"范式在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却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合理性,并且逐步形成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思维,即从技术学的角度深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最终形成一套理论体系。     

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新走向——基于学科分化与综合的视角

分化与综合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育学科的发展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从独立形态教育学的形成为始,到对教育学科学化的追求,再到单数、复数形式的教育科学的出现,最终又以教育学的整合为终.教育技术肇始于社会教育,再融入学校教育,然后从教学论(教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并逐步发展壮大,近年来又呈现出与教学论不断交叉融合的趋势.遵循学科分化与综合的规律,教育学门类下可以增设教育管理学与教育技术学两个一级学科.其中教育管理学是从隶属于管理学科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发展而来,教育技术学是由原来隶属于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升级而来.原来"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中的课程论独立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教学论重新分化为教学原理、教学原则与方法,教学原理部分与教育技术融合形成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教学原则、方法与学科教学融合到教育技术学,形成学科教育技术.升为一级学科后的教育技术学仍姓"教".     

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的产物,是当时反帝反修的工具,随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发展壮大.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北京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完成了从"外国教育资料译介"到"国别专题教育研究"的转型;在人才培养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学位体系,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专业教材;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上,"请进来"与"走出去"同步交织,助力学科发展的同时促进民间外交;在社会服务上,同样也完成了从"内部决策参考"到"教育现代化事业服务"的转型.新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开创者们栉风沐雨、脚踏实地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比较教育学人不断前行,共同推动学科的蓬勃发展.     

从“电化教育”到“教育技术”——一种历史的社会观念审视

从"电化教育"转向"教育技术",是我国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在学科领域来说,它明确了教育技术的研究方向,为今天教育技术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回溯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学科内部关于学术名词争论的问题.从讨论的缘起到争论的过程,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观念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教师教育学科:现象、隐忧与走向

"教师教育学科现象"的发生具有鲜明的中国化要求、中国化底色,其源于新时代国家战略、优秀教师供需矛盾、大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学科后"时代,教师教育学科发展面临学科基础虚化、学科教学论"双边缘化"、回避"双核冲突"以及研究重心移位等问题.推进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应遵循其广域性、交叉性与嵌套性等特点,以学科耦合为统领,通过观念层面、主体层面以及组织层面的耦合,加快教师教育系统各层级、各维度、各领域的耦合进程.通过达成师范性与学术性、文理专业与教育专业、学科教师与专业教师、学科院系与教育院系、师范院校与综合院校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走向深度协同耦合,创建最佳教师教育耦合态,这是教师教育学科破解根源问题、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应然之道.     

教师教育学科:现象、隐忧与走向

"教师教育学科现象"的发生具有鲜明的中国化要求、中国化底色,其源于新时代国家战略、优秀教师供需矛盾、大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学科后"时代,教师教育学科发展面临学科基础虚化、学科教学论"双边缘化"、回避"双核冲突"以及研究重心移位等问题.推进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应遵循其广域性、交叉性与嵌套性等特点,以学科耦合为统领,通过观念层面、主体层面以及组织层面的耦合,加快教师教育系统各层级、各维度、各领域的耦合进程.通过达成师范性与学术性、文理专业与教育专业、学科教师与专业教师、学科院系与教育院系、师范院校与综合院校间的良性互动机制,走向深度协同耦合,创建最佳教师教育耦合态,这是教师教育学科破解根源问题、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应然之道.     

简论教育技术学科研究与领域研究

教育技术的学科研究侧重从学科合法性、主体性、本土性、实践性等角度审视教育技术及其相关理论。而教育技术的领域研究则主要强调"问题研究"。学科研究和领域研究是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缺少其中一方,有悖科学精神。学科研究与领域研究是教育技术对话和互补的关系,是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关系。     

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从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学科定位、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的自主创新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教育技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较深层次的研究与探索,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关注和更深入的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研究生教育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生教育业已建立了密切而又重要的互动关系. 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的"龙头工程",对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准型研究生教育还是规范研究生教育,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生成与建构、积淀与传播大有裨益. 出于对知识状况及学科命运乃至职业本身的关切,我们亦应直面学科及研究生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 尤须对其"五大失衡现象"进行认真反思,以期有所改进.     

追寻先驱足迹,提炼历史智慧——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开篇辞

文章介绍了"中国电化教育先驱学术思想研究"系列研究的缘起,以及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介绍了电教先驱人物遴选的方法与过程,并遴选了十位早期电教先驱人物,强调了若干早期电教先驱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发展道路

新时代的教育技术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教育技术未来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成为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中国百年教育技术发展道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特色电化教育发展道路探索阶段(20世纪20年代—1985年)、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发展道路形成阶段(1986年—2017年)、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发展道路成熟阶段(2018年—2035年)。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发展持续总体呈现良好态势,但是必须面向四新(新使命、新机遇、新挑战、新趋势),深刻把握教育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选择正确的教育技术发展道路。教育技术未来发展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技术发展道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需的卓越拔尖人才,坚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树立大教育技术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加快教育技术颠覆性创新。     

学习论在理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

本文将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的四种学习理论：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与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在探讨各个学习理论,如何指导教育技术用于课堂汉语教学以及远程汉语教学中的基础之上,总结出这些理论在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型

从中国封建社会“四部之学”到近代社会“七科之学”的转型 ,是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结合晚清“西学东渐”及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着重探讨了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转型的进程及特点 ,并分析了其对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意义及影响     

我国教师对教育游戏的接受与使用状况调查

教育游戏作为备受关注的教育技术,近年来在国内的推广和使用并不顺利。技术接受模型认为,除了技术本身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还存在其他外部变量显著影响该技术的系统使用。为了解我国教师对教育游戏的接受状况,检验技术接受模型中可能的外部变量,本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经过结构化检验的标准问卷抽样调查了6809名教师。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教师学历、学校类型、城乡差别等因素对教师的接受过程产生一定影响,但程度较弱。相对而言,技术准备和主观印象因素的影响更显著和重要。研究据此对原有接受模型进行了完善。新模型在保留主观态度因素的同时引入技术准备和主观印象两个外部变量,其结构符合“双态度系统”理论的预期。文章讨论了产生这些结果的可能原因,并提出具有游戏化性质的教育软件是推广教育游戏的重要引导手段,同时应加大对具有相应技术准备的中青年骨干教师的推广力度。     

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尺度”与教育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一把教育的尺度来衡量,并以此作为判断当前社会发展状态的基本标尺之一。教育尺度的引入将改变研究思路,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改变研究问题,拓展研究视野;改变研究立场,确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的教育学立场。"教育尺度"视域中的"教育基础"涉及人口、教育机构、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以及政府领导与管理教育事业的方式等。"在中国"研究"教育基础"更能凸显"中国自觉",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教育尺度的形成与运用提供"中国参照系"下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从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建设看其学科发展

我国教育技术学博士点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水准和规模,它是推动我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我国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强大基础。但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教育技术学博士点建设要适应于国家相关战略规划,并推动教育技术从业者专业化发展;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应走适合自己的路,学科发展中要增强从"我"做起、从传统文化中"淘金"的意识,要有向教育以外领域"走出去"的勇气。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教育交流活动论略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极具影响的民间教育社团之一,基于改进其时中国教育、构建"新教育"体系之需,该社积极展开教育交流活动.通过邀请欧美教育名家来华讲学、考察、指导教育改进以及主动参与国际教育会议、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新教育状况等方式,该社敏锐地跟踪世界教育新潮,从而引领着其时国内的新教育运动,加速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步伐.     

Two worlds collide? The role of Chinese traditions and Western influences in Chinese preservice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 use

This study reports Chinese preservice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 us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CE). China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but understudied research context as research into technology use in the early years is western-centric an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ECE is characterized as a hybrid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Western influences which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a rather fundamental manner. Interpretiv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eight purposefully selected preservice teachers revealed three intertwining determinants as appropriate technology use: objective, time and context. Both,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ideas were evident in shaping the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 use, with the former being the major influence in restraining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vis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Reform Work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16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only officially promulgated educational system has been that of 1951. When this educational system was promulgated, all the newspapers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renowned scholars concerned with education rushed to proclaim its "excellent" nature. They compared it with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at had been promulgated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1928 and emphasiz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for example, everyone praised highly "the unified five-year primary school system," "the system of accelerated schools for workers and peasants," "spare-time education," etc. Howe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rdered that the unified five-year primary school system "stop being implemented" in December 1953, and they continued to use the 4-2 system. In addition, the accelerated schools for workers and peasants, another "excellent point," were also ordered to "stop recruiting students" in the autumn of 1955. Finally, in 1957,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gain stressed th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must be reformed, and therefore they organized discussions on broadening development in every locality, set up experimental points, and engaged in educational reform experiments. However, up until today, there have been no results. Fo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e education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s again concentrated on using all their strength to develop part-time work, part-time study and part-time farming, part-time study education and to systematize and determin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is essay concerns simply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aspect, as will be seen be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