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教学问题

学史理论是从学实践史和学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对学发展规律的种种见解。学史作为一种学术范型和大学课程在中国出现始于上世纪初，回首年学史之路，不难看出存在着一定的“学史八股”现象， 诸如学史观单一化，研究方法简单化、语言表述社论化等。因而亟须建构并运用多元化的，科学的学史模式理论和方法，指导学史的研究、述和教学。在学史教学中注意在大化视野中把握学史现象，树立以学现象把握的独立品格，引进多元化的参照系统，拓展思维空间等，从而使学史这门传统的大学必修课程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经历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对此一过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学史书写的诸多相关问题，并对当下的文学史书写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述这一学术梳理和研究工作的相关问题，包括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进一步研究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以及相应的写作策略，结构和叙述方式，体例安排，选录标准等等，以便为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打下坚实的方法论的基础。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得失论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是一部得失兼具的早期文学史论著。该书内容丰富、分期合理、材料翔实,充分体现了文学史编写内容由宽而泛向纯而专过渡的积极意义;但也明显存在着结构有失均衡,资料引证过繁,未能谨守“纯文学观”而出现的偏颇。     

论宋代文学史叙事的观念、范畴及方法

宋人在对前代特别是本朝文学发展历史的理论总结和批评阐释中,逐步产生了自觉的诗歌史观并形成自成体系的文学史叙事话语。其文学史叙事主要在时序论、文脉论、文体论、典范论、派家论五个范畴内展开,同时运用以纪年区分时段、确立经典人物图谱、命名文学典范与诗家派别等言说方式,构成交错联结的文学史叙事链,搭建了宋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其大量"互文性"的诗学文献所提出的丰富议题,为后人提供了可置身其境的历史视域和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     

文学史写作中的反文学史意识——以现代通俗文学史观念为例

文学史写作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的一股热潮,但佳作寥寥。本文以现代通俗文学史观念为例,辨明文学史写作中反文学史意识的失误和后果,强调坚持文学精神是文学史写作的核心问题,并从文学史应有的文学意义角度,进一步阐明文学精神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性。     

路遥的文学史阅读与考察——纪念路遥逝世15周年

在路遥作品20余年的接受史上,存在着这样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路遥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持久的欢迎以及批评家普遍的认可;另一方面,路遥又长期受到文学史家不同程度的冷落与忽视。因此,有必要带着“问题意识”,对路遥及其小说的美学价值重新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阅读：考察路遥已有的文学史“状况”,探析路遥应有的文学史“位置”。只有抓住作品“客观事实”这个文学史的核心,才能尽量减少或避免特定文学史观与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文学史误读,降低文学史的疏漏与缺憾,更为全面、客观的文学史书写才会成为可能。     

现代文学史观几种建构理念的评析

现代文学史观是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灵魂,决定着文学史著的品格。在近年来现代文学史观的诸多建构理念中,朱德发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唐金海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关纪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当前提出的"民国机制"民国文学史"等是其间产生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梳理评判这些建构理念有助于合理认知当前研究的新发展,更有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治史理念研讨交流的深化。     

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论略

文学史的书写有较长的历史,但对之系统关注的时间却不长。文学史的书写离不开文学史观的指导,有意识地运用某种史观指导文学史编写是其发展成熟的表现。我国古代文学史观的特殊性导致了长期内文学史成为历史书写的附属品,其循环论的特征也不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变革与突破。     

"新文学史"观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由新编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的出版反思现代中国文学史观

文学历史的叙述离不开文学史观的导引,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现却伴随着时代社会的沧桑演进而屡屡嬗变,一直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文章借助于程凯华等人主编的<中国斯文学史>的解读,认为该史著提出的"中国新文学史"观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其书写观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拓展和创建.     

试论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本文以文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心,包括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比较文学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进一步加深了对文学史研究的认识。     

缘起法则缺失--"重写文学史"散论

文章通过对重写文学史的缘起、应遵循的方法原则及在写作中当预防的层面等的阐述，阐明了文学史写作的终极目标虚是产生出具有审美性和个人立场的研究型的学术著作，且这种文学史的重写工作需要不断进行。     

“文学的哲学”: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建构

文学史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依附于外在的历史框架,二是文学自身内在的发展结构."文学的哲学"即体现为一种重视文学内在发展结构的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本质实现的历史,因此强调对文学本质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学的哲学强调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探讨文学本质的实现的历史及文学内在的发展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文学史.文学的哲学包含了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的建构等基本内涵,这一范畴的提出对当前的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的文学”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进化论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现代性文学史观、通俗文学史观、女性文学史观等多种文学史观。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人的文学"是其发展中或隐或显的整体线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因此,以"人的文学"文学史观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符合文学史的史实,又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现代性特征。     

重写文学史与接受美学文学史观

自1980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对作品传播、接受过程的考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接受美学”的影响。不过就“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本身而言,过去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对于阅读与读者的重视,而对其文学史观却重视不足。重写文学史,本质上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历史观,所以在精读“接受美学”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呈现其共时态与历时态相结合的文学史观,或许对于今后文学史的撰写有所启发。     

"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文章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予分析和评价,因其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风格而被称为"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     

从“史观”到“体制”——读范伯群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范著的形成,基于对二元对抗思维和"斗争史观"的摈弃以及多元共生文学史观的建构。让原始资料说话是它的又一特色,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相关报章的通检以及促成专业资料库的建立等等。它还启示我们,应该关注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联结点,这是它们所以能够共生的基础。范著的体制则贯穿着通俗文学的"动力机制"功能及其运作过程,展示了文化市场对多元共生景观的布局、平衡和稳定所起的关键作用,既是对通俗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也提供了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从穆卡洛夫斯基到巴赫金--对一种文学史理解模式:对话文学史观的考察

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人文科学的对象应该是表现和说话的存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往往离开人文科学这一基点，于是就有了自然科学方法或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恩辩对活生生的文学史研究的冲击、肢解、甚至取代。基于这一事实，本文通过对从穆卡洛夫斯基到巴赫金等人的文学史现的考察，引入“对话”理论．欲把文学史研究重新拉回到对于鲜活的个体“对话性”存在这一价值中心上来，并提出应该在直接的文本与个体闯的“虚拟对话”和在“长远时间”里个体与个体通过文本进行的“真实对话”的结合中去考察、研究各类文艺现象，撰写文学史著作的观点。     

新文学史观的探索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从1922年胡适创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算起,中国新文学史的编撰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间出现的中国新文学史（或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已远远超过了200部。但是,历史的悠久和数量的繁多并不意味着该项工程的完全成熟或业已竣工,相反,时至今日,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却前所未有地成为学科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焦点。     

有关多民族文学史教材编撰的几个关键问题

中华民族文学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文学。然而,目前流行的高校文科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均是以汉民族文学为本位书写,忽视了中华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性这一基本特质,多民族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多民族文学史教材的编撰中,要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编撰理念出发,并不断深化教材内容;适当突出少数民族文化。注重平衡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之间的关系;重视发掘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性,弱化“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学意识;同时还要注意学术资料的整理与搜集。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史考察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知识生产、传播以及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则是该渠道的中心环节和基本资源。在汉语文学专业教育遭遇合法化危机的当下,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审视应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包括知识对象的确定、价值准则的设立和阐释技术的选择等,这是决定文学史建构模式的三大要素。以此为切入点,梳理、评价并反思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历程,既是学术研究,又是现实诉求,具有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