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涂山位置的确认——全国五处涂山稽考

《尚书·皋陶谟》载：“（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史记·夏本纪》载：“禹日：‘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竹书纪年》载：“禹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吴大澂的三通名碑名刻

<正>《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由国家文物局核定并公布,入选《名录》的清代碑刻共169通,其中就包括晚清金石学者吴大澂书丹的3通碑刻,分别是：第1545号,吉林省的中俄边界清勘界碑（土字碑）;第1585号,河南省黄河博物馆所藏的光绪十四年“郑工合龙处”石碑;第1653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所藏的三关口筑路碑。     

《圣经》在中国

《圣经》（Bible）即《新旧约全书》，系由犹太教经典《旧约》和用希腊文字写成的《新约》两部分组成。《旧约》是古希伯来民族（犹太民族前身）用本民族文字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写下的历史典籍与文学作品，于公元前1世纪汇编成犹太教的经典。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发展创始时本无典籍，便先借用《旧约》，而同时又在用希腊文字创作自己的典籍，约在２世纪中叶完成了《新约》的写作。在这之后，《旧约》与《新约》的合订本就成了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在为其汉文译本定名时，译者按照我国将重要文献都称作“经”的习惯，也将译本定名为“经”，但为避…     

牛年说牛更吉祥

首都博物馆（下称首博）一年一度的“博物馆里过大年”迎新春系列活动,伴随其《牛年吉祥》和《牛年说牛》两个展览的开幕,为北京市民和所有观众送上首博牛年的祝福。     

唐诗中的诞子礼俗描写

亘古至今,对家族兴旺的期盼,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读《诗经》时,便可以感受到这种强烈的企盼心理,如“干禄百福,子孙千亿”（“大雅·假乐》）、“克诬克祀,以弗无子”（《大雅·生民》）等,都是希求子孙昌盛、瓜瓞绵绵的祈祝之词。古代隆重热闹的诞子礼俗便是这一文化心理的重要体现。     

墓碑与墓志铭

《论语》有云:慎终追远。意即于丧葬之事必审慎认真对待之,以缅怀祖先之功德。墓碑与墓志铭,乃与丧葬密切相关之制作,为“慎终追远”之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领域内地位突兀,影响深远。先谈谈墓碑。广义而言,碑乃所有文字刻石之总称,包括刻石、摩崖和墓碑等数种形制。考碑之起源,最初为古时立于宫庙前,用以识测日景(影)及拴系牲畜之竖石。后渐有于其上镌刻文字者,以作为纪念物或标记;亦用于镌文告,以昭传布。秦代及以前皆称刻石,汉以后称之为碑。而墓碑者,则专指立于陵墓地表之碑,于墓前墓后者皆有之,而矗于墓前者居多。上刻墓主之姓…     

汉周掾祠堂画像碑所见碑刻文字补缀之法

正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画像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20世纪前期出土于山东济宁地区,碑身高112.5厘米,宽37.5厘米,厚29.5厘米,碑左侧有纹饰,右侧无纹,碑正有458字(其中4字残缺,1字不释)碑文,碑背无纹饰与文字。作为稀见的古代艺术遗存,此碑具有较大的历史文献与书法、美术等研究价值。与《武梁祠石阙铭》、《芗他君石柱题记》、《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等相当,并独具特色。     

“巫”字的起源

说到“巫”字的起源,李零曾专门将先秦两汉文字材料中的“巫”字进行排列比较（《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巫”字字形的发展变化历程。     

林则徐与水目山《真如沙门之碑》

在云南省祥云县水目山“五祖坟”院内,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真如沙门之碑》,至今鲜为人知。碑高190厘米,宽96厘米,圭首,于清代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乙酉仲冬立。碑阳额面自左至右刻“真如沙门之碑”6个篆体字,为林则徐亲笔题写,下有楷书碑文28行,满     

扬学的渊源

我不赞同扬州学派源于吴学（惠栋）、徽学（戴震）的这一说法。检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扬州学派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至隋唐时期。早在隋唐之际,扬州曹宪精通诸家文字之书,尤深谙文字学。隋时,曹宪为秘书学士,奉隋炀帝之命参与编撰《桂苑珠丛））,又注《广雅》,还撰（（古今字图杂录））一卷,这些都属文字训诂之学。到了唐代,《文选》成为学子必读的文学范本。但要精熟（（文选》之理,亦非易事,为之作注,以利学人,就显得迫切而紧要。据《旧唐书·曹宪传》记载：“（曹宪）所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     

颜氏家族与琅琊临沂孝悌里

唐大历七年重立晋朝李阐为颜含撰写的《颜含碑》,碑文载:“颜含,字弘都,琅琊临沂人。”唐大历十四年,颜真卿为其曾祖颜勤礼立《颜勤礼碑》,碑文中载:“君讳勤礼,字敬,琅琊临沂人。”唐建中元年,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撰《颜氏家庙碑》,碑文载:“魏有斐、盛。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     

子夏传授《春秋》考

孔子据鲁国史记编纂《春秋》,不仅是编修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简略记述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还常常以一字寓褒贬,借以表达其王道政治观点,以谨严的措词惩恶扬善,所谓“微言大义”。故《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文献明确记载,“《春秋》三传”之《公羊传》《谷梁传》都传自子夏;至于《左传》,近现代学界有谓“子夏作”,有谓成书于“子夏门下一再传弟子”,可见子夏是《春秋》最主要的传人。     

《澴川沈氏宗谱》中沈万三家世探析

江苏省昆山市周庄现存有一部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澴川沈氏宗谱》。据该谱序文介绍,它于清顺治戌子年（1648年）创修,又在嘉庆间、成丰间、民国8年、1995年四次续修。现共28卷（册）,分有“宗祠全图”、“历代溯源考”、“先德烈传”、“行状墓志”、“艺文志”及各屋各房世系支派表等多个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卷二《溯源考》中沈氏80世祖、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的家世：     

“猞猁狲”考辨

关于“猞猁狲”一词,不同语文辞书的处理不尽一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辞海》（1999年版）均未列“猞猁狲”词条,前者在训释“猞猁”时也未提及“猞猁狲”,后者在“猞猁”的释义中说。明“别称‘猞猁狲”’。《辞源》（修订本,1988年版）、《汉语大词典》（1992年版）则把“猞猁狲”列为主条目,前者未设“猞猁”词条,后者将“猞猁”设为参见条目,用“（猞猁狲）又称猞猁”将两条目联系起来。     

台湾华文书局版《皇清职贡图》举误

笔者最近因研究需要在查阅清代阿昌族的图像史料时,有幸获见了台湾华文书局于1968年4月影印出版的《皇清职贡图》（精装二册,扉页钤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印”）。根据封面上提供的文字介绍,作为王有立主编的“中华文史丛书之十一”而印行的这部《皇清职贡图》署“永璇监修董诰撰”,其所复制的是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滇西地区的阿昌族在整个清代多被记作“昌蛮”或“昌”等,出于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我通过目录直接翻到该“影印版”正文的第1043页和第1044页,找到了要重点关注的“大理等府昌蛮”和“大理等府昌蛮妇”。     

牟平都姓简

牟平都姓为蒙古族后裔 牟平（《都氏族谱》中记载必里海是都姓的第一代蒙古先祖。清同治三年（1864年）重修《宁海州志》卷十一日：“必里海,海当元初,以功历迁至都达鲁花赤,兼管宁海州（今山东牟平）诸军奥鲁、劝农事。中统元年（1260年）,海死,子孙袭其职,遂占籍牟平。焦志云,至今存姓日都,是其后也。”“抄儿,牟平人,海之子,袭本州达鲁花赤职。”“不老赤,牟平人,海之孙,袭本州达鲁花赤职。     

《圣经》中之“蛇”

在《圣经》中,“蛇”有关记载与种类较多。在中文版《圣经》中,较多以“蛇”“虺”（中国古书上,或称蝮蛇一类毒蛇,或泛称小蛇,或指蜥蜴类动物等）或“毒蛇”等记载,其种类不够明确。而在英文版《圣经》中,有Snake（为蛇、爬行动物）、Serpent（为大蛇、毒蛇）、Adder（为宽蛇）、Asp（为阿斯普蛇）、Viper（为蝰蛇）等。     

江藩汉学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自幼长于苏州,先后师从惠栋的两位弟子--余古农、江艮庭,“博问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经,折衷两汉”,16岁即习作《尔雅正字》,后又承惠栋遗志,撰《周易述补》.清嘉庆年间,他发愿总结一代学术史,相继完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并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及《国朝宋学渊源录》。     

汉字与古瑶文

多年来 ,学术界一直认为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借用汉字来记录宗教经典、传说故事、歌谣、抄录家谱、刻碑文、书写信件、契约、经济账目等。如《瑶族语言简志》就认为 :“瑶族没有反映自己语言的文字 ,一向使用汉字。”这一观点常被采用。但我们认为瑶族有自己的文字 ,即他们抄录民族典籍时所用的文字。为区别于 2 0世纪 80年代以瑶族勉语为基础用拉丁字母所创造的拼音文字 ,我们姑且称这种受汉文影响而产生的瑶文为“古瑶文”。古瑶文来源于汉字 ,初识之下 ,它们与汉字之间似乎无太大的差别 ,故而人们常认为瑶族自古以来所用文字为汉字 ,但…     

信仰、道与文化自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广义的“信”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古文献中出现“信”的频率非常高。它不仅是“四德”（孝悌忠信）之一,还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中国古人十分重视社会领域中对于“信”的贯彻,如君臣之间的信、官与民之间的信,如“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朋友之间的信,如“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夫妻之间的信、人与神之间的信,如“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等。“信”在这里表达出的是信任、相信、守信、信仰等多方面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