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在吴世昌同志信上的批语

绩伟、秦川同志: 请查复和更正。人民日报文字错误太多,比“文革”前大有退步,这实是美中不足之处。     

胡乔木同志致教育部的信

教育部: 7月23日报告阅悉并同意。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此点姑不置论)。有一些近似编辑回忆、编辑经验一类的书籍,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韬奋的部分著作和一些老报人的回忆里就有这样一些资料;近年出的书叶集(花城出版社)和鲁迅回忆录正误(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前些年出的重庆     

胡乔木同志致本刊编委会的信

《中国图书评论》编委会和出席全国图书评论工作座谈会的各位同志、各位专家: 很抱歉,因事不能出席中国图书奖发奖仪式和全国图书评论工作座谈会,否则我必将欣然前往。现在谨向各位致热烈的祝贺,祝座谈会圆满成功! 这次中国图书奖的举办者《中国图     

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

刘建勋,韦目清二同志: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     

柯礼文同志给本刊编辑部的信

新的技术革命和我国改革的大趋势向图书资料情报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挑战高校图书馆、资料室、情报室的全体人员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是知识信息的拥有者、加工者和分配者,为了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服务这个共同的目标,怎样打破条条框框,冲破思想障碍,大家组织起来,实现最大限度地资源共享?!为此,我们为大家在"问题讨论"栏目里开辟了"怎样组织高校科技情报网络"这片肥沃的园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图书馆、资料室、情报室学术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深入讨论怎样建立校内网络、地区网络,怎样组织学科、专业、系统网络,实现资源共享等问题.这次讨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图书、资料、情报管理体制和跨学校、跨行业、跨地区管理等问题,我们希望避免一些有争议的提法,从事业的发展和工作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本期刊登的是南开大学哲学系柯礼文同志的来信,以及张占荣和柯礼文同志的文章.我们欢迎广大情报室、资料室和图书馆人员踊跃参加讨论;欢迎图书馆情报室、科研处情报室以及各系资料室的工作总结;欢迎各学科、各行业情报网以及校内情报网的工作经验总结.参加讨论的文章要求观点鲜明,阐述有力,文字简练.一般不超过3000字,工作总结可稍长一些.大力提倡写短文.     

胡乔木同志谈著书立说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胡乔木同志在讲话中谈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部门要著书立说的问题。现将乔木同志讲话纪录稿的这一部分摘要转载如下: 胡乔木同志说: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著书立说。各所提出来的著作,我们现在只能说绝大部分都是必要的,重要的,需要的。我们想还需要要求的更多一点。这里有点矛盾,因为现有各所人力不强,有许多困难。所以说要把各研究所     

胡乔木同志谈短新闻

新闻短些是民主的要求。对读者来说是民主,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事实;对作者来说也是民主,大家来写新闻,不叫少数人垄断。尊重读者也是民主。     

胡耀邦同志给《川北日报》十位同志的信

去年末,四川日报在收集、整理报纸史料中,发现了一九五○年十月三日胡耀邦同志给《川北日报》十位同志的亲笔信。省委和省委宣传部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重要文献,对当前的新闻工作以及整个宣传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经请示作者同意,予以公开发表。     

贺龙同志给体委党组和体育报的信

指出:体育报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体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坚持政治挂帅,增强党性。体委党组并体育报社:最近第五六○期体育报,介绍了南京体院体操班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发表了社论。第五六一期又登了一篇关于排球树立自己风格的通讯,有表扬,也有批评(但批评得还有些不够)。这样就显得报纸的思想性比较强了,令人看起来也比较有兴趣。这很好,是向前进了一步。过     

给画册《半世纪的历程》编辑同志的信

水福同志并《半世纪的历程》画册编辑同志们: 感谢你们为纪念我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50周年奉献的这份贵重的精美的礼物! 这本画册引起我许多令人激动和令人感慨的回忆,也使我对半个世纪的成就深感欣慰。画册回顾了历史,反映了现在;记述了广播电视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有中央台的,也有地方台的;还表达了国内外亿万听众、观众对我们广播电视的爱好和支持。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印制精美,有重要的纪念意     

胡乔木同志早期在盐城的办报活动

1931年初,胡乔木同志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离校到北平团市委工作。1932年初,团市委在团省委“左”倾领导下被解散改组,对他长期不分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同意他暂回家乡——江苏省盐城县张本庄,短期后再返北平。1932年5月,胡乔木同志回到盐城。这年秋天,经过贫儿院中共党员刘必成同志介绍,认识了中共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原名嵇荫根),由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给曾涛、朱穆之、周扬等同志的信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并且同他们作了斗争.我这个人,入党以来,为革命做过一点事情,也犯过错误,是个平凡的党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打翻在地.在十年内乱中,我个人和我的一家,比起其他许许多多受迫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不同的遭遇和表现.我没有进行过什么可以夸耀的、卓有成效的斗争.所以能够有今天,这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一些老同     

给妈妈的信

韩国总统李明博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的人生成长过程和奋斗历程中永远激励他前进的人就是妈妈。5月11日是母亲节,本刊刊登这篇选自《经营未来:李明博自传》中的给妈妈的信,以及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感动千万人的漫画,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给编辑部的信

编辑部: 《图书馆论坛》93.1期,温辉云同志“论中青年人才与高校图书馆情报事业”一文,阅后使我颇有一点感触。文中列举了《天津高校图书馆队伍状况调查报告》,说明青年图书情报工作者不安心工作,“跳糟”现象严重,同时列举了内因与外因。但我觉得并未抓住本质的原因。1.我国大学图书馆的曾任馆长约25%的只任职1～2年,任职4年以内的约为55～60%;任职7年以上的只有25%;在现任馆长中,有三分之一的只干了1～2年,任职4年以内的约为50～55%,只有15%的人任职7年以上。事实上,馆长队伍的不稳定是影响图书情报工作人员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稳定的馆长队伍,不可能做好工作人员的稳定工作。也就是说馆长队伍的不稳定,必然导致工作人员的不稳定(参见《大学图书馆学报》92.2期)。     

给儿子的信

亲爱的孩子：方才我在书房里持续写作一个多小时,感觉身心俱有些疲倦,便踱出来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休息,随手捡出你临别时录制留赠与我的音带,听完了正面的男声四重唱。你唱的是次低音,在均衡整齐的和声中,你那略带鼻音的唱法依稀可辨。     

给知识分子的信

内容简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无视过威胁,拒绝过总统职位,但从未放弃过对正义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思索。这本书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态度,让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让我们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多读 多看 多写——骆宾基同志给本刊的信

××同志:来信与赠书两册全收到,谢谢了!我忙于整理过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文字,又有关于文学生涯的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要写,所以如创作经验之类的总结性理论文章,就由于病中精力有限,不及考虑,或者说未敢考虑了!如果简单的概括的来说,积四十五年的创作经验,也仍然不出鲁迅先生指出过的三点:多读,多看,多写。从现在文学刊物之多,后起之秀如夏夜之繁星来看,写是很     

胡乔木同志关于提高文化修养问题的一封信

我们转载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吕叔湘同志的一篇文章,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在我们的出版物中,语法修辞和逻辑上的混乱现象,以及错字,确实是屡见不鲜,有的书甚至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本刊常收到读者来信,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意见。这个问题,本刊也是存在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希望同出版界的同行们一道,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语文水平,提高工作责任心,以消除出版物中语法修辞和逻辑上的错误,消除错字,从而进一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     

胡乔木同志关于提高文化修养问题的一封信

在我们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批评我们某些图书在语法、修辞、逻辑和标点上的混乱现象的。有些热心的读者,还千里迢迢给我们开来关于某本书的错别字清单,甚至列出多达数页的正误表。从一些来信措词之尖锐来看,读者对这一类“书疮”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一些小读者在信中就这个问题向编辑和作者叔叔、阿姨、老师发出的稚声呼吁,读罢令人心痛,不禁汗颜。遗憾的是,我们的一部分编辑和作者同志,对这个问题迄今仍未引起高度的重视。有鉴于此,我们特将胡乔木同志不久前关于提高文化修养问题的一封信转载在这里,请同志们认真一读。作为以文字为工具、以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为职业的书刊编辑和作者,我们应当象乔木同志在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把书刊文字上的舛误,看作“究竟是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和编辑出版工作的文化水平的一种表现”,并充分认识其“对读者、作者自己和后来的作者编者影响非浅”,从而下决心、花气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我们出版物的文化水平。乔木同志在信中提及他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我至少看过五遍,待印发后仍发现有多处语病。”为此,他在信中希望周扬和张光年同志多提意见,以便在《红旗》上公开发表以前再作一次修改。当这个重要讲话以《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为题在《红旗》一九八一年第二十三期上发表以后,我们和原来印发的讲话稿对照了一遍,发现改动之处又有六、七十处之多。乔木同志这种对文章斟字酌句、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严肃态度,十分感人,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大力提倡。现将有关文字方面的部分修改之处对照抄录附后,供同志们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