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赵云旗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Ｌ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ｆｒｏｍ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Ｔｕｒｆａ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ＺｈａｏＹｕｎｑｉＪｕｄｇｉｎｇｂ...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唐代交通管理的法律规定

为了保障正常的交通秩序，唐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交通法规，如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众多的闹市区高速行驶；商旅出行须凭借官府颁发的有效证件；陆路交通实行“右侧通行”，水上通行实行上行回避下行的交通规则；为了保障道路通畅，唐代法典《水部式》中对渡津、桥梁的管理维护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新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73TAM509号《康失芬行车伤人案》残卷中，还记载了唐代对于交通肇事罪适用保辜制度的法律程序。     

国法与乡法——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

通过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契约文书，文章讨论了在民间契约问题上的国家立场。国家时于民间契约制定的司法界限是什么，与此同时，民间契约又是怎样时待国家法律的。在双方的相互时待中，文章试图找出一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文章认为，乡法与国法之间，都有针对时方的预设：国法方面存在着预设的干预条件，而乡法方面对待国法既有依赖，又有预防。双方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动。     

吐鲁番出土租佃与买卖葡萄园券契考析

葡萄园的租佃与买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代产物。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11件以葡萄园券契命名的葡萄园租佃与买卖文书。这些券契对于研究高昌国和唐初西州时期葡萄园租佃与买卖情况,乃至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经济问题,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

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面对的文字史料,大略可以分为"原始史料"和"编纂史料"。前者一般是指没有经过人为修饰而直接留存下来的史料;后者则指学者、文人编写的著作、撰写的文章,是经过各种编纂过程的史料。中国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史料非常丰富,而且种类繁多,但明清以前,真正的"原始史料"却十分缺乏。在"编纂史料"中,有纪传体的正史,有编年史、政书、地志、行纪、谱牒等,这些史料应当说是提供给今天的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主要依据,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些史料有其自身的偏见和倾向。比如官方史     

唐代前期军中肉食供给初探——以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为中心

唐前期军中马匹等牲畜死亡后的处置,为剥皮纳库、畜肉出售。出售环节中,军人以象征性低价购买,军外平民则按市价交易。唐代行军中设置临时账房,统兵军官将兵士钱财集中存入,随时支取,向随军商人购买肉食等军需品,军中向士兵放贷的制度亦随之产生。这反映出彼时西州地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     

从敦煌文书看唐代“中女”问题

唐代对人口的管理承袭隋制,按年龄将人口分为黄、小、中、丁、老,这种划分也是唐代授田与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女＂作为其中特殊的群体,在年龄界定上,敦煌文书与传统文献记载有出入,＂中女＂的年龄究竟是怎样的,这样的偏差反映了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官文书“行判”的几个问题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官文书“行判”的几个问题向群所谓“官文书”，实际上涉及的范围很广，案唐制，“‘官文书’，谓在曹常行，非制、敕、奏抄者”①。而今人的研究，则往往不加限制地将制敕之类的御用文体也列入官文书的研究范围，举凡制、敕、册、令、教、符（下行...     

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的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隋唐到达了鼎盛时期,与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变革相适应,在当时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推动下,以“尊崇儒术,兼重佛道”为主旋律,唐代的教育事业也处于一个全盛时期,不仅中央官学种类繁多,体制严密,体现了唐代教育的兴盛,而且,地方学校的普遍设置表明了唐代教育的普及。 相对而言,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比较注重于唐代的中央官学,有关的史料发掘和研究成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评介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一书,是为庆祝朱雷先生八十华诞而编写的,39位知名学者为本书提供了41篇文章。本书虽成于众手,但由于作者们学术水平较高,所供稿件是各自研究领域内的精品,因此无论是论述的精深,还是新材料的引介、研究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忆旧类文章也披露了朱雷先生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     

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边”类表方位名词考察

唐五代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固定句式＂某甲于（或＂从＂）某乙＋表方位名词＋V……＂十分常见。其中,位于＂某乙＂之后表方位义的名词主要有＂边＂、＂处＂、＂手下＂及＂面上＂等,起到强调具体方位或所在的作用。它们的用法和意义相近,有些词出现的区域性和时代性较强,属于方言俗语词;有些词的使用范围则较广,生命力更强,一直沿用至今。     

大谷占卜文书研究(之一)——兼与敦煌占卜文书比较

大谷文书中有数十件占卜文书,但《大谷文书集成》对其定名多不准确。本文以敦煌占卜文书为参照,为其中的6件占卜文书予以定名,认为大谷占卜文书反映出来的占卜类型和方法与敦煌占卜文书大体相同,不同的只是用词与繁简。大谷占卜文书中的某些用词不同于敦煌占卜文书,却与中原典籍相同,或许反映了唐前期吐鲁番地区保存的典籍更多地来自中原。大谷占卜文书中有1件既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也不见于传世唐代典籍,是研究唐五代占卜史极其珍贵的资料。     

《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

德藏吐鲁番文献Ch.938与日本大谷文书中的一件残片是可以缀合的《史记》和《汉书》抄本。无论它们的出土地是库车还是吐鲁番,都对唐代西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为珍贵的是,《史记》、《汉书》抄写在同一写卷上及其有所先后的事实,为我们诠释古人《史》、《汉》并重及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     

“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南举办

<正>来自中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法国、俄罗斯、韩国的四十余位敦煌学专家学者,于2013年11月16-17日汇聚台湾宝岛古城台南成功大学,参加了由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办、人文社会科学中心协办的"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之唐代三件文书的研究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之唐代三件文书的研究陈守忠唐开元十九年唐荣买婢市券，二十年薛十五娘买婢市券，二十一年唐益谦、薛光氵此、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等三件文书，系吐鲁番阿斯塔那５０９号墓出土。文物出版社所出《吐鲁番出土文书》编入第９册２６－３８页，编号为２１...     

敦煌经济文书中的“格”

唐代法典律令格式中的格有两类,一类是诏敕编辑类,一类是非诏敕编辑类,后者是一种带有条件或标准意义的规则规格。敦煌经济文书中出现了三种“格”的用例：第一种相当于“法”;第二种写有制作颁发日期,是有司按期制定的规则规格,与选格、举格、勋格等属一类;第三种虽写有尚书省二十四司名称,但可能也是有司制定的规则规格,属于留司格。这三种用例的格似乎均非“诏敕编辑类”性质的格。     

敦煌文书中的“中祥”

祥者,丧祭名也。据古文献记载,祥有大祥、小祥两种,前者乃人死后两周年的祭礼、后者乃入死后一周年的祭礼。但敦煌文书中还有中祥的记载,由于祥祭一般为周年祭,所以敦煌文书中大祥的含义相应地也     

“教”“学”杂谈——教改札记之一

本文围绕“教”、“学”二字,就古人的教学观点立论,针对当前教改中涉及的问题,阐发了作者的理解和认识.     

唐代州府僚佐中的司户参军——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

唐代地方州府是由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多个职能机构组成的行政统一体,六曹参军是这个行政系统的主体,负责落实中央政府各项行政指令。司户参军则是州府六曹行政系统中职责最为繁重的“要“官,掌户籍、计帐、婚媾等经济事权。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一些文件,再现了唐司户参军的具体职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