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

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辨析。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问题研究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玄学家们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宇宙本体以及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认识。在玄学所讨论的问题之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研究者将其定为魏晋玄学研究的中心。但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上,王弼、嵇康、裴頠、郭象等主要玄学人物都各有所异。此文将打破以时间贯穿观点的方式,从文献入手,论述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的概念范畴、各自的发展状况以及归宿、地位等问题,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把握名教与自然问题。     

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历史演变

<正> 何谓“名教”与“自然”?在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那里,其含义是有区別的.大体上说,“名教”是体现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名份、名节、名目、功名等,并以此进行教化之意.“自然”乃自然而然之意.就自然界来说,是指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就人本身来说,是指人的自然本性.     

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伦理价值

本文从伦理的角度,考察了魏晋时期名教自然之辨的主要观点与基本阶段,认为玄学家们虽然掀起了一股虚浮、腐靡的浊浪,但也暴露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他们将本体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探讨道德的合理性依据,有助于提高道德哲学的思维水平,促使儒道伦理思想的结合,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     

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其主题和核心是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辨都围绕此而展开。依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名教与自然之辨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基本思路。即:“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一、“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魏晋时期儒道思想的关系——基于名教与自然之辨

面对文化交往的全球化,重新审视、发展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在要求和一项重要课题。基于此,文章以史论结合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魏晋玄学思想进行思想史的动态考察梳理,着重从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视角理清儒道思想的关系。可以说魏晋玄学思想贯穿了＂名教＂与＂自然＂之辨,是儒道思想在碰撞历练中由相融到相斥或超越再到相融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最终实现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兼综和互补。     

魏晋玄学关于“有无之辨”的内容及其哲学意义

魏晋玄学以“有”、“天”为中心，形成了“贵无”和“崇有”两派。这两派围绕着“有无本来”等问题，分别从本末关系、动静关系、一多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重要地位的“有无之辨”。两派的辨论不仅提高了当时人们的理念思辨水平，而且为充实和丰富中华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竹林名士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人生困境的再反思

魏晋易代之际的竹林名士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口号,并获得了阮籍等其他竹林名士的认同和信奉.但这一口号并未让嵇阮自身真正化解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将他们推入了更深的生命困境之中.对于嵇阮等竹林名士高尚的人格境界,我们不妨由衷地景仰,但反思他们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人生困境,对于后人认识并化解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张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两者的互补和谐,而不是割裂两者的关系甚至将两者的对立冲突永恒化,具有更深刻的启示意义.     

魏晋之际名教自然之争与诗人心态

魏晋之际名教自然之争与诗人心态魏娟莉魏晋之际，伴随着司马氏的篡权及排除异己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名教与自然的激烈争斗。此次斗争，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争议或意识形态的论争，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思想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名教与自然之争从兴起...     

"名教本于自然"伦理内涵新探

中国儒家哲学,特别重视道德自觉.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伦理的一致性,道德规范的政治价值居于伦理价值之上.汉代的道德规范(伦理纲常)即如此,强调政治功效,认为人应该抑制个性而自觉的遵守道德规范,实际上忽略了道德行为的自愿品格.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思想,注意到了道德行为是自觉与自愿原则的统一,一定程度解决了汉代儒家伦理的困境.道德行为的自愿特质,即是尊重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在道德实践中形成道德人格.     

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哲学话题刍议

王弼一方面对着经学家讲,改变权威主义话语方式;另一方面接着王充讲,拓展自然主义话语方式。他开辟名教与自然关系、有无关系、言意关系等新的话题,奠定了玄学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名教出于自然,无或自然为万有的本体,主张用＂得意忘象＂的方式把握本体。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新论

学界多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彻底摒弃名教而纯任自然。但稽康“越名教”不是抛弃名教,反对名教,而是提倡一种现存名教更高标准的名教,提倡将仁义道德修成自然的内在本性的伦理观,体现出儒道融合的倾向,也反映出道教伦理观的深刻影响。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经学的主流思潮,是在三国、两晋时期兴起,杂糅道家和儒学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流派。玄学出于《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蕴藏天地万物一般规律的"道",体现了无穷万物变化的奥妙。     

魏晋玄学“自然”范畴的生命本体论意蕴探析

＂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魏晋时期,玄学美学本体论由自然宇宙观转向了人文本体观,玄学的＂自然＂主义思想是对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继承方面：＂自然＂即＂道性＂本体。超越方面：＂自然＂即＂精神生命＂的自由性;＂自然＂即返归本真存在的生命自觉。魏晋玄学作为人生本体之学,其命意在于精神生命的自由与解放,其目的在于借本体的追问,给生命的自由找一个终极的依据,借对＂自然＂本体的确认,为无限的、自由的、自然本真的生命作注释,从而使生命返归本真的存在状态,成就个体生命的诗意自然、自由的人生。     

试论王弼“名教本于自然”的伦理观

<正> 王弼是魏晋时期“正始之音”的开创者之一。他作为门阀士族利益的代表者,针对当时流行的“以名为教”的虚伪道德和风气,提出了具有特色的新的道德学说,这就是综合儒、道两家学说的玄学道德论。本文试图通过对王弼“名教本于自然”的道德本体论和“崇本息末”、“崇本举末”的道德实现方法的分析,揭示王弼伦理观的实质,并进一步窥探其历史地位和理论意义。     

名教与自然问题的解决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名教与自然问题是封建社会士人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它关乎士人的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的关系.就哲学而言,郭象哲学首先加以解决,慧能禅则进一步统一了二者.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士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身心相离"的生活方式被奉行,"身"限于朝堂之上,"心"则游于山林之间.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     

借男女之真情 发名教之伪药——论《聊斋》中青年男女对“名教”的叛逆

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时代,当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天崩地解”的转变时代。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满汉地主阶级在镇压农民革命的血泊中建立了清王朝。清朝代替明朝,不过是封建专制政权的更替,因之,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兼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整个封建社会面临着崩溃的趋势。为了扶持摇摇欲坠的封建宗法制度,明清时代的统治阶级也和宋元一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鼓吹封建纲常名教,借以禁锢人民的思想。     

郭象"名教乃自然之迹"论--兼论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冲突在玄学中的解决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裴危页的“崇有”论,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人原则和自然原则两之一,只有郭象提出的“名教乃自然之迹”论,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一方面,他用“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原则;另一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看来,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