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的“民间书写”特质

鲁迅的小说有许多可探讨的角度,本文研究的角度是其小说的"民间书写"特质。鲁迅小说会贯穿大量民间文化的书写,源于其童年切实的民间经验和成年后对民间文化的关注;而这种"民间书写"会成为鲁迅小说的"特质"又与其后来的漂泊经历、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有关。本文分别从其小说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知识分子陌生化的叙述视角、对民间文化中鬼文化的突出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双重态度四个维度,去剖析鲁迅小说中对于底层人物精神与物质世界的描写及鲁迅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从而发现其与众不同的"民间书写"特质。     

乡村中学语文教学应注重民间文化的渗透

“文化”是指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物质和精神上人们“创造”的那部分财富的总和。文化的概念十分广泛，在文化中存在着“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也就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在外国所谓“大传统”常指封闭在学校或教会里的上层传统文化，而民间文化则是民间一种通俗文化，或民俗文化。在中国如《诗经》里的雅颂是庙堂文化，加上民间搜集的民歌“风”是把民间文化上升为精英文化了。中国上层文化消亡甚多，保存下来的大量是民间文化或从民间文化提炼上来的精英文化。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我们所要弘扬的祖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方碑石一曲挽歌——论《秦腔》的主题意蕴

“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这是《秦腔》封底上的一句话,这句话道出了叙述主旨,也道出了贾平凹为故乡树碑立传的一片乡情。在《秦腔》中,贾平凹以鸡零狗碎的笔法,略带魔幻的笔调,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主人公,将清风街几十年的历史通过一年生活的描述进行了梳理,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经历的种种历史的变迁,为传统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种种尴尬唱了一曲悲鸣的挽歌。无论你是否在意、无论你是否承认,我们的传统民间文化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渐行渐远了。     

“吃人”母题的再演绎及人性的叩问——从鲁迅《狂人日记》到陈映真《乡村的教师》

据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最初的心理动机、思想缘由及其本人的主观精神意愿来看,“吃人”实为“人吃人”的原初批判动机,而非学界普遍认为的“礼教吃人”,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吃人”的内涵和批判意义.深受鲁迅影响的陈映真在他的作品中叠影重现了鲁迅小说的诸多因素,早期作品《乡村的教师》再重现了《狂人日记》的“吃人”母题,两者都通过“吃人”母题的演绎转向了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带有对人性的叩问,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立场、启蒙主义态度与现代批判精神.而鲁迅的深刻在于他借“狂人”之口喊出了“吃人”这个振聋发聩的声音,认清事实之后无奈偃旗息鼓.陈映真虽在思想的深刻上不及鲁迅,却还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将其寄托于人道主义的期望中.     

再谈鲁迅与“五四”的“反传统”

传统文化是指数千年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文化遗存,这些当然要继承。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中更根本、更本质、更稳定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取向,就中国文明而言,这样的文化传统无疑是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鲁迅“反传统”反的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答案无疑是后者。因为事实上,鲁迅在继承传统文化上一直是不遗余力且颇多建树的。鲁迅从未打出“继承传统、弘扬传统”的旗号,却实实在在地做着许多保存、继承传统的事;因此,鲁迅反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化传统”。因为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始终葆有深刻忧惧与高度警惕,有时难免连带着对传统文化显示出一种极端的态度,但这些极端化的表达不宜坐实了来理解。     

当代鲁迅争议焦点问题辨析

有关鲁迅的争议,对建立健全的对待争议的观念态度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主要集中在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所提倡的治世理念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流＂而非＂源＂。因此,其反叛与丧失民族文化根基不对等,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不矛盾。鲁迅创作的崇高使命感与普遍的人性和个体生命的承担息息相关,为消解崇高的时代风尚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与匡正。     

透过《朝花夕拾》中的民俗看鲁迅的文化哲学观

本文试图立足于鲁迅对《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描写来透视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文化哲学观,打破仅仅将鲁迅当作一个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为我们更好的理解鲁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鲁迅对民俗文化中生命力高扬的部分持体认和肯定态度。其中,儿童的经验视角和成人的叙述视角对民俗文化的不同情感取向造成了两者在文化哲学观上有限度的契合和张力．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俗文化现代性意义的生成。鲁迅对传统民俗落后一面的批判,立足．最也在于“立人”说关照下的生命力萎缩造成的国民性缺陷。     

“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从《孤独者》看“兄弟失和”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写作《孤独者》的深层原因,是“兄弟失和”造成的刻骨铭心的创伤。“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这是兄弟失和带给鲁迅的巨大创痛,也是鲁迅对这巨大创痛的形象概括。鲁迅通过魏连殳把自己的矛盾表达出来,既是一种自省自剖。也是对自己内心承担的矛盾与紧张的缓解和摆脱。     

一种特别关注历史价值的文化选择——谈鲁迅的尚用观

鲁迅作为过渡时代的作家 ,同时受到民族、西方、现实等文化的影响 ,因而 ,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西方文化给鲁迅的文化心理所带来的变化 ,也应看到民族传统文化在鲁迅心理上的积淀。鲁迅在面对自己、时代和文艺时所采取的务实态度 ,就体现着儒家传统中的尚用思想。鲁迅在五四时期对待儒家传统问题上的激进表现 ,实际上只是为了实现某种并不激进的历史目的的务实选择 ;鲁迅在许多问题上都不肯调和 ,与儒家的“好善而恶恶 ,是是而非非”的“中道”思想关系极大 ;鲁迅在文艺上强调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的统一 ,但这种统一又是认为文艺的历史功能应该在审美的构架中来实现。在文艺自身的这两种因素中 ,历史功能是重心 ,审美价值是手段     

论鲁迅对传统中庸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身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又以决绝的姿态对其予以抨击,尤以对其重要命题“中庸”的批判最为激烈：通过梳理鲁迅对“中庸”的态度,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及鲁迅的生命哲学。     

鲁迅湘灵诗中“力”的博弈与神祇再造

鲁迅笔下几首极富代表性的湘灵诗表明：鲁迅对“力”的认知与阐释显然是多面性的。纵然鲁迅对现实中以暴制暴的反抗方式持保留态度,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场域主张“撄人心”的文学观,他充分肯定了屈原诗作“撄人心”的潜质。鲁迅的湘灵诗将楚辞传统中的香草美人形象巧妙改造成能够承载现代情感的意象,以此烘托、反衬强力制暴的必要性,成为鲁迅所作“湘灵诗”的共同价值取向。他改变了传统屈骚抒情模式中神祇形象的轻灵柔婉之美,取而代之的是女斗士与反动势力强势对抗所绽放的崇高美与力量美。鲁迅以革命家的行动辅以文学家的回心,以狂暴之力再造远古神祇,以此抵抗传统屈原诗赋中文学无力的局限性。     

鲁迅之“女吊”与女吊之“复仇”建构路径探析

《女吊》作为鲁迅遗嘱的衍义,对理解鲁迅晚年思想有着特殊价值。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以田野调查方式考察鲁迅之女吊与绍剧之女吊的区别,进而推断鲁迅之女吊复仇精神实为一种“发明”。这一观点无疑对把握鲁迅思想具有重大意义,鲁迅的“女吊”并非绍兴目连戏中“女吊”的简单复刻。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女吊”形象建构的系统梳理,结合不同时期对女吊“复仇”精神的思考,深入解读鲁迅之女吊形象形成的多方路径,以及不同时期解读“复仇”精神的不同立场,进而指出在《女吊》的书写与解读中,鲁迅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不同时代对以“复仇”精神为代表的“鲁迅资源”的建构同属于一条路径：文化资源的再征用。     

论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的文化之争

《檀香刑》是莫言艺术创作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是其"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有力尝试。莫言即是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用老百姓的语言(民间的说唱艺术---猫腔)、视角和思维方式来叙述一段民间文化的不屈抗争史。作品在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的矛盾斗争中,展现了民间文化的巨大的原始生命力,体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态度。     

隐含作者视角下《幸福的家庭》中“沉闷”的变调

“讽刺”被认为是小说《幸福的家庭》的主要基调,而鲁迅在《附记》中所言“出了轨”的笔致以及“沉闷”的变调,则昭示着与“讽刺”相左的情感内蕴。借助隐含作者这一理论,探究隐含作者在编码过程中通过意象的复调以及人物身上的矛盾错位前景化,造成读者将“讽刺”误认为是真实作者的唯一态度;而最后在“出了轨”的笔致以及“沉闷”的变调中,真实作者鲁迅以极其隐蔽的意识现身,将自己与主人公一起置于深入灵魂的审视下,讽刺的意味逐步消解,主人公的多重绝望显现,在文本的显与隐中,深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     

试论老舍与鲁迅创作的不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起“改造国民性”这个话题，我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因为鲁迅是开创这个文学启蒙主题的先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除了鲁迅之外，还有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张天翼等作家，他们也都在作品中提出了这一主题。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创作态度在创作中贯穿这一主题思想的，却也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他们在创作中都贯穿着“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我们在其创作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二人对“国民性改造”这一主题的严肃而执着的思考与探索，但老舍在思想…     

传统与现代性的思考－评张永泉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鲁迅个人思想转折与中国社会历史转折的紧密联系使其内在的丰富性魅力无穷，尤其是鲁迅思想转变前后对西方化的选择与吸收和对传统化态度的历史性转变。张永泉还辟专章整理总结了鲁迅后期相对成熟的思想体系，以“韧性精神与悲凉情怀”强调鲁迅精神与人格的价值，同时对鲁迅思想中的不足与矛盾做了尝试批判。     

曹雪芹与天恩祖德

依据孟子、王国维、鲁迅的文学批评观点,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曹雪芹与天恩祖德”这一重大问题。结合曹雪芹遥远的家世、生活的背景、不凡的经历,尤其参照《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可以得出确凿的结论：对于天恩祖德,曹雪芹一方面虔诚地对待之,热情地颂扬之;另一方面刻骨地痛恨之,百般地诅咒之。他对天恩祖德的态度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就是他悔罪心理与叛逆思想的反映;表现这种矛盾态度,就是《红楼梦》的主旨。     

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

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现的“同路人”文学樗着当时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鲁迅积极译介“同路人”文学,并对这一文学多有论述。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态度有时也很复杂,这与他对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相关,“同路人”文学的现代主义艺术质素,其对陀思孕耶夫斯基心理现实主义艺术的师承,是鲁迅亲和“同路人”文学的又一重要原因。     

《故乡》:对乌托邦家园真诚的护卫与痛切的轰毁

对《故乡》的阅读,历来偏重于其社会意义上的价值,较多关注的是闰土的命运及其意义。同时又由于鲁迅的博大精深,有许多人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往往会笼上一层神性、圣性的光环,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仰视盲点”,而一旦把鲁迅纳入以人为原点的探索视界,则可发现鲁迅心灵本质上是一个痛苦的矛盾,这矛盾在《故乡》中更有深刻的反映。在创作《故乡》前的一段时间里,鲁迅曾“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如果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而且这种“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他也曾经作过挣扎:“只是     

试说鲁迅对寿镜吾先生的评价

前几年,对于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寿镜吾先生的评价上,流传着这样一种意见:“先生”是“一个典型的迂腐的封建知识分子”,“残害儿童心灵的宿儒”,“封建教育、封建礼教的传播者和维护者”,他“维护封建教育何其卖力”,“用它毒害了后一代”,鲁迅对他的“揭露是深刻的”。这种夸大其词、歪曲了寿先生形象的评价,不符合作品的原意,更不符合鲁迅与寿先生的实际关系,是受了“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在这篇作品中,鲁迅刻划寿先生尽管聊聊数笔,但却鲜明地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分析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