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障碍及对策

现行的户籍制度经历了严格限制户口迁移到逐步放开户口迁移的过程,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现行的户籍制度存在着分权的户籍管理体制、户籍的利益分配功能、户籍改革进程和户籍法律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对这些户籍制度的问题分析,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路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困顿论略

户籍改革的政策设计和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是否出现大众所期盼的奇迹?农民工户籍改革是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只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并做好相关工作,才能完成好转移农业人口的任务。文章着重分析影响农民工这一群体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因素,试图为实现好农民工户籍改革作些有益的探索。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束与制度创新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缩小二元差距的牛鼻子,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社会制度改革的重心。重庆市推进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试点和示范。但是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巨复系统,制度之间相互约束;同时制度改革隐含巨大的改革成本。重庆市一方面要循序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在已有土地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等系列改革基础上,还应推出农村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承包地退休退出制度、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等关键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削弱和消除因制度原因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心理障碍。     

保定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对策探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开始要求获得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因而市民化意愿日趋强烈。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以及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旧有体制的桎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依然面临困境。应统筹各方面力量,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解决其子女义务教育和升学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和支持体系等,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

农民市民化的核心在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按照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要求,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上应着力推进财力配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县域发展等"六个统筹"。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问题研究——基于安徽省四县农村外出务工青年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需要着力接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安徽省四县农村外出务工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状况、文化程度、就业领域、职业能力、市民化意愿、人际交往、休闲生活以及对务工城市的主观评价等方面展开了描述和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市民化条件,但现有制度和政策、城市人际关系状态以及自身素养和能力等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市民化的水平和进程。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利益冲突与矫正

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以我国第八轮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为例证,对课程改革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界定与分析,探讨了当前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应在利益主体、利益导向、利益机制、利益范围四个层面进行协调,从而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相对平衡,以翼为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供思考。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问题与思考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政府是主导,政府不动,改革难动;只有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国家对高校后勤组织应有专门的立法,对政府拨款、税收减免等扶持措施应以法规的形式体现,以保障学生的利益和后勤组织的规范运转。通过立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基本模式,从而从根本上保障高校后勤姓“教”而不姓“钱”。     

如何做好新时期乡镇党政办公室主任工作

乡镇党政办公室是乡镇党委、政府正常运转的中枢,其工作的综合性、全局性很强,不仅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起参谋助手,督促检查的作用,而且在上传下达,密切联系群众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新时期要出色地完成乡镇党委、政府的工作。这就要求:乡镇党政办公室主任要更新自身服务理念,充分认识做好乡镇党政办公室工作的重要性,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当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确保各项工作有利运转。     

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经验研究

2007年重庆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户籍制度、地票制度、"三权"抵押融资等改革措施,有效促进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利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没有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2011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的降幅为12.7%,而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实际降幅为21.8%,即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使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多下降了0.37。可见,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通过促进资源自由流动提高了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资源错配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破除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1086农户的实证研究

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基于有限理性的地票制度演进理论研究

重庆成立的地票交易所为城乡土地流转开辟了新的路径,对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也将具有积极意义。本文放弃了理性假设所要求的完美预期,而是以有限理性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一个正式的制度变迁模型,旨在说明这种地票制度变迁是如何随着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调整而逐渐演进的。在此框架下,我国的地票交易改革将有可能收敛于一个完全改革的均衡状态,但这一均衡结果将受制于由此制度变迁所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成本,即是以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为前提的。     

我国当前城乡差距的历史背景与主要特征

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是当前我国城乡差距的三大历史背景。市场化改革推动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从计划性和跨越式转向自发性和渐进式,总体上取得了成功,而融入全球化潮流则加速了这一过程。但是,涉农领域市场化的滞后造成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短板——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稳定城市化滞后。随着城市对农民工限制的取消、农业税的取消和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速度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实际影响大大削弱,农村土地制度才是深化涉农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由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是当前我国涉农领域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重庆“转户农民”退地情况调查与启示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处置,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转户农民"①自愿退出土地的比率较低。影响"转户农民"退地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有:配套政策未及时跟上、历史遗留问题、现行政策欠完善、土地利用未明确、改革资金周转困难等。"转户农民"退出土地,利于农村、农业更好地发展,利于其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也利于缓解改革财政压力;而农民转户不退地,可能形成"城乡三元"人口结构,使农村、农业发展陷入僵局,也会阻碍下一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宣传,尽快落实户改配套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现行户改政策和退出土地利用政策,拓展改革资金来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并允许"转户农民"退回农村,消除其后顾之忧。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与应对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急迫,任务也更为艰巨。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0—2020年为快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2021—2034年为高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2035—2050年为高位发展阶段,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常态化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将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风险、养老服务需求等产生深远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和服务一体化。     

涪陵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与对策

农民工问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农民工双重身份、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土地不能大规模集中使用,使劳动力资源与工农业生产专业化相背离,一方面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不利于形成稳定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大军,阻碍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创新土地、社保制度,树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思想,改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使农民工彻底变市民,从而整合劳动力资源,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