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学的基本差别在于其哲学基础的差异

中国传统医学(中医)和现代医学(西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来,争论不断。甚至有人主张废除中医。不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是行之有效的医疗体系,都是中国医学的组成部分。从源头上寻找它们间的差别,才能理解它们的根本差异。中国的古代传统思想注重于“无“,而西方哲学注重于“有“。前者强调共性,后者强调个性。中西方的医学发展,也是沿着这两个不同路线进行而形成目前的巨大差异。然而,它们有强大的互补性,是一个推动我国一些医学发展的重大动力。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在"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作用。其中,由各差会派遣的"医药传教士"身兼"牧师"和"医生"双重身份,行迹所至,施医济药,兴办医院和学校。西医教育也随着教会医院的增多和西医医生需求量的加大而逐渐兴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西医教育,尤其是对民国时期西医教育的起步和发展、西医学校的建立、改变传统的医学传承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的气论自然观与中医理论体系——兼论中西医学差异的自然观基础

医学与哲学自然观及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决定医学的不同的态及基本特征。中国传统哲学的气论自然观规定了中国传统科技特别是中医学重整体的基本特征。西方传统哲学的以分析为思维路径的原子论自然观决定了西医的重视局部的基本特征。两种医学体系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具有互补性。中医重整体,西医重局部；中医重功能,西医重结构；中医长无形,西医长有形；中医主运动,西医主静止。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应该发挥中西医学各自不同的侧重与优势,而不是走西医中化或中医西化的道路。     

伯驾与中国近代医学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是第一位来华的正式的传教士医生,他为西医的入华,在中美医学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中国医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正确客观地看待这些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医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变作出的重大贡献.     

马根济与西医在近代天津的传播(1879—1888)

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是第一个将西方现代医学体系完整带入近代天津的人,他对西方医学、医学教育与医事管理制度在天津的扎根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马根济与晚清权贵,如李鸿章等人的密切交往,天津上层士绅阶级对于西医的认识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样,西医在天津的发展从最初经费匮乏的尴尬境地中走出,踏上了一条由政府出资支持扶助的道路。     

清末民初山西西方医学教育的发展研究

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流,在清末民初时期达到一个显著高潮。这一时期,西方医学体系伴随着西方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明的进入,对我国西方医学实践和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山西而言,清末民初的西方医学教育主要经历了初步萌芽和蓬勃发展两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与当时的西方医学实践密不可分。在教会诊所推动西医传播的背景下,出现了诊所培育助手和官办医学馆两种形式;在教会医院兴盛背景下,产生了医院附属医学校和官办中西医学校两种形式。以这两个阶段作为考察对象,探索山西西方医学医疗和教育事业之间的有机关联,从而发现清末民初山西西方医学教育从碰撞到共生的特点,以期为今后医学教育创新探索提供借鉴。     

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及其历史意义

创办于1887年的香港西医书院,是香港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中国近代医学高等教育的发端。该书院的组织机构、课程设置、考试方法及师资建设等,全面引进近代西方教育体系,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探析西医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初成

西医学的传播有许多种途径，而兴办医学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近代中国由于西学的倡导，西医教育在中国起步并发展起来，改变了传统医学师徒传承的传播方式，对中国医学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意义。本文从传统医学教育方式转变过程的角度，探析中国西医教育体系在近代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并提出看法。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及医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以来,传教士以传教为目的,在中国开设大量教会医院,创办教会医学堂,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技术精湛的西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医学及医学教育的发展.     

当代医学人类学理论:持续、变革与发展

概述了医学人类学作为一种应用理论所赖以确立的历史语境。着重强调了两个主要的理论分支:非西方医学和西医文化。(1)陈述了疾病的成因,医学用于社会控制的政治功能,医治者在非西方医学体制下的文化角色。(2)强调当今的主题是应该把西医当作一个文化系统来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当今的理论应该如何指导研究者去应用医学人类学的专门技能进行针对全球疾病的可持续性防治,比如艾滋病和肺结核。重点在于解释该理论的主要原理,包括治疗过程、健康公平性、健康和疾病的社会结构以及对健康和治疗的跨文化研究。     

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对外籍医师的监管

近代来华外籍医师数量颇众,且成分复杂,良莠不齐,给民众生命带来一定的危害,并引起华、洋医师的同业竞争。中国医界认为外籍医师来华危害民命,有损利权,妨碍新医。为救济民命,挽回利权,保障业务,中国医界发出了对外籍来华医师加强管理的呼声。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初十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外籍医师进行规范,但在治权不完整的处境下,其成效甚为有限。     

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

西方医学作为基督教会传播教义的手段被带到了中国。其先进的制度体系、技术水平以及教会医师所体现的人文关怀,逐渐赢得了国人的认同;其良好的示范效应促发了中国传统医疗格局和医患关系的转型。于是,西方近代医院制度被移植到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随之启动。     

西医院校开展中西医结合教育的探索

当前的中国医学教育包含现代医学(西医学)和传统医学(中医学)两方面的内容。中西医结合学,作为并列于西医学和中医学的一级学科,是医学教育的第三种形式,其专业教育已逐步形成基础到临床、实验到实践的科学体系和系统课程。在西医院校专业培养中,如何在教材、教法、教学内容等中融入中西医结合元素,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培养适应临床工作、融会贯通的优秀医疗人才?需要在教学中明确教学目的,摸索教学方法,培养学生传统的文化素养和人文情怀,引入现代教学模式,构建和谐的医学教育发展模式。     

黄宽：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黄宽,中国早期著名留学生之一,留学美英并获取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又通过自设诊所、掌管医院、担任西医学教师等方式,积极推动西医在中国的开展和传播,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医学家、教育家,为近代中英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中医药学的走向世界和发展

郑和船队配置有数目众多、技术高超的医官医士;随着郑和七下西洋,船队通过多种方式向海外传送了中华医药卫生的经验,对海外药用生物资源进行了长期的考察,通过多种途径将其中对我国有用的种类予以引进,经过检验、应用,扩展了我国中医药的种类,促进了海外药物的进口贸易与中医药研究的发展,丰富了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内容。     

中华蜂的保护与黄种人体质健康的关联性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养蜂业的文化建构一直模仿西方的技术体系,引进西方蜜蜂优良品种意大利蜂等,以至于今天外来蜂种引发的生物污染导致了中华蜂的濒临灭绝。而中华蜂是我国传统养蜂业的主要蜂种,鉴于传统养蜂业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传统医药、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体质健康问题,因此中华蜂的濒临灭绝势必影响到国人的体质健康,所以保护中华蜂迫在眉睫。     

台湾文学中的疾病话语与现代性

当代台湾作家对疾病的隐喻进行剥离,祛除附在疾病身上的恐惧与道德判断,使人们能以理智、乐观的态度去对待疾病,直到最后战胜疾病。由此,回顾了台湾历史上中、西医的冲突,以及文学作品中,西医对中医神秘性的＂袪魅＂和中医反过来对西医形成的＂霸权＂＂迷信＂的＂袪魅＂。在这过程里,文学承担了部分反思西医治疗局限性的任务。此外,医生题材创作以富有人文主义关怀为重要特点,对疾病及隐喻有着反思作用。然而医疗文学还存在如何去突破现有成规及进行跨学科建构等问题,期待其可以深入台湾的历史、文化深处。     

挖掘鄂东中医药文化资源 推进黄冈中医药产业发展

作为中医药文化发源地的黄冈,对全国而言,出现"鄂东四大名医"独特文化现象是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中医药产业发展资源的。在建制1670余年的鄂东黄冈行政区域内,近千年来涌现出了北宋医学家庞安时,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万密斋,清末医学家杨际泰等享誉中外的医学名人。然而,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恰恰黄冈中医药产业发展明显滞后。面对其他日益崛起的中医药产业城市,如何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好自己祖宗遗传下来的独特人文资源和可利用与开发的绿色产业资源是今天黄冈人的责任。黄冈要有使命感和紧迫感,做大做强这个绿色产业经济,从而带动整个黄冈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梁启超的体育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军人物. 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梁启超曾不断介绍和传播西方体育理念,积极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现代化,是我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体育思想以"新民"为终极目标;主张体育事业"全面发展",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缺一不可;提倡军国民主教育,推崇"尚武"精神;注重女子教育和平等体育.梁启超的体育思想,不仅是当时救济积贫积弱之中国的"良药",对今天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