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嵇康的隐逸诗

魏末阮籍、嵇康处于全身远害的忧患心理状态之下，在诗歌中大量抒发了渴望隐逸的思想感情，因此，表现出由忧患避世到企慕隐逸的思想发展轨迹。但由于他们企慕隐逸此时只是存在于思想层面，诗人并未真正归隐山林，因此以隐逸缘由叙述与希企隐逸的志向表述为主要结构模式，由于性格、观念的不同，他们的隐逸诗中意象、情感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论嵇康、阮籍政治思想的转变

高平陵政变是促使嵇康、阮籍政治思想转变的关键。阮籍、嵇康政变后顺着各自思想逻辑的发展，其对政事的理解和处世态度产生重大变化，从而直接开启了新一代士风。     

论阮籍、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

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他们的诗歌代表了“竹林七贤”最高的艺术成就,在文化品格上表现出三重性。其一是道教品格,以游仙诗表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并掩饰自我思想上的痛苦;其二是儒学品格,表现为对儒学道德准则的遵循和具有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热情;其三是道家品格,对老庄思想的认同及追求生命的自然、全身避祸。三者交织,构成阮籍、嵇康诗歌文化品格的复杂性,从而造就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矛盾状态     

嵇康、阮籍人生之比较

嵇康、阮籍作为魏晋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把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名誉古今。然而,由于家世出身、个人性情、人生阅历的差异,也导致了二人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人生结局的不同。     

论老庄思想对阮籍、嵇康的不同影响及现代意义

阮籍、嵇康作为魏晋名士,在魏晋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同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人生经历和人格形象颇为相似,又力主"越名教而任自然",对老庄思想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作品中也多有涉及,但在对老庄思想的接受方面,他们在思想倾向、生活态度和对自然的看法上又有不同。     

阮籍嵇康的儒家思想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说：“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其阮步兵。阮籍喜好饮酒,借以避事,为求得自保,闭口缄言。心中郁闷,便驾马车,狂奔至路之尽头,放声大哭,泪尽返还,仿若无事,世人皆称其狂。     

论嵇康、阮籍思想的歧异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嵇康和阮籍是正始诗歌的代表,但两人诗风差异甚著。思想的歧异是形成嵇、阮诗歌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魏晋玄学背景下,嵇、阮思想歧异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这也影响了人们对正始诗歌的认识。本文通过具体分析,缕清嵇、阮思想的本原面貌,并由此深入地探讨了嵇、阮的思想歧异对其诗风差异的影响。     

嵇康、阮籍的精神个性与文学风格

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的人格形象同中有异.他们以玄学自然观为武器否定司马氏所标榜的儒家名教礼法,追求洒脱不羁、超逸绝尘的玄学人格,行为和思想都具有叛逆性.他们的人格形象在文学创作中充分展示出来,形成了同中有异的风格特点.     

阮籍、嵇康人生及文学比较散论

魏晋时期两位优秀的文学家：阮籍、嵇康。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都自幼怀着宏伟的志愿和不凡抱负,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才华出众。作为作家,他们崇尚老庄而否定礼法,进而否定儒家的一切,过着隐逸的生活。阮籍饮酒,嵇康服药,生活方式奇特,存在着与众不同的怪诞性格。     

阮籍嵇康的儒家思想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说:"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故世人又称其阮步兵。阮籍喜好饮酒,借以避事,为求得自保,闭口缄言。心中郁闷,便驾马车,狂奔至路之尽头,放声大哭,泪     

人的自由与仙的优游：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诗歌创作

游仙情结是嵇、阮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思想感情的必然的逻辑发展和艺术升华。但由于嵇、阮的气质、性格不同,其诗作之抒情风格亦随之而异,这种风格上的差异鲜明地反映在他们游仙诗上。嵇、阮继承了屈原、＂三曹＂的优良传统,踵事增华,进一步密切了游仙与现实的关系,深化了游仙诗的抒情技巧。他们的艺术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对郭璞《游仙诗》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因而在中国游仙诗发展的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死生的探求与抉择——嵇康和阮籍生死意识之比较

面对死亡枕藉的现实历史境遇,阮籍、嵇康对死生进行着痛苦的思考与探寻,突显出他们浓烈的生死意识。在死亡的观照下,阮籍以对现实的激烈批判、否定,甚而走向幻灭的人生,但最终难以摆脱现实生命的沉重：嵇康以对现实的抨击反抗却犹肯定人生,希图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求闲适自得的人生,却以生命的被戕杀为代价,两者无疑都是不幸的。但两者由于其家庭背景、思想和人格追求等互有同异,他们对死生的探求与抉择亦是互有异同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触目伤心的死生浩叹;二是对本体生命的眷恋和对现实人生的执著;三是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超越。     

逍遥游与师心使气——论阮籍、嵇康对庄子思想的继承与实践

阮籍、嵇康的哲学思想深受庄子影响,在"任自然"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方面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了这一思想,阮籍和嵇康作为庄子思想和后世文人之间的桥梁,对后世文人的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超越的艺术对抗现实政治:阮籍与嵇康的玄学心态

对庄子的"存在式"信仰,阮籍与嵇康以特有的艺术家的眼光体悟到了在庄子身上不仅能取其愤世嫉俗的现实批判精神,若能进一步研究则可契悟其返归自然之道。阮籍与嵇康不仅继承了庄子的养生、论乐以及为文的抒情传统,而且开创了魏晋的艺术之道,最后借着玄音在诗歌中达到了冲和恬淡的境界。在儒家仁爱精神之中体验着道家无为而自然的逍遥之境。通过艺术之心,在心斋中把政治加以净化,因而使政治得以艺术化。他们所要求做的政治,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也只有通过想象而使其在艺术意境中实现。     

从阮籍与嵇康游仙诗的比较来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建构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很注重导源于儒、道的理想人格的设计。当这种设计受挫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儒、道的侧重则又有所不同。如身处战乱时期的阮籍、嵇康,他们更多的从道思想出发,试图由否定现实而寻求超越,从而建构起一种超脱的理想人格。     

何为"大隐"--析阮籍、嵇康、陶渊明之隐逸

中国魏晋时期政权不稳,朝代更替频仍,玄学老庄之学大盛,知识分子个性生命意识觉醒,他们鄙弃传统的束缚人性自由的儒家道德规范,甘愿退避名利场选择隐逸生活.阮籍隐于朝、嵇康隐于市而陶渊明隐于林.相比较而言,阮籍隐于朝市最接近于权贵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与当权者有着诸多年连,受到庇护的同时威逼也同样深重,造成了其内心莫大的恐惧不安和隐逸生活的不彻底性;嵇康隐于市,虽不身仕乱朝却也享有特殊待遇,需要时时处处谨遵“谨慎”的处事原则,个性自由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并最终获罪被斩;只有陶渊明远离官场杂事,归隐山林,身心和谐地融入自然之中,达到了精神上的超脱.所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于山林的方式才堪称为“大隐”.     

从阮籍、嵇康与傅玄的诗歌看正始与西晋诗风的嬗变

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对抗司马氏统治,崇尚玄学,形成寄托＂遥深＂和＂清峻＂的诗歌风格。而西晋诗人傅玄投靠司马氏政权,尊儒反玄,诗歌崇尚拟古、讲究语言与形式的创新。通过分析三人人生选择、思想倾向与诗歌特点,可以看出西晋诸贤没有沿着阮籍、嵇康的创作道路发展,而是受到傅玄的影响,变正始玄思为流韵绮靡,从而开启了西晋追求文辞华美与技巧创新的诗风。     

元代骚体作品隐逸思想探微

元代骚体作品的隐逸主题非常突出,既有社会的原因又与原初骚体的抒情特征相契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心隐”。山水的吟咏背后震颤着痛楚和愤激,有对先秦两汉骚体的继承,但和同期的杂剧、散曲相比表现委婉。     

正始双璧——阮籍、嵇康比较论

正始年间,“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中虽各有千秋．但都反对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名教,主张“任自然而越名教”,成为当时文化精神的代表,被后人称为“正始双璧”。     

从乐论解读嵇康“手挥五弦”的艺术人生——兼与阮籍作比较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琴赋》两篇乐论是关于人心与音乐关系的探讨,体现出其音乐审美追求。但由于政治高压和创作目的的不同,出现了部分内容相互矛盾的现象。嵇康与阮籍音乐思想有着追求"自然"的共同点,但对于儒家礼乐和郑声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其根源是由于嵇康近道而阮籍近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