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三次下野

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一位独具特色的风云人物。他驰骋中国政坛数十年之久 ,为人多疑无信 ,善用权术 ;在其宦海生涯中曾三次下野 ,但其审时度势 ,纵横捭阖 ,三次又重执牛耳 ,手段之高明 ,用心之险恶 ,也可谓民国史上之一绝。1 92 7年宁汉分裂以后 ,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指责蒋介石“目中无党”“军事独裁” ,倒蒋的声势颇大 ,南京政府内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自恃有能力与蒋介石抗衡 ,遂有取而代之的意图 ,蒋桂双方积怨日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蒋介石妄图以军事的胜利扭转政治的被动 ,亲自到徐州指挥津浦线上的北伐战事。不料…     

浅析蒋介石三次下野的缘由

作者认为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中曾三次下野与复出,这决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各个历史阶段尖锐的社会矛盾斗争的结果,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暴露了蒋介石玩弄政治权术的阴险面目。     

蒋介石是怎样三次下野的

<正> 提起蒋介石,一般读者都知道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反动统治者,但对他在中国执政廿二年中,曾经被迫三次下野的情况,未必都很清楚。他究竟是怎样三次下野的?每次下野后为什么又能很快上台?就此,本文试图作一评述。第一次下野蒋南京政权建立后,当时面临着三大势力的威胁,一是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孙传芳、张宗昌所拼凑的安国军军政府;二是武汉汪精卫和唐生智所操纵自称为正统的国民革命政府;     

剖析蒋介石的三次“下野”

<正> 在“中国现代史”上,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常用的统治术,亦曾收奇效,然而,权术再高明也掩盖不了反动的本质,他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势力违背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结果只能被人民的力量所推翻,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从蒋介石的三次“下野”可见,“顺民者倡,逆民者亡”。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后

“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镇静谨守,持之以定,待机而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 ——引自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新桂系与广西矿业

本文着重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广西的矿业为什么会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在广西矿业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新桂系集团采取的措施有何利弊,矿业的发展与新桂系集团的势力有何关系。一 20世纪30年代广西矿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新桂系集团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条件,采取了较开明的吸引人才的措施和较正确的矿业政策。     

国民党在江西势力的消长与中央苏区的起落

在1931年以前,江西一直处于客籍军阀统治之下,他们本身力量薄弱,又同中央及地方土豪有很深矛盾,使江西成为反动统治薄弱的环节,为中央苏区的发展造成了最有利的客观政治环境。1932年以后,特别是1933年下半年以后,熊式辉主持赣政,建立了比较雄厚的江西地方势力。蒋介石的全力“剿共”与熊式辉的大力“协剿”,使江西成为国民党统治强固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要在江西一省之地打破第五次“围剿”,是很困难的。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适时跳出根据地,寻找新的落脚点,反而实行政治上的进攻路线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帮助敌人实现其战略计划,使革命陷于无可挽回的败局中。     

新桂系与抗日游击战初探

以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首的新桂系在抗战前后提出了以运动战、游击战为核心内容的焦土抗战理论,并不断传播,直至推动了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战术发生部分转变.同时,新桂系将游击战术运用于抗日实践,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和大别山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新桂系这种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游击战术对抗战带来了某些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因素.     

从考古发现看商族势力的消长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整个商族的文化遗存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内涵具有较大差异,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相应的展、缩态势;对照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商族势力在不同时期消长迥异,先后经历了兴起、扩张、调整、极盛、消融几个不同阶段。因此,体现不同时期商族势力的商代疆域也不宜一概而论。     

衡宝战役与新桂系的覆亡

一九四九年中秋时节,新桂系军阀白崇禧率领的华中战区残部,节节败退,集结以衡阳为中心的衡(阳)宝(庆)和衡耒(阳)一带,拟与解放军进行一次决战.企图阻止解放军的南进,借以争取美援,待机反攻。十月七日,白崇禧看到两翼已经暴露,正面大军压境,便突然决定向桂边撤退,逃避决战,仅将其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各两个师,置于衡宝线上,以为后卫。但这一次未能逃脱,终于酿成了一场大战。衡宝战役的结果,歼灭了白崇禧的四个精锐的后卫之师,给予桂系以致命的打击。     

汝州得失与唐代中期淮西割据势力的消长

唐代汝州是防守东都洛阳的重要屏障,同时,在唐代中期淮西割据局面出现后,汝州又成为震慑淮西割据势力,保障漕运畅通的要地,其军事枢纽地位得以强化。在平息淮西李希烈、吴元济叛乱的军事行动中,汝州地区的攻防形势对战局演变影响明显,充分体现了其重要的军事价值。     

新桂系与抗战前的广西对外贸易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 ,由于市场网络转变的滞后和商品结构发展的畸形 ,广西近代对外贸易在新桂系主桂之前一直是在困境中发展。新桂系上台主桂后 ,进行了一系列制度上的变革 ,制定了一系列贸易、工业、市场管理和金融制度。这些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广西对外贸易的格局。     

东汉末年青徐兖地域长官与割据势力的消长

东汉末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完全失控,地方陷入割据混战的局面。青徐兖地域为诸多割据势力所青睐,成为曹操、袁绍、刘备、吕布等激烈争夺的目标和烽火连天的战场。董卓专政时期,刺史由原来的地方监察官演变成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青徐兖地域刺史一职遂为董卓、曹操等割据势力重视和控制,并成为他们进行权势角逐的手段和工具。对青徐兖地域长官和青徐兖地域的争夺与控制成就了曹操霸业,加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新桂系的行政督察制度

行政督察制度是新桂系统治广西时期的一项重要行政制度,在全国为首创。新桂系创设这一制度,旨在加强全省行政统一和省政府的权威,确保其政令的贯彻实施。它是新桂系集权政治在行政运作上的表现,虽然在实施中也存在缺陷和弊端,但成效是明显的,对维护新桂系的割据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间势力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述评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中间势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当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之时，中间人士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最先提出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以及谋求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具体办法，对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国共矛盾愈演愈烈之时，他们又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调解矛盾，平息内争，沟通歧见，防止国共矛盾进一步激化，维护了团结抗日的局面，对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间势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特殊贡献，成为中华民族抗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建设话语与新桂系的民族政策

民族建设的基本涵义是同一国家之内实现政治和民族文化的统一化。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建设话语是孙中山的“民族同化”思想和国民党的中央集权主义。广西新桂系势力迎合了这一民族建设诉求,实施了各项民族政策．取得一定的成就,同时也牺牲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但不管是民国时期的民族建设话语还是新桂系的民族政策．都必须“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团结、巩固和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基准,才能实现民族建设的目标。”     

试论新桂系时期广西的体育事业

新桂系时期,对广西体育事业发展比较重视,制定了明确的发展规划。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前,广西的学校和民众体育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抗战时期,广西大中城市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促进了广西近代体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新桂系的民族政策述评

新桂系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是民族同化。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新桂系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政治、化教育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新桂系推行大汉族主义,强迫弱小民族同化,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给少数民族带来了许多苦难,违背了少数民族的意愿,恶化了民族关系,加剧了民族矛盾。新桂系民族政策的反动性是明显的,消极影响是严重的。     

新桂系时期留俄生的选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全国的"留俄热潮"中广西产生了第一代留俄生。新桂系时期留俄生的选派主要有由广州国民政府及广西当局公开招考、广西省军政机关特别派送三种方式;回国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从事教育工作,一部分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骨干,一部分人则成为国民党新桂系集团中的党政军干部,在三十年代的广西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